【薇羽看世间】一代奸相周恩来

【真相网2020.9.22】被中共奉若神明的周恩来，其真实面目却是一个大奸、大恶、极其伪善之人。他参加光照帮（即光明会），听命于苏联和斯大林，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在中共建政后，作为中共总理，他和毛泽东大量出卖中国国土。本节目讲述的是周恩来的大奸部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一代奸相周恩来（上）

大家好，这里是《薇羽看世间》，我是陈薇羽。

说起周恩来，我就想起小时候学的课文“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个时候，觉得周总理太完美了，正人君子，良臣贤相，道德楷模。

在很多中国大陆人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一直被奉若神明，人们对他的敬重甚至超过毛泽东。但是，周恩来真的这么崇高吗？当真实的历史浮出水面、人们也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周恩来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我打算花三期节目的时间来讲他，揭开他伪善的面孔，也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共产党人。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和光照帮，也就是光明会的关系。

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76年1月因膀胱癌去世。

周恩来19岁赴日本求学，虽然应考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一高等学校，但都没有被录取，不得不回到南开大学。

据中共官员的回忆录记载，在日本期间，周恩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看过一些关于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政变的报道。他向往列宁式的政变，想要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1920年初，周恩来因参加学运被南开开除，同年底，受南开校父严范孙的捐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周恩来去了法国，李福景去了英国。为什么要提李福景，因为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慢慢说。

周恩来到了法国后，并没有专注学业，而是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3月，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建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光照帮的活动，之后成了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

中华民国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1895-1991）是国家主义者，反对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当年他也在法国留学，对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周恩来多有了解。据他回忆，20年代初，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代表，通过巴黎的光明会（即光照帮）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革命。李璜亲自参加过光明会的活动，发现周恩来几次都在场。

因为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跟第三国际代表沟通，他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作为中共的一个海外的分支机构，社会主义青年团，它的前身是中国少年共产党，还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训练，学习如何从事斗争，如何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等等。

为了检验“培训”成果，社会主义青年团搞了几次运动，如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攻打中国驻法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每次行动中，都少不了周恩来的身影。

让李璜印象深刻的是，1923年中华民国双十国庆节，600多名爱国人士在巴黎Zataria饭店的大厅召开了国庆纪念会，不料半夜，周恩来带了十多人闯进饭店捣乱，他们高举红旗，大唱国际歌，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

1921年10月，在大闹里昂宿舍后，105名中国留学生被遣返回国，包括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大约30名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坐镇巴黎的周恩来却逃过这一劫。

周恩来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暴力行为引起了李璜和另一些法国留学生的警觉。为了不让“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容易成功”，李璜成立了专门反共的“中国青年党”，并通过刊发《救国》杂志，揭露俄共指挥中共的事实，并揭发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700卢布为生活费，因此他们称共产党为“卢布党”。

1924年，李璜发现周恩来等旅法共产党纷纷回国，预料他们会在国内大搞共产活动，觉得一定要跟踪追击。这样，他也跟着回到了中国。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26岁的周恩来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人选，从法国回国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一个在国民党内部毫无功绩的周恩来，何以一回国就被任命这么重要的职务？

原来，应共产国际的要求，周恩来在1923年就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更重要的是，周恩来1923年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身上揣着一封共产国际的推荐信，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正是这封推荐信，让周恩来爬上了高位。那时候，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

受过苏俄培训并受到赏识的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

香港《开放》杂志曾经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从目前披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周恩来参加了光照帮，听命于共产国际，受控于斯大林。周恩来加入国民党，其实是渗透到国民党内，借机发展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建立苏联式的红色政权。

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这个组织发展快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周恩来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渗透在国民党之中，另外一部分是军队中的指挥官和政治系统。这也导致了北伐回来的蒋介石，决定“清党”行动。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共”，中共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周恩来遵从共产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策动了南昌暴动。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暴动，二次暴动以失败告终，毛选择去偏远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则继续遵循共产国际指示去攻打广州，但再遭重创。

之后周恩来继续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暴动。因为按照苏俄的看法，革命要成功，必须发动城市暴动，和毛泽东的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完全不同。从周恩来屡战屡败但仍然坚持共产国际的做法，也可以看出他和苏俄的关系。

其后，因斯大林对毛泽东占山为王的做法很不满意，指责他是“富农路线”，1929年，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的兵权，撤消他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遵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命令的结果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跑。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而蹊跷的是，周恩来却没有一次承担责任，即便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通过支持毛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权力，而王明、博古就成为了替罪羊。

在中共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特科不仅控制中共的地下党，还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在苏区，特科系统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利用苏区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恩来更多时候采取的方式是杀人，与斯大林大清洗的做法一脉相承，其中就有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我们下次再详细说。

说到周恩来听命于苏联，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一些佐证。《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中说，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说过，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对周的判断，也不是无中生有。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曾千里迢迢坐专列奔向莫斯科，但他在苏联受到斯大林的冷遇。

作为光照帮的高级成员，斯大林在苏联成立了共产政权后，更大的野心是要用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所以，在莫斯科，斯大林为了不让毛泽东搞民族主义，曾经关了毛泽东的“禁闭”：整天不得出门，不能见斯大林，也不能见其他人。

在斯大林开大会批斗毛泽东时，毛泽东被吓得不敢吭一声。赶紧拍电报让周恩来赶往苏联，等周恩来一到，中苏很快就达成协议。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的24天中，周恩来亲手签订了66项文书，其中《补充协定》和两份《议定书》都是绝密的卖国文件。包括，外蒙古 154 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中国东北100万平方公里，合计共431万平方公里，接近中国领土的40%，相当于120个台湾，全部割让出去了。我们在以前节目中提到的海参崴，就是从周恩来手中给了苏联的。

周恩来和苏联怎么谈判的，外界至今不得而知。对于条约中承认外蒙古独立，就连毛泽东自己都说“丧权辱国”。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周恩来跟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卖国条约有效期30年。

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这个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也没有再延长。但是，在江泽民掌权之后，从周恩来手中接棒，又跟俄罗斯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将大批土地永久给了俄罗斯，这些我们在之前节目中已经谈到过。

事实上，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边界冲突加剧，周恩来负责解决边界问题。而他签订的边界条约或协定，无一例外的是中方主动让步，出卖了大量中国领土，周恩来是具体操盘手。不过现在看来，对于那些被割让的土地上的人来说，可能还庆幸没有被中共统治。

1955年，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1960年10月，缅甸从中国划走了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小香港南坎。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1961年10月，尼泊尔要走了部分喜马拉雅山，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等；1962年10月，朝鲜伸手要了部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半，周恩来拱手相让。

旅美中国国家一级编剧、黑龙江作家关守中在《白头山血统》一文中讲到，1962年10月，居住在长白山天池南部村镇、岛屿上的居民以及四个林业局接到命令，放弃世世代代经营的田地、林场、渔场，把长白山天池的一多半，以及南坡几百平方公里的宝地割让给朝鲜。林业职工和居民们各个抓心挠肝，跺脚咒骂：“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竟干出这种断子绝孙的卖国勾当？！”

此外，周恩来还将中国的土地，割让给了阿富汗、印度等。

有一些历史学者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卖国原因，做出了种种推断。有的归于外部原因，比如，中共为了巩固政权，有求于苏联，想和周边有领土纠纷的国家搞好关系，以国土换和平；而有的归于内部原因，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都是从山沟里出来的，不懂治国，也不懂地理、地质、矿藏和经济，等等。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而实质的原因是，中共自建党以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苏联。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过光照帮的秘密使命，就是要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以最终实现沙巴蒂-法兰克的弥赛亚使命。

而对执行光照帮使命的共产党人来说，国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国家和主权都是国际主义的绊脚石。相反，在他们眼里，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从而控制全人类，才是他们的目的。这样看来，他们的卖国行为是他们的目的使然，是主动而为。

根据国语字典的解释，汉奸是为一己的利益而甘心出卖国家的人。作为中共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出卖的国土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宰相。从这一点来看，称周恩来为一代奸相，一点也不为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见！

一代奸相周恩来（中）

大家好，这里是《薇羽看世间》，我是陈薇羽。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周恩来听命于共产国际，执行秘密使命，和毛泽东一起出卖了大量国土。没想到触痛了粉红和五毛的玻璃心，完全接受不了周恩来的真实面目，也难怪，这么多年来，在中共的宣传中，周恩来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完美、儒雅的“好总理”形象。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心目中的伟人形象轰然倒塌呢？

不过，周恩来的真实面目远远不止那些，今天这一集，你会看到周恩来其实是一个极其残忍，视人命如草芥的屠夫。

1923年秋，共产国际的总书记、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流亡到德国，负责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及特务培训，以在各国策动红色革命。周恩来也因此成为季米特洛夫的门徒和亲信，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中国的负责人。此后，周恩来一生都干着特务勾当，他所做的一些事往往不为外人所知。

据考证，中国使用“特务”这个词，最早是来自中共的“中央特科”，也称红队。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包括陈赓和顾顺章等人。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和政治保卫，其中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暗杀背叛中共的党员和特务。顾顺章灭门案就是其中一例。

顾顺章被认为是中共的全能特务，他曾经到苏联拜“克格勃”为师，善于化装、魔术表演、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还会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称得上中共的“特务大师”。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并叛变，还没有来得及招供，周恩来闻讯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残杀他全家十多口人。

当夜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中有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斯励，他是国民党26军第2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也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周恩来被第2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情谊帮助他出逃。那天，周恩来策划指挥并亲自动手，斯励也被灭口。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达数十人之多都被残杀，尸体全部深埋，并被砌入水泥里。

这次杀人行动经过一个炎夏都没被察觉，顾顺章四处打听家人下落而无果，他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1931年11月，中共特科的王世德被捕，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近百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共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红军败退，不得不向西北大逃亡。为了不曝露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周恩来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他控制的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的人，多数就此“失踪”，无需宣布任何理由和交代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有数千人。

为了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法庭不远处，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座小木桥，桥下就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掘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

在红军撤退或在国统区长途行军时，落伍官兵如果无法抬运，就由政保局人员“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他们被俘虏泄密。据中共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回忆，“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龚楚目睹了万人大屠杀，以及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从背后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在中共建政后，周恩来继续扮演着热衷暴力、嗜血成性的角色，比较知名的有克什米尔空难、三年大饥荒、印尼排华、红色高棉、香港67暴动等等。

克什米尔空难，是指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得知印航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而周恩来自己却没有上这架飞机，导致他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共11人葬身太平洋，心狠手辣程度令人不敢想像。

1958年，中共发动大跃进。据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揭示，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无视四千多万中国农民被饿死的现实，依然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000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10,000吨小麦和大米。

1961年底，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曾经对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作报告，说当时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相关的表，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统计说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掉。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询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回复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至今，在中共档案里，没有1959-1961年3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数的准确统计数字，后人不知道真相，没有人被追责……

为了推行共产主义，周恩来不仅不顾国民的死活，更是革命输出到海外，让海外华人深受其害。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印尼排华事件，红色高棉大屠杀，周恩来都难脱干系。当时周恩来曾向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代表拍胸脯保证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共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变颜色。”

周恩来的这句话让第三世界国家强烈不满。因此发生了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排华事件，特别是印尼1965年的排华事件，和周恩来指挥下企图帮助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更是有直接关系。

1945年，印尼独立，成立印尼联邦共和国，苏加诺出任第一任总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同时也输出“革命”，扶植印尼共产党。

苏加诺与中共走得很近，他利用共产势力来抗衡宗教和军队，以维持他的独裁。在周恩来的推动下，苏加诺意图成立军队之外的武装组织，以印共为骨干，由中共提供武器和培训。印共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共产组织，党员超过200万，势力膨胀对印尼传统社会造成极大冲击。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九三零事件”。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的亲信、总统卫队三营营长翁东中校发动政变，绑架并杀害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右翼军方领袖，想要掌握军队。军队将领的苏哈托当然就不干了，指责印尼共产党暗杀政敌试图夺权，随即组织右翼军人，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这就是当年的印尼排华事件，由于中共在海外输出红色革命，干预他国内政，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处决，50万印尼华人因此丧生，其中很多人是无辜失去生命。

此外，周恩来也将暴力输出到香港。2017年，是香港67血腥暴动50周年，香港资深传媒人罗恩惠翻查有关67暴动的零碎官方档案，访问暴动参与者和少年犯，拍摄成记录片《消失的档案》，其中记录了中共高层参与香港暴动的情况。为了支持暴动，周恩来曾授权运送8,400把甘蔗刀到香港，实施暴力，但最后未能成行。

暴动从1967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最终造成近2,000人被检控，超过800人受伤，五十余人死亡，包括被伪装成礼物的炸弹炸死的两名儿童。历史资料显示，67暴动是在大陆文革的背景下，由中共在背后操控指挥的一次暴乱，也是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手法在香港的一次大练兵。

有人曾经将周恩来比作中国的贝利亚。贝利亚是斯大林实施大清洗的刽子手。不过，周恩来杀人数量远超过贝利亚，而且他的残暴与狠毒更是让贝利亚难以望其项背。

《人民报》曾刊登作者沉静的文章《周公汤的冤魂魅影》，署名北海青年的文章《杀人魔王：中国的贝利亚——周恩来》也在网络上流传甚广。这两篇文章都披露了周恩来爱吃活人脑和用人脑加工成的“玉仙羹”，内幕极其血腥和恐怖，超出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有很多人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会如此凶残？道理简单却难以置信，因为对于善良人来说，是无法理解共产党的杀人动机的。而对于执行共产国际秘密使命的周恩来，却深谙杀人的精髓和作用。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从诞生起，就继承了魔鬼撒旦的嗜血特点，信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理论，也就是杀人理论。所以，无论是在建政前还是建政后，中共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清洗，从万人坑到AB团，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杀人无数。

从现实需要看，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恐怖中接受现实。所以，杀人成了中共维持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对中共党魁们来说，血债越欠越多，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

据民间统计，自1949年以来，中共害死的中国人至少有6,000万~8,000万。有人将杀人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的确，毛泽东是运动的发起人，而周恩来是实际执行人。特务出身的周恩来，捏造事实，罗列罪证，都是他的看家本领。可以说，没有周恩来庞大的特务系统的支持，毛泽东很难发动一场场运动。

马克思魔变后，诅咒上帝，声称要毁灭全人类，马克思自知将下地狱。而周恩来也似乎知道自己的归宿，不仅三次刨平自家祖坟，还要求自己死后挫骨扬灰，想必是害怕后人找他清算，他曾经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于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来说，下地狱应该是周恩来的唯一归宿。

有人说，周恩来如果那么坏，怎么不多找几个女人给他生孩子，为什么还一生无子？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次来说。好了，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下次再见！

一代奸相周恩来（下）

大家好，这里是《薇羽看世间》，我是陈薇羽。

一直以来，中共官方将刘少奇的死归罪为“四人帮”，不过，很多人现在已经明白，整死刘少奇的是毛泽东，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对刘少奇定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周恩来。

根据中共党史专家、周恩来研究学者高文谦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在她的儿女们写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最后，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不过，当王光美了解了很多情况后，她对周恩来的看法彻底改变。9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部讲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电影《周恩来》，由王铁成主演，但王光美领着全家拒绝观看。

前两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周恩来执行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出卖大量国土，以及他杀人如麻的真相。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周恩来的人品，以及他鲜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刘少奇一度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两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当毛泽东决定抛弃刘少奇后，周恩来的态度就变了，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从政治上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

据《新史记》记载，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搞特务出身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情况最了解。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罪证材料的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虚假材料根本报不上去。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写着“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并批示“刘贼该杀”。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这份报告。

1968年11月24日，在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收音机作为生日礼物，目的是让他听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直接从精神上击垮刘少奇，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亡。据当事人描述，刘当时已经浑身糜烂腥臭，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一个国家主席，就这样没有尊严的消失了。

有人说，周恩来加害刘少奇是被动的，是执行毛的意思。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但是，在贺龙专案中，周恩来就不只是帮凶了，他的虚伪更显得淋漓尽致。

贺龙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中，贺龙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被打倒。

1927年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是总指挥。之后，周恩来介绍贺龙入党，两人有着将近40年的交往，可谓知根知底。

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1966年，贺龙逃避红卫兵的揪斗，曾跑到周恩来家避难。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40年前，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恩来一定会搭救。

但是，对于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周恩来夫妇对他们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却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贺龙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周恩来申辩一下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希望周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机会。1967年1月，贺龙被周恩来送到西山，名为“保护”，实质是关押。

从披露出来的史料显示，周恩来不仅是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落实对贺龙的隔离审查，还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贺龙罪名的升级更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重惨死。后来贺龙被平反，周恩来又在人前装好人，对贺龙的夫人薛明说：“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

在电影《周恩来》中，中共将周恩来塑造成文革中被整官员的“大救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好总理”，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据资料显示，毛泽东想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往死里整，从而制造了更大、更多、更久的人间惨剧。

阮铭曾是胡耀邦的智囊，他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文中披露，在周死后一年，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1927年去世时，6岁的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据孙维世的侄女孙冰在《我的姑妈孙维世》中说，周恩来和孙维世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一般。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周恩来把孙维世带回家中时的喜悦，邓颖超已看出周恩来内心的秘密。

据大陆《同舟共进》披露，1949年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时，江青要求前往，没有得到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也有文章披露，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孙维世遭到毛泽东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嫁给了花花戏剧艺术家金山。金山曾经跟江青是情人关系。

婚后，孙维世曾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用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文革爆发后，江青下令将孙维世抓起来，周亲自在批捕书上签字。1968年10月14日，年仅47岁的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锁着。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

因为做的坏事怕曝光，以致邓颖超都要求中央销毁文件。据前中共高官李锐回忆，当时邓颖超找杨尚昆，说周有些文件不能留，要求销毁。杨尚昆说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现在就请示，她不走了，就在这里等。杨尚昆当场电话请示，邓小平同意销毁。销毁时李锐在场。

有些中共历史专家，根据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判定周是忠于毛泽东的。但有另一种说法，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是，相互利用、相互提防、时刻都准备置对方于死地。

1971年，周恩来和毛泽东设计逼林彪出逃，导致林彪飞机失事葬身于蒙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借此将文革之火烧向周恩来。

1974年，在毛泽东授意下，江青等发起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将林彪与孔子并列批判，罪名是“批判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其后又将批林批孔演化成了批大儒，最后成了批周公。

不过，毛在林彪死后，在中共高层威望下降，而周恩来则威望上升，加上周恩来在党内和军队内部，树大根深，又善于伪装和保护自己，让毛泽东一时还无法直接整倒周恩来，只能借文革敲打周恩来，让周恩来内心十分惶恐。周恩来在死前4个月，被推进手术室前，大喊“我不是投降派！”

事实上，林彪死后一个月，周恩来坐飞机就害怕，连专机组人员都发现了。在一份公开的史料记载，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君主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中国，周恩来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上飞机前，周恩来反复询问飞机安全检查情况，上了飞机后，周恩来居然出现幻觉，认为飞机正飞往国外，一度很是紧张，周的恐惧、怀疑的表情全写在脸上。周恩来害怕自己步林彪后尘。

不过，毛泽东还是抓住了一个机会。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每月一次的尿检时，确诊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如果及时治疗，治愈率可达百分之八九十。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却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毛的这四条，条条致命，全是癌症大忌。

医疗专家们不懂政治，只是知道人命关天，对毛四条不满意，一再陈情，汪东兴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

最终，毛泽东利用周恩来的癌症杀了周恩来，让周先走一步。8个月后，毛也一命呜呼。

对很多人来说，周恩来感情专一，哪怕一生无子嗣，也对邓颖超不离不弃。但是，周恩来的一切都是被美化和包装的。真实的周恩来，生活放荡。

罗宇是中共元老罗瑞卿将军的儿子，现定居美国。由于其父与其他中共元老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罗宇从小能够了解到一些中共高层家庭内部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说，五十年代末，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就在小圈子里到处散布，她要给周恩来找个小老婆，为周恩来留后。

而据德文媒体报导，周恩来还有一个与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1954年7月，周恩来访问东德时，有一位自称是他后代的东德男子要与他见面，被周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点，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地媒体报导，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生有一个儿子。这名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深入采访中，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还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海德曼说，周恩来的情人叫史蒂芬，曾经是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1923年周恩来住在那间旅店期间与她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之后为周恩来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12天后，史蒂芬被旅店老板解雇，从此与周断绝音讯。

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库诺的妻子改嫁，留下一子威弗利，全名古诺·韦尔来德·周，1954年海德曼采访他的时候，他才10岁。

周恩来除了私生子传闻外，还有私生女传闻。1994年3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副标题是“周恩来与神话的终结者：艾蓓”。

孔捷生的文章说，艾蓓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民主中国》杂志独家发表了艾蓓的多张照片。她的长相的确跟周恩来有几分相似，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大眼。

艾蓓，写了一本书《叫父亲太沉重》，她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母亲安然和周恩来，以及自己的感情经历。后来，面对外界的质疑，艾蓓邀请了《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是周恩来之女的铁证。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没有公布。

事实上，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不过，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录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去哪里，“去干啥、待多久、从没有讲”。而他们有什么事要说，主要是家庭里的事，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谈。所以，卫生间被他们称为“第一办公室”，“谈话间”。

除了混乱的异性交往，周恩来还被香港记者曝光可能还是一个“男同志”（同性恋者）。

曾担任《开放》杂志编辑的香港记者蔡咏梅，历时三年写成了《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一书。书中披露，周恩来很可能是男同性恋，曾和学弟李福景恋爱两年。

书中披露，周恩来原本期待李福景毕业南开后，能到日本一起继续读书，但在得知李福景转往香港求学后，蔡咏梅观察到周恩来“情绪崩溃”，日记结构突然变得散乱，甚至只得寥寥数语。而在日记中周恩来以“吾爱友”、“吾慧弟”来称呼李福景，蔡咏梅认为这是周恩来与李福景交情亲密的证据之一。

1920年，留学日本不顺利的周恩来，与放弃香港学业的李福景，两人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赴法国，但目的是去英国读书。李福景成功在英国入学，周恩来却没能留下，只能去了法国。周恩来在日记中流露出他感受到“情”所带来的烦恼。他写到：“恋爱是由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万物，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

蔡咏梅认为，周恩来“在与李福景关系破裂后，思想就突然变得激进”。周恩来转赴法国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资助，1921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23年，他突然从法国寄信向邓颖超求婚。邓颖超是周恩来在中学时代“觉悟社”的社友，不过连邓颖超自己也曾表示，对周恩来突然的追求感到很意外。

蔡咏梅表示，周恩来后来跟邓颖超结婚是为了掩饰他的性取向，也有政治和传宗接代方面的考虑。当时邓颖超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名气上远远地大过周恩来。

蔡咏梅还认为，周恩来身为在毛泽东主政时期实际享有权力，甚至在形像、威望上超越毛泽东，对毛的态度却是“卑躬屈膝、逆来顺受”，逻辑上难以解释。“那是因为周恩来有个秘密”，深怕毛泽东知道他是同志，因为同性恋在当时的共产党会被视为犯下“流氓罪”。蔡咏梅认为，这是解开重视自我形像的周恩来，对毛泽东采顺从态度的秘密钥匙。

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周恩来一生无子嗣，这个问题在现有的史料中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据我们找到的信息综合分析，应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邓颖超曾经两次怀孕都小产。一次是大逃亡的时候小产了，第二次检查是怪胎，直接打胎了。

另外从周恩来多次铲平祖坟和他死后要求火化扬灰，说明他不想留下任何可以让后人清算的把柄，那么他就更加不会留个孩子让后人去批斗了，至少不能有名正言顺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性取向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更大可能是政治婚姻，共产国际的需要。

历史就像滔滔江水东逝去，冲走的是时间，沉淀的是真相。真相终将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浮出水面。关于周恩来，我们就说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历史故事。《薇羽看世间》，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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