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謊言下的｢白毛女｣

說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華人中，聽說過這齣戲的恐怕也不少。它問世於抗戰後期的華北｢根據地｣，說的是這麼一個故事：佃戶楊白勞因還不起地主黃世仁的債被逼自盡，其女兒喜兒被用來抵債，被迫到黃家做工，遭黃姦汙，後逃進深山，以廟中供果充饑，頭髮變白，被迷信的村民稱為｢白毛仙姑｣。後來喜兒由過去的戀人，現已參加八路軍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開鬥爭大會，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當年，解放軍打到哪裡這齣戲就演到哪裡，它的上演成了白與黑、善與惡的分水嶺，從此一個｢舊｣中國結束，一個｢新｣社會開始。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齣戲享受過如此｢殊榮｣，在朝代更迭中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然而，若是細究它的由來，揭開其｢創作｣過程的內幕，還有很多應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說這個題材的由來。晉察冀一帶民間好幾百年就一直流傳著一個｢白毛仙姑｣在夜間顯靈向村民索要獻供的傳說(《人民政協報》1993年7月13日曾載流沙河先生的長文，詳細考證古籍中的這一傳說的流變)。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裡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民間傳奇，其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此為《白毛女》的雛形。
其次說它的演變。延安的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文人對這題材局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足，他們組織了以賀敬之為首的創作班子，冥思苦想，無中生有地發掘其政治意義，硬是將它升格為一部表現｢階級鬥爭｣主題——即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而反抗的戲劇。此為《白毛女》創作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
1948 年8月，周楊建議將這齣戲作為向中共｢七大｣的獻禮，對其主題再次｢提煉｣，這回歸納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誇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懷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時，民間那種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 ｢新｣的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當時中共高層對這齣戲非常關心。這齣戲將中國劃為陰陽兩重天，雖然神神鬼鬼但據說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難辨，因而被視為宣傳戰中的一顆重磅炸彈。毛澤東親自示意戲的結尾要反應中共政策的轉變，即｢土地要分掉，黃世仁要槍斃｣。因為抗戰要結束，｢減租減息｣和｢團結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階級｣所取代了。
多少年來中國的觀眾，習慣於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單純的故事，有誰會想到一出鼓吹懲惡揚善的戲劇背後有如此複雜的政治背景呢？有誰想到自己作為觀眾的義憤填膺，恰好是中共為一黨之私所一手精心策劃和操縱的結果呢？這就是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相結合所產生的特殊效果。這是只有深懂人性的弱點，絕無道德的顧慮，不擇手段只為奪取權力的宣傳老手才能做到這一點。
到了文革時代，每年的除夕，廣播中都要播出這齣戲，以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
在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就在此時，無處不在的喇叭里卻傳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讓人們在與｢舊社會｣的對比中獲得虛幻的滿足，併產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悲劇在現實中一直上演著，一演就是六十年。
也許，中國近代史上最殘酷之處就在於真實的苦難被虛構的罪惡所掩蓋。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時代真正把人變成鬼的話，那也只有在中共的統治下，無數的人一夜之間被剝奪了人格尊嚴乃至生存權力，被毆打、被關押、被驅逐，甚至被殘殺，六十年來，中共殺害人民的屠刀從未放下過。在此意義上，｢白毛女｣的所謂人變鬼鬼變人的主題，倒成了某種令人恐懼的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