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谎言下的“白毛女”

中共政治谎言下的“白毛女”说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听说过这出戏的恐怕也不少。它问世于抗战后期的华北“根据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当年,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先生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的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足,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硬是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 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时,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 “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虽然神神鬼鬼但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多少年来中国的观众,习惯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单纯的故事,有谁会想到一出鼓吹惩恶扬善的戏剧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呢?有谁想到自己作为观众的义愤填膺,恰好是中共为一党之私所一手精心策划和操纵的结果呢?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这是只有深懂人性的弱点,绝无道德的顾虑,不择手段只为夺取权力的宣传老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文革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悲剧在现实中一直上演着,一演就是六十年。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在中共的统治下,无数的人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力,被殴打、被关押、被驱逐,甚至被残杀,六十年来,中共杀害人民的屠刀从未放下过。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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