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其人真相

郭沫若作為為中共打天下和歌功頌德的首號筆杆子，中共說其功勛卓著，但也有很多學者和民眾認為其助共為虐、罪孽深重。下面選載幾篇海外媒體刊登的一些學者關於郭沫若的歷史事實和評論。正所謂千秋功罪自有評說，終究歷史會真相大白，就讓時間慢慢揭開真相吧。

余傑﹕王府花園中的郭沫若

【作者﹕余傑】【大紀元10月3日訊】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價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經出版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有數十冊，可是這些書中的｢郭沫若｣與真實的郭沫若相去太遠了。周恩來說過｢有人說，學術家與革命行動家不能兼而為之，其實這在中國也是過去時代的話。郭先生就是兼而為之的人｣。周氏的這一評價顯然是褒詞，但我們不妨從反面觀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劇所在——將為人、為文、為學、為政攪成一團，終於導致了獨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時代，郭沫若如閃電霹靂般登上詩壇的時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經隱然可現。雖然他激情萬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調越顯得底氣不足。他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的一個舊式家庭，從小受好的是傳統教育。後來留學日本，接觸到的卻是非驢非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種極醜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藝妓、泯滅人性的軍國主義、面目猙獰的科技主義。這樣，郭的文化構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沒有接觸到真正的西方現代文明，沒有現代自由意識作參照，既難於確認自我的價值，更不可能建構起現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學領域裡，他還可以憑藉天才登高一呼，一舉成名；在政治領域，他卻不由自主地成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劇。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藝論集》中說，｢心安理得地做一條大眾的尾巴｣、｢尾巴主義萬歲｣。這種極端的民粹主義導致了他對主體性的主動摒棄。一九四九年以後，作為詩人與文學家的郭沫若不復存在，但人們仍然把他當作文化巨人來看待，這確實有點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玩笑｣，但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我翻閱他此後所寫的作品，大致有三類：一是歌頌黨和領袖的偉大；二是捍衛黨的原則，奉命討伐異端；三是挖自己的心、懺悔自己的不潔。｣《女神》之後，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算他還有自知之明，但從《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兒，退化到給毛和作舊體詩的文學弄臣，這｢向後走｣的幾步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不禁想起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像蒼蠅一樣飛開去，繞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郭氏一生，與魏連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責其｢無恥｣，純粹從道德角度評判，毫無建設性意義。與其斥責郭沫若，不如換個角度剖析｢郭沫若現象｣，方能為今天的知識分子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參觀過。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清代這裡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為蒙古駐華大使館，此後宋慶齡曾在此居住。後來，郭沫若於立群夫婦遷入。按｢規定｣，這是副總理、副委員長一級領導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結構，但是其高大、寬敞、厚重、精美，遠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擬。裡面還有大大的兩重花園和一座假山，朱門由警衛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詩人，我們只能如實地把它看作一座宮殿，而不是詩神繆斯的殿堂，更不用說杜甫的秋風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傳記的作者不無感慨地寫道。

可郭氏就在這樣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寫作文革中轟動一時的《李白與杜甫》。文章荒謬到這樣的程度：杜詩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說，杜甫必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則有三重茅。鄰居可憐的乞兒拾走一點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責，可見其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人｣。毛揚李抑杜，郭立刻察顏觀色，炮製出這樣的千古奇文，終於與毛達到最佳的默契。難怪周揚說：｢郭沫若同志對無產階級、對革命、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感情貫穿了他的一生｣，周恩來也說：｢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頭｣。周氏的｢班頭｣一詞用得絕妙，郭雖然為1949年以後的｢第一文人｣，實際上仍是｢倡優畜之｣——班頭，不過是戲子的頭兒罷了。司馬遷早已窺破｢文人｣的地位，同樣是搞歷史的，晚生兩千年的郭沫若卻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兩個兒子的慘死也沒有令他清醒過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聽到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九天，寫下《水綢歌頭粉碎｢四人幫｣》詞一首，上闕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梁夢｣。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則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還窮數年之精力作《武則天》以獻內廷。年底，又作一曲《東風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闕是｢戰果輝煌，凱歌高唱，東風欣有主。梅花萬樹朝陽，鐵騎干營迎曙。嚴經考驗，新歷史重整機杼。望前途曲折光明，邁出堅強步伐。｣骨子裡依然是奴隸，奴隸必然忍受不了沒有主人的日子，舊主子剛死，他又開始尋覓新主人，故有｢東風欣有主｣之句，一個｢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這個新主人卻是｢庸主｣華國鋒。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時，周揚曾到病房與之長談。周揚說：你是歌德，但您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書這樣寫道：｢這位《浮士德》的譯者，聽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樣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驕傲。｣我相信郭氏的笑並非苦笑，而是真心誠意的笑、心滿意得的笑。正因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劇才達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個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舊書攤上，看到一疊一疊的《郭沫若全集》，裝潢精美，紙張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幾乎無人間津。攤主對我說，積壓了很久，書庫當作廢紙批發給他們，他們拿到大學校園裡，希望能以每本一兩元的價格賣出一些。我挑了幾本，倒不是憐憫書的不幸命運，而是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郭氏的著作畢竟還有史料的價值，抱著幾本大書回宿舍時，我痛切地感受到，歷史是多麼殘酷無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歷史的評判和獎懲。魯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現在賣到六百元一套居然還供不應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卻只能淪落到舊書攤上賤賣。郭氏當年罵魯迅是｢雙重反革命｣，殊不知歷史卻狠狠地嘲弄了他這位｢革命者｣。

記得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中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特定的經濟集團，他們所以構成一個獨立的階層，是由於他們恪守知識和思想的信念，以極強的自覺意識承擔著社會發展的責任，肩負著人類的道義。｣這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不算苛刻，但如果用來衡量郭沫若，郭氏顯然不及格——他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麼。

作為郭氏的鄉梓，這樣評價他本非我所願，但我又不得不么做。當我走進郭氏在沙灣的故居時，心情非常陰鬱，這座大宅院出奇地陰暗和拘謹，即使在四方的天井裡也暗無天日，天井裡的青石板地面爬滿厚厚的綠色的苔蘚。也許郭氏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這個陰森冷漠的院落，雖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進一座富貴堂皇的巨宅，但在兩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樣的，一樣的壓抑、一樣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點。俗話說：｢拿人手軟，吃人嘴軟｣，住在這樣一棟華屋中的國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長，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頭軟。連自己的兒子都可以犧牲，就沒有什麼能夠堅持的了——一個兒子精神分裂、在軍人中自殺，一個兒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為父親，他連一聲抗議都不敢發出。｢要作時代的留聲機｣，他留下了些什麼樣的聲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蕩在白骨與廢墟之上的｢歡樂頌｣。

愛默生說過：｢人文知識分子不應該把對知識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追求知識和真理是不可能為他帶來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質利益的。他只能依賴另一些職業生存，例如充當燈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這段話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他把文學和學術當作了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價物，他比待價而沽卻狼狽如喪家之犬的孔子要幸運得多，他獲得了政權所能給當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禮遇。然而，這種禮遇背後卻是對其人文價值的徹徹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經得到了，他必須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書，留下的僅僅是一道前車之轍。

在給｢小朋友｣陳明遠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點點心聲，好像是向秀當年的《思舊賦》。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生活是一處亘古如斯的歷史時空。從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沒有邁出去。所謂｢現代｣，實質上還是古代。王府花園依舊，主人仍也只好依舊了。

轉載自：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註明大紀元。

張東園：郭沫若軼事與悲劇人生

【作者﹕張東園】【大紀元2011年09月28日訊】他，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蜚聲海內外；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他，是郭沫若。

他，年少時經歷包辦婚姻，享受五天性愛後，他便離家，此後68年，那可憐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隨後，他在日本結婚，對方為此與父母斷絕關係，幾年後，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他還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拋棄。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於立群，其姐於立忱，早年竟也曾是這男人的情人，被拋棄後自殺。他有仨老婆，十幾個孩子，情人數不清，嫖妓得過花柳，始亂終棄害女孩子自殺。一邊罵政府腐敗一邊跑去做官，曾在共產黨最困難時脫黨，罵過蔣介石，後專程向蔣求饒，文革時說毛主席比親爺爺還親，寫詩吹捧江青，沒多久又跳出來歡呼粉碎四人幫。他，是郭沫若。

上面兩段是官方版本和民間版本對郭沫若的評價描述。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讓我們重新翻開歷史的瞬間，來審視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及其帶來的警示。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學術作品和資歷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受到廣泛的質疑。

郭沫若早年軼事

少年訂婚，20歲時成親，喝過交杯酒，掀起蓋頭一看，新娘相貌不盡人意。郭大怒，掉頭而走，東渡日本，狂追日本女護士佐藤富子，家中寄來的錢，悉數交給富子，終於打動對方，生下孩子。

郭沫若與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為他與父母斷絕關係，並生下五個子女，負擔全家開支，但郭沫若屢屢嫖娼並染病，後郭不辭而別離開安娜回中國。 1949年後，安娜來中國，毛周給她政協委員身份和副部級待遇，郭沫若卻至死避之不見。

1926年曾兩次要求加入共產黨，十分急切，終於在1927年被批准入黨，不到半年後，當他看到中共在秋收起義等武裝運動後舉步維艱時，立刻自動脫黨。

1937年，脫黨十年的郭沫若回國，周揚要他去延安，他拒絕；陳誠邀他去武漢，他立刻出發。他還主動請求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這時周恩來在上海，當年求著入黨的郭沫若卻避而不見。

胡適與郭沫若初識時，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運動主將，後者則剛剛出版《女神》，胡適無疑名氣更大，郭沫若聽說胡適讀了幾遍《女神》後，竟得意忘形到親吻胡適。後來，郭沫若名聲漸大，終與胡適分道揚鑣，1949年後更是批判胡適的頭號打手，涼薄如斯。

話說青島有個公園，1949年後易名魯迅公園，題字的是當年曾與魯迅交惡的郭沫若。這二位交惡由來已久，尤以1928年為甚，當時郭沫若化名杜荃，寫下《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攻擊魯迅，不過，他至死也未承認杜荃就是自己。

1917年，胡適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轟動一時。1923年秋，蘇州的一位中學教師錢穆，歷四、五載，共寫成古史考辨文章160餘篇，30多萬字，取書名《先秦諸子系年》，後因此書，進入大學，當了教授。再後來，郭沫若抄襲此書，取名《十批判書》，為余英時等學人不齒。

1948年，郭沫若發表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 ｢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 ｢藍色｣ 作家，蕭干則是 ｢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 ｢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沈從文從此與文學絕緣。

郭沫若作品選摘

｢史達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為春。而且空間不能限制你的偉大，而且時間不能限制你的長壽……你是無窮盡，你永遠無窮盡！｣——1949年，郭沫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

1949年9月，郭沫若寫了《四川人，起來》：｢起來，大家一齊起來！全中國都快解放了！讓每個四川人都成為朱德，成為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勞在等待著四川人，而且是輕而易舉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蔣介石！起來，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齊起來！起來！活捉蔣介石！｣

｢主席的智慧正在轉坤旋干，高峽出平湖，為時已不太遠。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歡，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飽滿。｣——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峽輪上》1958年5月6日（《詩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門上紅旗揚，毛主席畫像掛牆上。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萬歲萬歲壽無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賽過我親爺爺。｣摘自《郭沫若文選》第12卷。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即席向江青獻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寫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

郭沫若的內心痛苦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聰明過人，博聞強識，對老爹1949年後的文字和行為不以為然。他曾說毛澤東思想也應一分為二，曾組建詩社並遭下放勞教。1968年4月，他因為與女友講電話時用了英語，被農大造反派誣為通敵賣國，強行扣押，被打得遍體鱗傷，幾天後墜樓而死，年僅26歲，落地時雙臂反綁，自殺或他殺成謎。

曾有人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父親的背影對他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綁架處境危險。晚上郭沫若要參加周恩來宴會，夫人於立群懇求他請周恩來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來身旁，最終卻沒開口，兒子被迫害致死，面對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責，他沉默，沉默，最後說：｢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後自殺，分別是26歲和24歲。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將郭世英生前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郭沫若的內心究竟是如何煎熬？

有人說，在文革中那嚴酷的紅色恐怖下，知識份子又能怎樣呢？郭沫若為求自保，實在是無奈。那麼，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在強權下的表現和郭沫若大相逕庭，看看他們的行為吧。

看看他們

先看陳寅恪。清末民初詩壇泰斗陳三立，晚年如閑雲野鶴。前來廬山避暑的蔣介石想見老人，被他回絕。｢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想招安這位名人，被一口拒絕。日本人天天派人監視行蹤，氣得老人呼喊傭人攆趕門前走狗。悲憤欲絕的陳三立從這天起開始絕食，五日後憂忿而死。陳寅恪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正是陳三立的血。

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引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年邁多病的陳寅恪卻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看他的文章時，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3年中共決定陳寅恪為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他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他還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順便提一下陳寅恪的一位學生。文革時紅衛兵要拉陳寅恪去批鬥，當時陳氏年近八旬，除雙目失明二十餘年外，股骨頸骨折卧床業已六年，身體極其衰弱。中大歷史系主任劉節主動代替老師去挨批鬥。他說：｢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又招致紅衛兵一頓痛打。

再看梁漱溟。1949年，毛澤東盛邀梁漱溟進入內閣任職，被梁拒絕。梁漱溟說：｢就把我放在政府外邊監督政府吧，反而比我進入政府更有利。｣1949年在國慶觀禮台上，梁漱溟自己就親眼看到郭沫若率黨外人士向毛澤東獻上了一面寫著｢我們永遠跟您走｣的大錦旗。

1949年後，梁漱溟應是當面批評毛澤東的第一人。1953年9月的一次會議上，他指責中共執政後忽略或遺漏了農民。這一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並進行了公開批評，梁漱溟當場對毛澤東進行反駁並勸誡毛澤東要有讓人講話的｢雅量｣。

他在文革被批鬥時淡然說一句｢匹夫不可奪志｣；他被毛澤東歸為最大的右派，被人們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他第一個公開提出文革是人禍。

梁漱溟在文革中寫下的打油詩：｢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再看馬寅初。1957年，馬寅初因發表《新人口論》被打成右派，有人勸他低頭認個錯，他卻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性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

奇女子馮元春，川大學生，1957年大鳴大放時就指出毛是偽馬列主義者，川省委組織千名幹部批判，她一人站在台上辯論，毫無懼色。後劃為右派並判刑13年，因不認罪加判無期徒刑。後劉少奇被打倒，獄中的她笑說｢毛就是殺功臣之劉邦｣，遭遊街侮辱，再被農民｢鬥爭｣，即用鋼釺鋤頭戳她挖她，奄奄一息時遭槍殺。

陸蘭秀，蘇州圖書館副館長，因反對文革入獄。她在獄中撰寫大量理論文章，上書毛澤東，否定文革，她責問毛：｢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責任推給下級，但文革是你親自領導，是逃避不了的｣。後蘇州召開四萬人大會，判其死刑。刑前遊街示眾，為防止她發聲，遊街前卸掉其下頷骨，口裡塞滿破布。

在同樣的瘋狂年代，蘇聯科學家薩哈羅夫關注自由人權獲得諾獎和平獎，索爾仁尼琴寫了《莫要靠謊言過日子》，俄羅斯有《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兩部巨著在人類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褶褶生輝。

什麼是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台，群星璀璨，人傑地靈。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

傳統的士大夫文人，嚴於律己，品行高潔，身先士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明朝朝天啟年間，魏忠賢勢焰滔天，大官小官們爭搶著到他面前搖尾獻媚。李流芳，字長蘅，晚年自號六浮道人，詩畫冠於當世。當時魏忠賢正領導全國人民反對黑社會東林黨，杭州也建了生祠，士大夫之流紛紛往拜，獨李流芳不肯，說｢拜，一時事，不拜，千古事。｣

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明代文化名人楊繼盛，因抗禦強暴、反對權奸嚴嵩，而慘遭嚴嵩殺害，楊繼盛在臨刑前寫下名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林則徐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結語

讀著郭沫若在1949年後寫下的詩句，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視，而是內心的沉重。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中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尤其在1949年後，郭沫若被中共政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這是郭沫若悲劇人生帶給人們的最大警示。

人們發現，中共在歷次運動中對知識份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源自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但是，從和郭沫若形成鮮明對比的陳寅恪、梁漱溟等這些優秀傳統知識份子令人高山仰止的表現來看，中共的目的沒有達到。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的錚錚鐵骨和俠骨丹心已經深入血液。

在文章結尾，讓我用陳寅恪先生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記｣上的一段文字，來與所有同仁共勉，恢復與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精神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沙葉新：糞土當年郭沫若

【作者﹕沙葉新】【大紀元1月25日訊】記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燒的歲月，我，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經典《女神》獨自一人，在空曠的田野里，高聲朗誦《我是一條天狗》那滾燙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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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經上飛跑，＼我在我脊髓上飛跑，＼我在我腦筋上飛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讀其詩，我的血液也在沸騰，我的神經也在燃燒，思緒如海潮，豪情如狂飆，真是血脈賁張，｢煙冒七竅｣，手舞足蹈，仰天長嘯，瘋魔了一般。其實從這首詩中我懂得了什麼？我悟到了什麼？我又激動個什麼？真是天曉得！我的那點感受真是膚淺之至，幼稚至極。但詩篇的那種不可一世的衝天氣勢震撼了我，那種惟我獨尊的張狂個性感染了我。也正是這可貴的自由精神，它激動過｢五四｣青年，也激動過｢紅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寫作此詩，時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詩篇。他那時真如一條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屬於青年的，當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屬於青年。

中年以後的郭沫若，北伐、反蔣、流亡、抗日、擁共，也有聲有色，不論在書齋或在政壇，頗多建樹。1942年，在重慶，朋友們祝賀他五十壽辰，他扶著朋友們送給他的一支高過身軀的如椽大筆拍了一張照片，仍然是神采飛揚；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絲老態？他在精神氣質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個新的體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頹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獨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頌德，諛毛媚上；是他的逢場作戲，緊跟風向。這個曾經為自由呼號的女神終於變為馴服的御用文人，桀驁的天狗結果成為對主人特別忠實和依戀的哈巴。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憫之處。

綜觀郭沫若之後半生，他並無大惡。他雖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只是一件廟裡擺設，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殺予奪大權、有興風作浪威力的魁閥並不一樣，他只是一個｢文化班頭｣；即便如此，也無多大實權。在專制體制下，大惡都憑藉大權作成。因此作惡者，無不奪取或依附權力；一旦掌握了這法力無邊卻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即便好人，不作惡也難。郭沫若幸虧無大權，所以也無大惡。況且他早年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的創作影響巨大，他的歷史、考古、先秦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績斐然，他在某些領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冊。郭沫若無論人格上有什麼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貢獻實在超過他的某些消極影響，怎忍心以｢糞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並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馮友蘭、周一良等都屬此類，只是程度不同。他們晚年所起的變化，當然可以作個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們本人的原因和應負的責任，但更應譴責的是那促始他們蛻變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常常以白毛女為例，自詡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常常以溥儀為例，讚美新社會把皇帝變為公民。但也切莫忘記，這個體制一段時期內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變成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把知識分子、骨鯁之士變成應聲蟲、哈巴犬，這才是更可怕的，因為它摧毀的是精英，打斷的是脊樑，敗壞的是民族，後患無窮！郭沫若已經去世四分之一世紀，我們可以撫背自問：脊樑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個絕頂智慧的人，難道他對自己晚年的心路和處境不作反思？不曾覺悟？不明羞恥？不知悔改？甚至他的兩個親生兒子在文革中先後自殺這樣極為慘痛的事件似乎也沒有使他有所改變，真是於心何忍、於情何堪呀！雖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類的名韁利鎖也許纏裹著他的靈魂，但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他擺脫不了所謂的一生名節的羈絆。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樣，是在一場政治博弈中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選定了，就｢落子無悔｣了。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作了過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是後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給周國平的信中說，｢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號的，可見不是指年歲之老，而是精神之老。這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是痛徹心扉的懺悔，可惜也僅僅是懺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誰能體察到郭沫若這種靈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曾和田漢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說：｢歌德有時候是非常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謹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狹隘的小市民。｣郭沫若這個中國的歌德庶幾近之。

轉自《天益》

衛金桂：郭沫若是政治流氓文痞還是大師？

【作者：衛金桂 大紀元2月8日訊】作為文革紅小兵，當年聽到郭沫若郭才子發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幾個字佩服壞了。以後接觸有關郭氏的資料，覺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適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國國學網上依然將郭沫若列為國學大師。與其說這是對他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幾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說國學網是匍匐在郭氏的頭銜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樣，｢迷狂｣了政治權力。

坊間流行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單純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為工具和表現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來殺人。這套把戲，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為文化界的掌門人在對胡風集團的結論中說：｢胡風偽裝革命混到革命隊伍中來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一直繼續到現在，並日益變本加厲。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罪大極惡的反革命分子。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嚴厲制裁。｣他的擴大化栽贓，將一大批作家置於死地。

郭沫若能夠在殊榮中入土，我一直覺得是個奇蹟。他的人品文品，從來不被看好。如果說，創造社時期的爭論僅僅限於筆墨官司，不牽涉掉腦袋坐監獄，則1949年以後他的腳跟不穩，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據。比如，所謂胡風集團里，聚集了相當多的著名作家，他們交換意見，給郭沫若的共同定義是｢近百年中國文化的罪惡的產兒｣。

郭氏不倒，就一個原因，那就是對權力的｢迷狂｣，從而無條件跟風。只要有利於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義……都可以出賣。比如，政治地位遠高於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兩根腳趾頭夾著毛筆，就能寫出郭沫若的字來，他竟然忍辱負重和康生結好；自己的兩個兒子遭難於文革，他卻於 1976年5月12日寫下《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攻擊，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

四海《通知》遍

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這首陳詞濫調的所謂詞發表5個月後，｢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他的另一首《水調歌頭》閃亮登場，對前面的狗屁詩如得了健忘症一樣。這首爛詩，借用康生的話說，許多讀書人用腳趾頭夾著筆都能寫出來：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多/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勿庸諱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僅僅如此認識，就辜負了眾多知識份子的氣節。在政治高壓下，知識份子為了活命，為了飯碗，違心做事和表態，乃不得已而為之。但如郭沫若這樣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寫一首詩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惡劣的人品和醜陋的政治操守，拍馬和迫害已經成了他骨子裡的無意識習慣。

郭沫若逢場作戲的悲哀

【作者：丁東】考察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郭沫若是一個典型。郭老去世時，宣傳中曾給予他與魯迅並肩的美譽。現在看，這樣的評價已經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郭沫若與魯迅為人為文差別甚大。我無意全面評價郭老，只想通過他治學的某些失誤談一點感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天下沒有完人，魯迅也有失誤。但有人的失誤在治學的範圍，有人的失誤在做人的範圍。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誤而引起治學的失誤。在這方面，郭沫若與魯迅顯然是不一樣的。

本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一方面，他率先對諸如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象聲討、批判；一方面，．他又寫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紙黑字，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有些明顯的過頭話，甚至成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談到郭沫若有一篇《紅旗躍過河江》的文章：｢
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洒，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王元化評論道：｢這話又說得何其肉麻！｣的確如此。

我無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實際上並無尊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

再說郭老晚年治學的兩次失 一是專著《李白與社甫》。且不說用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理論研究李杜是否牽強，就說此書對兩位詩人態度的反差，一個是不遺餘力地褒，一個是挖空心思地貶，凡有幾分修養的讀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測，毛澤東偏愛唐代□李的詩，於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罷了，李白畢竟是中華文學的巨匠。問題在於，褒李何必非得貶杜？郭老以學術投權力之所好，做得也太過了！今天看來，學術無論如何是不應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學論文《『曼坎爾詩箋』試探》。郭老對於中國文學的流變不可謂不內行，但在這份偽造的唐詩上，竟有當代的簡體字。這種破綻本來是很容易識別的。無奈詩箋如能考訂為唐代少數民族詩人所作，實在太能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了。郭老當時到底是無力辨別真偽，還是無意辨別真偽呢？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學者都被搞得暈頭轉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為怪，況且幾次險些大火燒身，不可過分苛責。

近讀余英時所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書中收人一篇五十年代所寫的《(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抄襲的痕迹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時認為，｢本來《十批判書》和《系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
會變動。

《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面的考訂。因此《十批判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地明引《系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據錢先生的考證。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價值--果真有價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之以攘竊，這樣干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郭沫若與錢穆歷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無不可。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得可笑｣，這就有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要點之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前人有什麼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些規則於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兒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於學術規範，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此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找不到的。

就學術本身而論，郭沫若幾十年嘗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建立中國史學框架，現在已經證明有許多根本點站不住腳。顧准七十年代就點出：中國的歷史學家閉著眼晴跟史達林走，現在讀郭沫若的《奴隸時代》、李亞農的《史論》，覺得他們實在可憐。郭沫若等史學家依據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框架提出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為此論證、爭鳴了幾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學說，郭的觀點佔得上風，進人了中小學教科書。但今天學術界已經弄清，馬克思本人壓根兒就沒有把東方國家放在這個框架之中，而專有｢亞細亞的｣範疇，是史達林取消了｢亞細亞的｣範疇，把人類歷史簡單化了。因而所謂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間題本來是個假問題。顧准說郭沫若｢可憐｣，但與前述三例相比，這一問題上的失誤就不算最丟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身居科學、藝術兩界首席，他的治學方式，創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對中國知識界都起著表率作用。在此期間，中國知識界的整體狀況令人汗顏之處頗多。其主要責任自然不在郭老。但從郭老身上，後來的知識分子就不應總結出一些教訓么？

需要說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學間和聰明，他對自己的尷尬處境不是沒有自省。九年前有過一篇題為《無花果》的報告文學，裡面記述了郭沫若生前與陳明遠的一番對話。郭沫若對陳明遠說：｢做人有兩種，一種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種，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我的詩，最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自然流露。譬如我寫《女神》，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靠寫詩混稿費，更沒有
想到，要靠寫詩去爭地位。那時候，我在日本留學，時常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好在有幾個好朋友，田漢、郁達夫，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寫的《女神》裡面，有不少是和田漢交往過程中寫出來的，陸續寄給了在上海的宗白華。宗白華是個好編輯，是他把《女神》發表了出來。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開始之後，我的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我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給陳明遠的信中也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景應制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畢竟是史學家，明之視今，如同今之視昔。所以，他連後人對他的恥笑都預料到了。郭沫若這段話，實在是研究他心態底蘊的重要線索。

他在與陳明遠通信中，還吐露過不少真言。比如寫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說：｢來信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近年來總是覺得疲
倦…我說過早己厭於應酬、只求清靜的話，指的是不樂意與那幫無聊之輩交往。至於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歡迎。我的房門永遠對你是敞開著的。｣這封信寫於｢文革｣前夕，郭老還未受衝擊，心境卻己十分悲涼。

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郭沫若只對陳明遠一個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應當從兩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處不勝寒，周圍有公務關係的，很難成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圍營造一個說真話的氣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別人不管是出於需要，還是礙於無知，都爭著誇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陳明遠，從孩提時代就與他相識，進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無息，敢於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虛偽的氛圍他也感到窒息。於是，陳明遠這個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鮮空氣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明代海瑞就說：｢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郭老的悲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於立群讓他在當晚的宴會上向周恩來求救，他竟末能發一言。不幾日兒子使命歸黃泉。他內心世界其實極為痛苦，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著這種痛苦。給陳明遠的那些信，不過是內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個尖頂。但其餘部分，也許永遠無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場作戲，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到後人嘲笑，又無法不讓自己被後人嘲笑。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放棄自我，迎合時尚。郭老內心的這種苦味，極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隨想錄》問世，真話公開說出，靈魂可以稍安。郭老臨終也沒有公開道出真話，不知靈魂可得安寧否？

轉載自：大紀元時報

紅色文豪郭沫若的大義｢凜然滅親｣

【大紀元1月2日訊】很多人都知道，大文豪郭沫若一輩子充當無恥的歌德派，因而享盡榮華富貴，他卻有兩個兒子因不滿現實屈死於的政治迫害，這件事一般人僅知他的兒子郭世英在文革時被紅衛兵綁架關押後，郭沫若見到周恩來卻一言不發，不敢向周求救，待其子死後又內疚不已。

最近旅美的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訪問了與郭世英一同遭受文禍的郭世英生前同學兼好友張鶴慈，才知郭沫若豈止是因膽怯不敢挺身相救，其子之死根本就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於立群大義滅親，向當局檢舉揭發後的悲慘結果。

張東蓀一家的悲慘命運

張鶴慈是中國著名白由主義學者張東蓀的孫兒。張東蓀因思想親美在一九五一年被指控出賣情報給美國，整個家族受到殘酷迫害，張東蓀本人文革中死於秦城監獄，次子和三子在文革中自殺（三子張宗穎與其妻呂乃朴雙雙自殺於文革初，二子張宗燧在一九上八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而死），長子張宗炳與是北大教授，文革時與父同時關入秦城監獄，但彼此不知，張宗炳後在秦城精神失常。張東蓀孫輩中也有兩人被打成反革命關入獄中，其一就是張宗炳之子張鶴慈，前後一共坐牢十六年。

郭世英和X社的離經叛道

張鶴慈與郭世英是文革前高幹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雲集的北京一O一中學的同學，兩人和一批有獨立思考不滿專制主義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思想和讀書心得，評論時政，後來張鶴慈考進北京師範學院，郭世英考進北大哲學系。一九六三年張鶴慈、郭世英，還有長征老幹部解放軍衛生部長孫儀之的兒子孫經武等成立了一個地下文學團體X社。不到三個月，張鶴慈和郭世英就被捕。

據現定居澳洲的張鶴慈告訴宋永毅，按當時政治氣候，他們當時的思想確實｢很反動｣，公安部檔中列舉他們的罪名，如｢反對共X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收聽敵台、密謀逃往香港等地｣都是事實。其思想在當時可說是極端的離經叛道、絕無僅有。

張鶴慈說，有一次他們在孫經武家裡找到一把女式手槍，有八顆子彈，他們在騎車途中便說應當分給八個領導人，第一個就是毛XX、自然還有劉少奇、彭真、周恩來等。孫經武曾在語文課上公開說毛XX的《沁園春．雪》有帝王思想。

郭沫若夫婦勃然大怒出賣親生子

當時郭世英有個北大的同學曹天予，參加了X社活動，後來曹寫信給郭沫若的秘書（可能還通知了公安局），告發他們的反動活動，而驚動當局。由於兒子牽涉在內，最初郭沫若和於立群還想把他們保下來，說要帶張鶴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參觀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張鶴慈說，實際是想避一下風頭。

對郭沫若，x社的這批有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很瞧不起他，對他之為人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說了很多大不敬的話。郭世英也同意他們對其父的評價，只是強調，｢他是我的父親。｣郭世英的生母是於立群。

這個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時，將X社年輕人私下對郭沫若夫婦｢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話｣，告訴了於立群。張鶴慈說，｢這使郭和於勃然大怒，決定大義滅親。這樣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這件案子被定性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案，當時毛XX、劉少奇、周恩來對此案都有批示。

張鶴慈說，x社案子是周恩來負責處理，他和孫經武判勞教兩年，郭世英沒有處理，只是送農場勞動，｢從當時階級鬥爭越抓緊的政治形勢下，這些處理要算輕的，這顯然是和周恩來的庇護有關。｣

其實這主要因當事人大多是高級幹部子女，自家子弟，所以格外留情，網開一面。就像文革中的聯動份子，一樣是文革中的打砸搶三類人物，但文革一過，前賬一筆勾銷，還刻意培養成為接班人，發財陞官前途無量，如遼寧、光大等聯動份子。

文革招難死因至令未解

郭世英雖然逃過了一劫，但到了文革，這段經歷就成了他的催命符。當時他已經轉學到北京農學院。一九六八年四月北京農學院一批紅衛兵綁架了郭世英，向他刑訊逼供，羅瑞卿女兒羅點點說是嚴刑逼供，打得很慘。

據楊健一篇回憶文革地下文學的文章說，郭世英在北農大私設的牢房中，四肢被綑綁在椅子上，輪番批鬥，受盡人身凌辱，四月二十上八日清晨，他反綁著從關押他的三樓房間窗口飛出來，肝腦塗地當場氣絕。紅衛兵說他是跳樓自殺。

張鶴慈指郭世英文革遇難｢主要又是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並追查包庇者。｣但張鶴慈認為郭世英是死於他殺，因為郭世英是被綑綁的，當然無法爬樓，更無法從三樓破窗跳出。

郭世英的許多同學和朋友都持此看法，包括現張郎郎也不相信郭世英是白殺棄世。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是個謎。羅點點說，後來周恩來派人調查過郭世英死因，也未弄清真相，最後不了了之。此事對郭沫若打擊很大，郭臨死之前，曾默默抄寫郭世英生前日記，似是非常的後侮和痛苦。

中共統治最黑暗時代，人倫嚴重扭曲變形，子女檢舉父母，夫妻相互舉報之怪異事層出不窮，甚至像郭沫若這樣五四時的熱血浪漫詩人，也會淪落到出賣親生兒子的可恥地步。

郭沫若父子完全是兩種人

說郭沫若｢大義滅親｣還抬舉了他，據後來與他有忘年之交的詩人陳明遠文I革後公開郭沫若寫給他的信披露，郭沫若其實對毛澤東專制也看得很明白，內心也很壓抑痛苦。但他對兒子郭世英真誠的思想探索非但未有絲毫同情，先是恐懼，後則因年輕人們非議了他的人品和文品而勃然大怒，把兒子作為祭品奉送上專制主義的絞刑架。

郭沫若作為一個大學者大文豪被舉世唾棄，不僅是因為他喪失了一個讀書人的尊嚴和良知，而更在於他靈魂既有奴性的懦弱，也有專制的暴虐。所以在暴君毛澤東面前，他匍匐在地，甘作臣妾奴才，但在敢於向他挑戰的年輕人面前，他又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慘死在專制鐵蹄下的郭世英，據他的同學和朋友回憶，與其父完全是兩個人，是個在無盡的黑暗中勇敢探索真理的青年思想者。

他的北大同班同學，作家周國平回憶他與郭世英的交往時說，郭世英給他的影響大於他平生認識的任何人，是郭世英幫助他打開了通往世界文化寶庫之門，使他接觸世界經典名著，並了解到尼采、佛洛依德、薩特等現代思想家，也是郭世英感染他走上追求熱情生活真誠思考的人生之路。

他說，郭世英極其真誠，常常思考人生和社會現實的問題而失眠，並常在宿舍熄燈之後向同舍同學訴說他的苦悶。他說，對於郭世英，現行政治、現行教育的弊端、修正主義是否全無真理，共產主義是否烏托邦都是他苦思冥想力欲尋求答案的問題。

而這位優秀的思想者被殺害時只有二十七歲，可悲的是，他的父親竟然也是他的殺手之一。

郭世英的弟弟文革中痛苦自殺

郭世英弟弟郭明英也同樣死於思想專制。郭明英很有音樂天才，本來在音樂學院深造，但郭世英喜歡西方音樂，竟有音樂學院學生向毛澤東寫信檢舉他，說學校有人崇拜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看後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

郭家又緊張起來，當時x社案已發，郭世英讀哲學讀出思想問題，文科已學不得，於是郭沫若將這個兒子送到海軍部隊去當兵。但不過一年文革開始，郭明英不能理解，精神非常痛苦，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白自殺，比他哥哥還早走了一年。

據宋永毅說，當局對文革前給x社的處理，至令仍是肯定的並未平反，僅認為後來文革時的處理過重。x社案的兩位當事人孫經武和張鶴慈文革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張鶴慈坐牢十六年，孫經武先被關進牛棚，後分配到石家莊三三○二廠作三類人員內部控制處理，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一年兩人才獲得自由。

歷史已翻過了一頁，郭沫若父兩子也均已作古，但做父親的仍然被官方擺在神壇上祭奠，而他兩個慘死兒子的故事則依然是中國至今碰不得的秘密。顯然在中國將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時候還未到來。

原載《看中國》

郭沫若：大饑饉時期的頌歌者

【作者：孫乃修 大紀元3月2日訊】吹了牛，撒了謊，害了民，毀了財，中國一九五八年在毛澤東等人強迫推行｢大躍進｣運動中極度疲憊熬過去。大鍊鋼鐵勞民傷財、大搞公社分光吃凈、全國高官小吏大吹牛大撒謊掩蓋嚴酷實情，這些嚴重錯誤導致巨大災難，使中國陷於危亡絕境。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三年大饑饉，整個民族在死亡邊緣掙扎，全國餓死三、四千萬人（有人估計六千萬），創了人類歷史上大饑饉死亡之最，亦創了人類歷史上由於政府犯錯誤造成整個民族大災難大死亡之最。這個政治體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優劣，暴露凈盡。中華民族為一九五八年這場大瘋狂以及持續的左傾殃民路線，付出極其慘重代價。上天冥冥無言，自有懲罰降臨。

一、一九五九年：災難初年狂吹躍進、痛詆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大饑饉第一年。二月四日，郭作《春暖花開》詩，調子明快，歌唱春天，如痴人說夢：｢在社會主義的東風中，又看到春暖花開，敵人一天天的在爛下去，我們在好起來。一九五九年一定要勝過一九五八年呵，勝利的東風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應該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們要迎接到祖國建設的十周年。請看呵，每一個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幹勁，每行每業都希望能夠有獻禮火箭上天。｣｢我們要使工業和農業的指標超額完成，我們要使科學和文藝儘可能放出衛星。六億五千萬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要保證：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躍進！｣（《長春集》）

郭繼續吹牛鼓氣，｢十倍地鼓足幹勁｣，要人們｢有獻禮火箭上天｣｢放出衛星｣（當時｢衛星｣特指驚人數字、產量），一九五九年要有｢更大的更快的躍進｣。他要人民保證，自問自答：｢辦得到嗎？我們肯定地回答：一定辦得到！｣他甜蜜頌揚：｢黨的關心更和春風一樣十倍地溫暖呵，它叫人們要能夠保證到睡好覺，吃飽飯｣。殘酷現實粉碎了他的謊言。大饑饉濃重陰影籠罩著中國大地。郭卻在歌頌黨的英明、大躍進的幹勁、五九年繼續放衛星。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準備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教訓，糾正左傾錯誤。二十三日，彭德懷依據民眾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憤怒怨言和強烈呼聲而給毛澤東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毛印發，受到無理批判，會議轉為反｢右傾｣，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揭發批判。這實際是對全國民意的嚴厲打擊和壓制，再次顯示毛氏倒行逆施行為。

在這場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的鬥爭中，郭沫若完全站在錯誤的毛一邊。這年九月，大饑饉遍及全國（據韋君宜《思痛錄》第八十二頁說，｢一九五九年，北京郊區已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郭歌頌｢大廣場｣｢大會堂｣｢博物館｣｢民族宮｣｢軍事館｣｢北京站｣等所謂｢十大建築｣，詩中飄著｢滿苑松風天地香｣，詩中響著｢山呼萬歲廿垓聲｣（意思是六億五千萬人各呼三聲萬歲），詩中狡辯：｢誰雲躍進非真實？輪奐首先看北京！｣（見九月十四日作《十年建國增徽識》）這首詩，對彭德懷等人在廬山上對毛澤東的批評作出表態。郭頌揚毛，反駁彭對｢大躍進｣運動的批評。

九月十五日，郭參加毛主持的文化界關於反右傾、鼓幹勁、堅持總路線座談會（見十六日《人民日報》）；十九日作七律《三呼萬歲》三首（三十日《人民日報》），擁護毛禍國殃民路線、痛斥彭等正義之士，歌頌｢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頌｢總路線｣曰：｢萬歲高呼三舉手，兩番躍進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紅日，…鸞鳳頌碧天。燦爛百花齊放蕊，十年建設勝千年｣；頌｢大躍進｣曰：｢萬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爐涌鐵泉。化盡崑崙巔上雪，要將戈壁變良田｣；頌｢人民公社｣曰：｢一大二公豈可忘？創新宇宙控玄黃。按勞分配權三級，樂業歡虞頌萬章｣（《詩詞選》）。他知道去年這｢三面紅旗｣給中國帶來怎樣的災難，知道中國出現怎樣的大饑荒，知道國內眾多反對和批評意見與呼聲，卻依然歌舞昇平、高呼萬歲，痛罵有政治勇氣、為人民｢鼓與呼｣的人｢狂犬吠紅日｣。在此全國大饑饉之時，他高喊｢躍進再加鞭｣（欲置人民於死命么？），｢百花齊放蕊｣（五七年絞殺，何來百花？），｢萬千公社翻禾浪｣（不見餓殍遍野？），｢一大二公｣（分光吃凈、坐以待斃）。

九月二十一日，作《慶祝建國十周年》道：｢破浪乘風齊躍進，排山倒海敢爭先｣（《詩詞選》）。九月二十五日，作《讀好書》：｢人間成樂園，生產水平高；務使生活資，按需不按勞｣（《東風集》），在此大災難之年，還在為國人畫餅充饑，鼓吹｢樂園｣圖景和不勞而獲觀念。十月二十四日，寫《歌頌群英大會》，為全國先進工作者大會將開幕而｢獻出衷心的歌頌｣：｢向親愛的黨和毛主席捧獻出心肝｣｢駘宕的東風把九天四海一律吹遍，請看呵，百花齊放的盛況真是空前！｣｢國內和國外儘管有一些吠堯桀犬，它們的狂吠只表現了它們的可憐。帝國主義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右傾保守的霜雪怎敵得大火燎原？｣｢誰要否認大躍進，那是它瞎了兩眼，太陽，不因盲人不見，而非燦爛在天！｣（《東風集》）其詩低劣不用說，其人媚骨亦不必說，其對苦難現實的美化（｢百花齊放的盛況真是空前｣）以及對敢於為民請命、仗義直言的彭德懷等正義之士作的誣衊，凸現郭的品質和為人。

二、一九六零年：民族大死難中歡唱｢千秋慶歲豐｣

一九六零年，大饑饉第二年，哀鴻遍野，死亡劇增，百姓持續逃荒乞討。到這年七月，全國已經餓死二千萬人。其中，僅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數高達一百萬人。這個地區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人民公社｣，兩年後這個地區餓死人最多，發人深思（官吏諂上壓下，為保第一之名而掠奪、壓榨乃至批鬥拷打百姓等等殘暴行為愈發厲害）。這一事實有力說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充滿著怎樣的血腥和黑暗、暴力與欺騙。在這大災之年，各地官員不救災救民，卻以階級鬥爭為名，大搞各種｢鬥爭大會｣，逼農民上交糧食（地方官員吹牛虛報，上面要糧交不出，便轉嫁農民身上），到農民家裡搜刮糧食財物，用各種滅絕人性的刑罰折磨農民，甚至將婦女剝光衣服遊街，多人被折磨死。與此同時，耗資巨大的毛澤東廬山豪華別墅以及在湖南老家韶山的大型別墅｢滴水洞｣開始動工。

這大苦難之年，郭歌唱大躍進、人民公社，調門高昂。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舊歷春節前二日，他作《迎春》詩，一派喜氣洋洋，春隨人意，唱起｢千秋慶歲豐｣來：｢開門迎春節，旭日滿堂紅。四海頌歌樂，連年躍進雄。隴頭照瑞雪，天下扇東風。公社誠哉好，千秋慶歲豐。｣（《東風集》）瞧瞧詩中用的意象：｢旭日｣｢頌歌｣｢瑞雪｣｢東風｣；看看詩中的吉祥如意：｢滿堂紅｣｢四海頌歌樂｣｢千秋慶歲豐｣；再瞧瞧詩中歌頌的關鍵詞：｢躍進雄｣｢公社好｣，你就知道他在幹什麼。當此大饑饉，哪裡有｢連年躍進雄｣｢公社誠哉好｣？哪裡有｢瑞雪｣、｢東風｣、｢歲豐｣？在這餓殍遍及全國之際，唱出這種昧良心的頌歌，與｢人血饅頭｣何異？

同日，他又作《〈淮海報〉創刊二十周年題寄》：｢上游無上須爭取，路線光芒照大千｣，歌頌｢總路線｣（《東風集》）。二月六日作《重慶行十六首》，重複陳詞濫調：｢民意樂洋洋｣｢今日東風遍九垓｣（｢東風｣｢九垓｣已用濫）。詩有｢微聞春鬧旱，仍見菜蔬豐｣句，｢微聞｣二字，可見他明知時有大災，卻極力縮小災情。仍不忘歌頌毛、同時虛造形勢：｢領袖詩詞好，工農氣象雄｣（《東風集》）。三月二十二日作《頌延安》：｢秧歌舞罷笑盈腮｣；作《訪楊家嶺毛主席所住窯洞》：｢於今躍進著先鞭｣｢風卷紅旗分外鮮｣（《東風集》）。三月二十四日作《在西安參觀工廠》：｢東風吹放百花枝，機械高歌躍進詩｣（《東風集》）。四月三十日作《｢五一｣頌》：｢寰宇八方傳捷報，周年四季頌東風｣｢公社歡虞五月紅｣｢路線光輝昭躍進，萬條火箭一條龍｣（《東風集》）。

五月作《六億神州盡舜堯》，第一次在詩中露出｢天災人禍｣四字。不過，他只提搶救上海鋼鐵工人、搶救平陸六十一個人以及京沈鐵路遇洪水的第十二次列車這三件當時報刊大肆宣揚的消息（宣揚社會主義好、轉移人們對大饑饉、對共產黨的怨言），絲毫不提遍及全國城鄉的大饑饉。詩中｢天災人禍｣四字，雖隱含此意，卻依然吹牛：｢我們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災人禍搏鬥，我們要使它們在我們的目前低頭｣｢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災人禍，在英雄們的眼中應該是根本沒有！｣（《東風集》）郭說，人人都可成為英雄，條件是｢但就要你政治挂帥，首先把你自己忘掉｣，｢真可以使高山低頭，河水讓路，宇宙縮小！｣讓人民忘掉自己，無視飢餓，沒有思索，沒有抗議。這顯然是愚民。這些話的狂妄之氣，亦是那個時代特產。郭以毛詩句歌頌｢今朝｣：｢十年來的英雄事蹟可以寫成二十五史，真正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六月八日一大早，郭沫若輕鬆地觀魚去了。其《紫竹院觀魚》道：｢晨來紫竹院，拔草飼草魚｣｢小魚問大魚，其樂復何如？｣（《東風集》）你瞧他在大災難時期雅興如何？｢天災人禍｣在他眼中｢根本沒有｣，｢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災人禍搏鬥｣的戰鬥精神，那是別人的事。何妨他觀魚的閒情逸緻？

九月六日作《十六字令三首》：｢花，歌頌東風遍海涯。春永在，億載斗芳華｣。九月七日作《劈山大渠歌》：｢第一條，頌東風，人民公社大而公｣，稱讚貽害無窮的｢一大二公｣。九月三十日，作七律贈日本話劇團團長曰：｢縱有波瀾橫海岳，要將喉舌替人民｣（《東風集》）。要別人大無畏，替人民說話。返躬自問，何如？倘有後世淺見之輩，取出此語為之辯護，恐不是不可能。研究歷史與人物者，此輩多見。

這年秋天，作《金田新貌》，高歌｢領導正確｣｢樂無邊｣：｢工農聯盟基礎固，領導正確政權專。殖民鎖鏈已摧毀，封建死灰不復燃。紅旗三面舞東風，東風駘宕紅旗鮮。神州齊唱《東方紅》，人民億代樂無邊。｣（《東風集》）全國六億五千萬人民處於大飢餓大死難哀慟中，郭卻寫出這種毫無心肝文字。注意，這裡他歌頌｢封建死灰不復燃｣，同年十二月三日郭在信中卻別有腹誹這麼說：｢在目前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雖然『帝王本位』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然而『官僚本位』惡性勢力還有所抬頭，應該說，這正是一股封建殘餘。因此，對於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各個朝代的『官僚本位』之形成、發展，作出徹底的解剖與批判，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要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必定要持續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徹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殘餘。｣（《書信集》第一一五頁）這兩種話相隔僅一個月，其奸偽面目暴露無遺。九月三十日《題日本話劇團》詩｢沉酣未醒有奴才｣句，似是自嘲。十二月九日作《題〈向農村大進軍〉》：｢躍進歌聲漾遐邇，拿雲直上九重巔｣（《東風集》）。可憐天下農民心，中國農村在郭筆下依然一副熱火朝天躍進圖景。

這些詩，是郭在全國一片苦難悲慟中塗抹的虛假歡樂。其中很多收入《沫若詩詞選》，是他一九七七年三月挑選出來、重新校閱、認為值得留下來的詩。詩中皆是｢東風｣｢躍進｣｢公社｣｢路線｣｢紅旗｣濫調，不是｢秧歌｣｢捷報｣｢火箭｣，就是｢滿堂紅｣｢頌歌樂｣，沒有絲毫民生苦難，沒有一點人間煙火，沒有一星社會思考，不倦做著泯滅良知、推波助瀾的拼字遊戲。這大饑饉大沉痛時期，他沒有一首詩透露民族哀傷、長歌當哭之音。在他輕飄飄哼寫這些無聊詩句時，中國大地上多少可憐弟兄姐妹和孩子死於大饑饉中，甚至出現人相食、父母殺子賣女充饑、彼此換殺親子以食的慘痛不忍聞之事。唐代詩人杜甫有｢千家今有百家存｣｢慟哭秋原何處村｣句（《白帝》），痛寫內亂中人民死亡十分之九、深秋大地一片哀哭之聲，竟不辨村墟。這慘景正是三年大饑饉大死難的當代中國寫照。詩人郭沫若給人們留下的是些什麼呢？

三、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中高頌河山美、領袖好

一九六一年，全國大饑饉第三年。餓殍遍野，家庭絕戶，村民死亡十之七八、余者離鄉乞討之事屢屢可聞。草根樹皮，皆已挖凈、剝光，乃至人相食之事多有所聞。

這是七十歲郭沫若興緻大發、遊山玩水的一年。他一路樂陶陶，玩了雲南遊海南，訪了泰山進四川，逛了上海奔廣州，一路喜洋洋，頌歌一首接一首，舞文弄墨喜欲狂。

一月下旬，到昆明遊覽名勝古迹，正是｢茶花盛開，景物宜人｣。他作《昆明雜詠》九首，詩中只見｢景物宜人｣，不見民生痛苦；依然歌頌｢躍進｣。如此災年，忒深苦難，卻口不停歌。

其《游黑龍潭》：｢黑水池中三異木，千年萬代頌東風｣。還是｢東風｣之類陳詞濫調。其《游安寧溫泉》：｢勞農今幸成真宰｣｢躍進樓台滿院春｣。勞農是否成真宰，郭未敢捫心自問。當此大難之年，他能唱出｢躍進樓台滿院春｣。

其《題翠湖賓館》全詩如下：｢六年之後我重來，映日茶花次第開。水月風光欣遇舊，翠湖春曉樂登台。豪遊蹤跡經三海，躍進歌聲遍九垓。地上樂園真箇有，萬方賓至幸如舊。｣（以上均見《東風集》）春光美好，遊興勃勃，又是｢躍進歌聲遍九垓｣，把農民背井離鄉、四處逃亡、餓殍遍鄉遍野的苦難中國稱為｢地上樂園｣。

二月十一日作《頌湛江》五首：｢蒼波紅日頌無疆｣，歌頌毛萬壽無疆。三月十五日，作《浴從化溫泉》：｢躍進樓台擁秀峰｣，歌頌躍進。臨走時頗戀戀：｢勾留一日雨中別，寄語云山約再逢｣。這是郭的溫泉、樂園，卻是中國百姓流離逃難的飢困之鄉、餓殍之野、灑滿人間仇恨之地。

三月十八日作《回京途中》：｢湖南桃李甚芬菲，湖北玉蘭花正肥。滿望農耕春水足，沿途綠化惠風吹。輝煌路線飛金箭，大好河山換錦衣。游罷瓊崖來武漢，域中無處不新奇。｣歌頌｢路線｣好、｢山河｣錦繡，遍地｢新奇｣，無一絲民生怨苦。一九五九年彭德懷以湖南家鄉民眾貧苦無告、深受｢大躍進｣之苦為內容上書毛澤東，惹毛大怒。郭此詩中｢湖南｣句，就｢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言論著筆，說明｢輝煌路線｣引來｢大好河山｣，為一九五八年那場給全國人民帶來大飢餓、大死亡、使自然生態嚴重破壞的｢大躍進｣辯護。

四月二十五日，作《遊覽北京植物園》，滿紙｢牡丹開｣｢春爛漫｣｢香韻低回｣之類粉澤香態，最後以陳詞作結：｢躍進上天階｣。五月游泰山，六月十六日寫《頌黨慶》，滿紙浮辭濫句｢旭日｣｢東風｣｢紅旗｣，粉飾現實、歌頌毛：｢六億神州樂，謳歌實踐篇｣（指毛的《實踐論》）；末句亦陳辭，是一篇本意：｢巍巍大哉黨，領袖頌無疆｣。

九月三日由仰光回昆明，作《昆明七首》，留連一片美景中：｢大觀樓下低回久，喜見茶花上海棠｣｢山有美人云里卧，池開明鏡月中陳。農田處處翻金浪，民族家家碾玉塵。｣山如美人，池如明鏡，農田豐沃，又是天堂：｢昆明彷彿是天堂｣。不見詩人悲天憫人之嘆，卻見小匠津津自得之態，將俗句抄來抄去（詩有｢歲首茶花開滿苑，秋來又上海棠身｣句，實為上面｢喜見茶花上海棠｣句之演繹）。

九月十八日作《蜀道奇》，大話滿嘴、高呼萬歲：｢眼前險阻何足道？戰略視之如紙虎！｣｢人人齊唱《東方紅》，意氣風發心情舒，萬歲萬歲長歡呼！｣三年大災難，他有吃有喝有地位、遊山玩水頌萬歲，那些｢險阻｣當然不足道。

十月三十日寫《游閔行》，滿桌美餐佳肴：｢蟹飽魚肥紅米熟，日高風定白雲綿。誰能不信工程速？躍進紅旗在眼前｣。滿紙肥蟹、肥魚、大米，大約受到款待，以為天下人都食｢肉糜｣了。｢躍進｣不離嘴，｢紅旗｣不離手。好一個｢路線｣捍衛者。

十一月十三日寫《從化溫泉》：｢遠處山山開畫卷，浮沉葉葉盪鳧舟｣。郭氏所到之處，都是良辰美景。

十二月一日寫《流溪河水庫觀魚》：｢紅旗風漫卷，奇蹟滿神州｣。又是｢紅旗｣｢奇蹟｣｢神州｣，他的辭彙已用光。十二月二十二日作《題桂花軒》：｢果然風景這邊好，如此江山何處來？｣（《詩詞選》）玩弄文字遊戲，粉飾苦難現實。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民族大死亡中，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擴大化了，要為處分錯了的幹部甄別平反云云，卻對眼下這場民族大悲劇不置一辭，似乎中國大地安然無事。郭依然走｢歌頌｣道路，他知道毛聽不得真話和批評，便一路是假話和歌頌。

這些詩表現出，遊山玩水的郭沫若對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不僅極力逃避，而且積極美化。倘若說，鑒於毛強權專橫之威，一個元帥都被犧牲掉，一個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為，保持沉默態度，那還可以理解。但是，象郭沫若這樣喪失良知，極力美化苦難現實，不能不說品德有虧。這樣的人，不是人民的詩人，而是權勢的食客與吹鼓手。

──原載《民主中國》

鮮爲人知的醜陋：郭沫若一生拋棄的女人們

https://www.epochtimes.com/gb/5/8/29/n1034731.htm
【大紀元8月29日訊】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 ）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 ｢抗戰夫人｣， 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和)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 (和)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於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於立忱之間的問題。

於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於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系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於思考的話，從於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和)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和)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 ，竟然也如此骯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和)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凄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於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 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

（來源：《上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