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批判《武訓傳》看中共的邪惡本質

一 《武訓傳》遭遇中共的邪惡

（原文作者/陸振岩，稍改）自清末、民國，直至1950年前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窮國，並因連年戰爭造成眾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況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認為是關乎民族興衰的大事。因而武訓無私興學的精神在民間、官方都備受推崇，當地百姓甚至尊稱他為｢武聖人｣。

1950 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電影在全國上下，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幾乎好評如潮。然而誰也沒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涌動。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社論雖然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從此拉開了中共建政後第一場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發動政治運動，自然黨員首先帶頭。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緊接著，一些善於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如周揚、何其芳等，紛紛出面寫批判文章。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教、歷史研究部門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組織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並紛紛表態。據統計，從5月份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8月底的三個月間，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以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 余篇。

也許僅僅靠煽動和政治威脅還不足以讓部分堅持良知的知識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個｢鬥爭手段｣——欺騙開始粉墨登場了。開展大批判的同時，以江青為首的16人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表面看來，《調查記》開列了一百六十餘位被訪人的名單，徵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據。許多原本尊敬武訓的國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調查記》的結論。

然而《調查記》所採用的手段，卻是後來在歷次政治鬥爭中慣用的｢先定結論後找證據｣。當時堂邑縣長說不能否定武聖人，縣委書記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歲的清朝藤甲兵讚揚武訓，村幹部告訴他不要再講武訓的好話後，調查組再去訪問他時，他就以耳聾，聽不懂話為由，什麼也不講了。據當年參與調查者35年後的披露，｢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的目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加讚揚，說他是好人，是聖人。｣（《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

這次以及隨後的政治運動，的確使得中國人徹底｢改造了思想｣，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惡觀，短短几十年中已被徹底顛覆。武訓雖未讀書，但其一生的行為卻恰恰是傳統文化中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然而在黨文化中，衡量好壞善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黨的主旋律｣。《武訓傳》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是｢階級鬥爭｣，講的是｢暴力革命｣、｢階級仇恨｣，｢仁愛｣自然成了黨文化的截然對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訓也許想不到，如果當年他把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殆盡，然後再去富貴之家劫掠，那麼他在後來黨文化主導的歷史中，或許反而會成為被正面謳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這次《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段，此後被大量運用於各種運動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無不如此。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武訓其人早已亡故，無法直接將肉體迫害加諸其身。不過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到底還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學生們掘開，屍骨被焚燒，塑像、匾額、祠堂被毀。幾十年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所強加於人們頭腦中的黨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國人的靈魂。在高於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環下，一切罪惡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據。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是為了劃清階級立場；親友互相告發揭秘，成了｢大義滅親｣。掘墳毀祠這種傳統道德中被視為絕對下作的行為，也成了｢愛憎分明｣的表現。類似這樣的政治運動，此後綿綿不絕，延續至今。

二  從批《武訓傳》到迫害法輪功

1  濁世清流

從千古一丐武訓的傳說，我們看到了真實偉大的武訓，由《武訓傳》而引發上世紀中葉席捲中國大地的大批判政治運動，我們看到了中共的邪惡。

其實，類似的運動對中共來說，並沒有終止。武訓先生去世近100年後，1993年5月，就在武訓當年興辦義學堂的山東臨清，由臨清市人體科研會在臨清黨校禮堂主辦了一期氣功學習班。和當時許多其他氣功師一場帶功報告動輒收門票幾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體科研會這次請來辦班的氣功師不但生活儉樸、收費也極其低廉──為期10天的學習班每人收費不到 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體科研會從中提留50%後，所剩無多。學習班有500人參加，學員們參加完學習班後也就默默地回到社會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傳開了。臨清市針織廠有個學員學功之後還教其他職工煉，結果卻改變了整個廠。過去職工經常把廠里的毛巾往家拿。學功以後他卻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廠了。其他職工一看，誰也不再往家拿了，還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廠。人人都在驚嘆這功法改變人心的巨大作用。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門功法叫法輪功，修煉的根本原則是｢真、善、忍｣。由於法輪功祛病健身的顯著效果和對人們心靈的凈化和對社會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輪功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10日刊載《我站起來了》一文，就介紹了一個叫謝秀芬的農村婦女，曾被301醫院診斷為脊椎損傷半截癱，卧床16 年，修煉法輪功後恢復行走。《大連日報》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一位名叫盛禮劍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時間，默默為村民修了4條路，全長約1100米，當人問他是哪個單位、給多少錢時，老人說：｢我是學法輪功的，為大伙兒做點好事不要錢｣。在1998年 2月上海電視台的一次新聞報道中披露，此時法輪功海內外學員人數已達1億。

2  颶風驟起於青萍

很快，這個對國家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功法，令最高當權者｢不放心｣了。據說50多年前那場對知識分子毫沒由來的第一次運動，主要起因於｢黨｣對於當時的自由知識分子政治上的不放心。一想到建政之後，黨外仍然存在著一批曾致力於在國統區揭露國民黨腐敗的自由知識分子，而他們所一貫宣揚的理念卻是與｢無產階級專政｣黨文化截然不合的自由、民主、人權，黨的最高領導人畢竟寢食難安，而武訓精神所體現的傳統文化又恰恰和黨的鬥爭文化格格不入，於是武訓便成了替罪羊，被用來統一知識分子的思想。其實這50年來，｢黨｣又何曾放心過任何一種自由思想！

任何人、任何思想如果在社會上贏得了民心，那就面臨兩條路：要麼同化為｢黨｣的一分子；要麼被宣布為｢黨的敵人｣。即使孔子與其開創的儒家傳統文化也未能逃脫此厄運。講究｢天命論｣、講究｢忠恕｣、｢仁義｣儒家文化不就曾在上世紀70年代被｢批倒、批臭｣。

源自中華傳統修煉文化的法輪功，以真善忍為根本修煉原則，顯然也是與｢戰天、斗地、整人｣的黨文化格格不入的。就在最高當權者開始擔心深入人心的法輪功｢與黨爭奪群眾｣的同時，一些政治嗅覺敏銳的投機者，已經開始為這場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做鋪墊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由《紅旗》雜誌推薦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親歷了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風等政治運動，並｢參與了彭真領導的對梁思成教授『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的何祚庥，很快就寫出一些針對法輪功和特異功能的批判文章。這其中包括在天津教育學院一家雜誌刊載的文章，以不實之詞指責法輪功，並暗喻法輪功將亡黨亡國，此文引發了天津市無理關押毆打去編輯部澄清事實的法輪功學員，並最終導致1999年4月25日萬人上訪。

除此之外，1999年6月武漢電視台台長趙致真帶領一班人馬趕赴長春，針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拍攝了一部片子，即所謂《李洪志其人其事》一片。和當年寫《武訓歷史調查記》不同之處是，這一次象清代藤甲兵那樣遇到壓力就緘口不言的是少數，全國各地有無數法輪功學員主動前去電視台拜訪，陳述自己修煉後身心受益的實情。不過趙某顯然有意無意的把他們遺忘在鏡頭之外了。和《武訓歷史調查記》相似的是，趙致真們這番舉動也可被理解為選擇性的排除不符合結論的事實──因為結論早已存在於調查之先。

和1951年批判《武訓傳》有所不同的是，1999 年的中國政府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軍隊、武警、公安、勞教監獄系統，以及上百家電視台，2000多種報紙、雜誌、廣播等宣傳機構。這些宣傳機器此時全力開動，為鎮壓法輪功鳴鑼開道。在1999年7月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開始後，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衊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 30餘萬篇次，目的只有一個：請你仇恨法輪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企業、軍隊系統，人人表態過關。中央電視台根據趙致真們提供的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製作了對法輪功創始人李先生進行人身攻擊的同名電視片。此片不但在全國廣泛播出，而且在隨後的所謂｢轉化班｣中反覆播放，作為對｢思想轉化｣的主要洗腦武器之一。這部所謂｢其人其事｣電視片的政治功用絕不亞於批武訓中的《調查記》和批孔子中的《孔丘其人》。

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轉眼之間，在許多國人眼中，中華數千年修煉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斂財｣的代名詞。一位網友曾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她數次從SOHU（搜狐）、SINA（新浪）上發送的求職信都莫名其妙地被伺服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輪大法弟子，看了她的求職信後，將其中一句話：｢具有真誠、善良、堅忍的品德｣刪除後，電子郵件才得以｢順利｣發出。

3  撕開黨文化的假面具

迫害初期，為了阻止大批親身受益的法輪功學員進京為法輪功、為師父鳴冤上訪，許多地方的車站、碼頭把法輪功創始人的畫像鋪在地上，凡經過者必須踩著畫像走過去，不踩不讓走，甚至要抓去｢轉化｣。在許多地方，警察甄別法輪功學員的方式，就是盤問行人，讓人說出法輪功創始人的名字，然後在後面罵一句髒話，罵了才放人走，不罵的當場被抓走。罵髒話、侮辱他人是什麼樣的行為，問一問三歲的孩子都會知道。然而這一切卻似乎成了理所當然的行為。不過，既然掘墳毀祠都可以坦然行之，還有什麼下作行為在黨文化中找不到借口呢？

這場十一年前開始的殘酷迫害，就在謊言的掩蓋和黨文化麻醉作用下持續至今，在｢和諧盛世｣的鶯歌燕舞中，至少3406人僅僅因為堅持真善忍的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

共產黨通過幾十年來的｢鬥爭｣，不但麻木了人們尚存的良知，而且用其黨文化幾乎取代了人們頭腦中原有的中華傳統文化。人類的各種傳統文化，都有一套符合人性的基本相似的善惡觀。而中共的黨文化卻恰恰相反，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魔鬼詞典：善的就是惡的，白的就是黑的──因為黨已經定了性了；說謊造謠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維護｢真理｣；殺人是有理的，因為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幸福｣；對於強姦、酷刑、虐殺可以保持冷漠，因為這才是不關心政治的｢清高｣態度──而這一切推論的大前提，實際上是維護中共統治地位的｢絕對穩定｣。在這裡，沒有道義、沒有良知，只剩下所謂的｢黨性｣。

2005年海外《大紀元》新聞社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徹底撕開了魔鬼的假面具。當黑白顛倒的底片拿到陽光下沖洗之後，人們會發現原來黨文化中的黑與白正好掉了個。如火如荼的退黨大潮正表明，當人們丟棄了人們心中的恐懼後，又有機會從新找回道德和勇氣。這是一個民族重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