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黑暗源頭

真相網2017.6.10】【文/費舒華(Joshua Philipp) 張小清 譯】

如果你要問共產主義的 源頭,大多數人會說是《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過,如果你去問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可能會回答,第一個共產黨革命者是弗朗 索瓦-諾埃爾‧格拉克斯‧巴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而假使巴貝夫今天仍然在世,問他信仰的根源,他大概會這樣回答:「嗯,這說起來有點複雜。」

1794年7月28日,法國政治家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被送上斷頭台,結束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激進派政治團體「雅各賓俱樂部」的專政。

隨著羅伯斯庇爾被處決,其「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也宣告結束,這是法國大革命中暴力血腥的時期,其間有16,000多人遭斬首;而由於監禁、自殺、流亡、內戰等原因,實際死亡人數遠不止於此,據英國學者內斯塔‧韋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雅各賓專政共造成30萬人死亡。

羅伯斯庇爾之死,讓下面眾多激進派人物陷入混亂,其時,巴貝夫登上了歷史舞台。據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大衛‧普里斯特蘭(David Priestland)所著《紅旗》(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一書,「巴貝夫譴責羅比斯庇爾背叛法國工農,他本人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領導人。」

「按照巴貝夫的設想,貨幣要廢除,人們必須將所有勞動成果交到集體倉庫,由集權政府重新分配。」

巴貝夫的目標是推翻革命的法蘭西督政府(French Directory,1795—1799),按社會主義的新思想設計新制度,以此恢復雅各賓派的「平等共產主義」政權。

共產主義的黑暗源頭
弗朗索瓦‧諾埃爾‧格拉克斯‧巴貝夫(1760—1797)被認為是第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該圖出自法國歷史學家嘉洛瓦(Léonard Gallois)1846年一本著作的插圖。(公有領域)

普里斯特蘭寫道,巴貝夫「抨擊私有財產,比他在雅各賓派執政時還激烈」,他也放棄了僅靠土地法就能帶來「絕對平等」新局面的想法。

按照巴貝夫的設想,貨幣要廢除,人們必須將所有勞動成果交到集體倉庫,由集權政府重新分配。

巴貝夫從他所謂「溫和的雅各賓主義」中吸取教訓,也注意到羅伯斯庇爾在其恐怖統治中處處使用暴力。巴貝夫尋求建立一種更極端的制度:透過暴力革命來控制和強化權力意志。

據《法國大革命史詞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巴貝夫在1795年2月因「煽動叛亂、謀殺和瓦解國民議會」入獄,期間密謀成立「平等陣線」(Conspiracy of the Equals,又稱平等會、巴貝夫密謀等)。書中提到,其身邊的密謀者包括監獄囚犯中的「前恐怖分子」和「新恐怖分子」日耳曼 (Germain)、波德森(Bodson)、德邦(Debon)和邦納羅蒂(Buonarroti)等,其他激進分子也很快加入其中。

不過,沒有等到巴貝夫在1796年5月11日實施武裝起義,督政府就聽到了風聲。5月10日,他和許多密謀者一同被捕,經過兩個月的審訊,許多人被判處死刑。

巴貝夫在1797年5月27日被送上了斷頭台,但他的理論卻由活下來的密謀者菲利波‧邦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繼承,後者著書記述了這場失敗的運動。

在巴貝夫思想的影響下,秘密社團「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興起。據普里斯特蘭記述,德國裁縫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達巴黎後加入該社團,很快成為「1840年代最有名的共產主義者之一」。

按普里斯特蘭的說法,魏特林沿襲了巴貝夫關於暴力革命、強制執行平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參合他心中的「基督教末日景象」。在其領導下,「流亡者同盟」於1836年更名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當時的歐洲有多個激進社團,很多公眾人物與報紙都在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思想。特別是在19世紀的巴黎,前後發生了多次起義。

「正義者同盟」參與了1839年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四季社」的起義。之後,魏特林成為第一個共產政權「1871年巴黎公社」的領袖,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殺戮和破壞,短短兩個多月內就屠殺 了幾十萬人,毀掉了巴黎及城中文物古迹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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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領導下,巴黎公社社員於1871年5月16日拆毀旺多姆圓柱(Vendôme Column)。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53)

不過,早在巴黎公社之前,共產主義就開始在社會上生根。基於國家強制實施平等和無休止鬥爭的現代共產主義,其早期源頭可追溯到秘密黑幫「光照幫」(Illuminati)。(參閱» 龍延:挖出共產黨的根)

1839年「四季社」起義失敗後,「正義者同盟」被迫遷到倫敦,並於1840年建立「德國左派工會勞工教育協會」(Educational Society for German Workingmen)。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會上,「正義者同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併,組成了由兩人領頭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整理編寫出了《共產黨宣言》,並於次年發表。

這份《共產黨宣言》後來成為現代共產政權的綱領性文件,不過,據伯納德‧摩斯(Bernard H. Moss)的《馬克思與法國永久革命》(Marx and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書記載,那時這只是「為一個小幫派草草編出的小冊子」,並沒有馬上引起重視。按照摩斯的解釋,在1848年,「宣言中的絕大部分思想在工薪階層的民主派人士中都已司空見慣」。

然而,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知名度的增加,「宣言」傳播得越來越廣。這本簡短綜合的小冊子,可以用來向不讀馬、恩其它著作的人進行宣說。

馬克思、恩格斯扮演的另一個角色,是將當時各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整合在一起——他們最先嘗試的是聯合「德國工人俱樂部」(German Workers』 Club),隨後又建立了「國際工人聯合會」(Workingman』s Association),即「第一國際」。

其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建立一種統一的理論,也就是深深根植於法國大革命的共產主義。為了他們自己的極權主義等級制不受挑戰,他們熱切呼籲摧毀一切等級制度,就如法國大革命那樣,致力摧毀家庭、財產、貴族和宗教。

雖然《共產黨宣言》看似在宣揚平等、共享這樣的崇高理念,實質上,其宣揚的思想對人類卻是災難性的。「宣言」提出,「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

「宣言」否定傳統美德和個人責任,代之以一個高度集權政府,這個政府強制摧毀一切社會結構,並將新的無神論和階級鬥爭體系強加給所有國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中寫道:「1789年從『社會聯誼會』(Cercle social)開始的革命運動,……至巴貝夫的密謀暫告失敗,使得巴貝夫的朋友邦納羅蒂在1830年革命後重提共產主義觀念。這種持續發展的思想,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據《共產主義黑皮書》,僅僅歷經一個多世紀,這種新的制度就造成1億多人非正常死亡。

 

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產主義發展的基礎。其所推動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礎上,這種制度企圖透過規範個人的信仰與觀念來實現「社會公益」,反而逐漸摧毀了自由意志。

共產主義透過暴力壓制一切異見來維持自身存在。獨裁者們認為他們的理念是烏托邦式的——是人類進步的大結局,所有與之相左的觀點都遭到扼殺。

在巴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組織「平等會」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貝夫是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賓俱樂部的一員。羅伯斯庇爾正是法國大革命最恐怖階段——「恐怖統治」時期的幕後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緊跟著美國獨立戰爭(1775至1783年)的滾滾車輪而來。獨立戰爭屬於美國革命的一部分,這場革命,是基於其 中的個體對同一思想理念的認同,以及圍繞一個共同目標團結協力,而法國大革命中的許多俱樂部和社團,在意識形態和目標上卻是南轅北轍。

「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美國革命的領導者們反抗殖民統治、爭取獨立,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其敵人卻全然不同: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他們犯下的錯誤,也將由在世界其它地區興起的共產政權重演。

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為了追求他們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觸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頒布的法律都會把新出現的社團定作「革命」的敵人。同樣,共產政權獨裁者們也以「個人即政治」的名義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會釐定一套新的「敵人」。

據法國歷史學家亞伯特‧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雅各賓主義》(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書,弗拉基米爾‧列寧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奪取俄羅斯政權後不久,就為羅伯斯庇爾豎了一尊雕像。[註:該書英譯本由共產主義網站馬克思主義文庫(MIA)翻譯。]

這很有象徵意味,馬迪厄寫道,因為「列寧像所有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一樣,受到我們偉大的(法國)革命歷史的滋養、受到榜樣的鼓舞,並在根據國情進行改良同時,將其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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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期間實施恐怖統治的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肖像。(公有區域)

他寫道,羅伯斯庇爾的雅各賓主義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以同樣的方式——恐怖、強行徵用和徵稅來實施的階級專政,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社會轉型,不僅是俄羅斯或法國社會,而是全社會的轉型」。

羅布斯庇爾屬於激進的革命團體「雅各賓俱樂部」,俱樂部成員中包括兩個突出的議會派系——自由派(吉倫特派)和激進派(山嶽派),羅布斯庇爾是山嶽派領袖。

溫和的吉倫特派與極端的山嶽派之間的分歧,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為後人周知的多次動亂。羅伯斯庇爾1793年7月上台時,公共安全委員會剛剛透過三日暴動(5月31日—6月2日)驅逐了吉倫特派,結束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議會民主;「雅各賓專政恐怖統治」從9月間開始實施。

「雅各賓派的許多代表已經得出結論,挽救革命需要無情的措施。」威廉‧科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國大革命與海軍政治衝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書中寫道,羅伯斯庇爾認為,「我們(法國)需要的是一個單一意志。」

這種國家恐怖主義可以用其主要參與者安東萬‧路易‧德‧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國民公會演講時的一段發言來概括:

「只要最後一個自由之敵人還在呼吸,你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你不僅要懲罰叛徒,也要懲罰中立的人;……既然法國人民已經宣布了他們的意願,那麼每個反對者都『自外』於最高權力機構;在最高權力機構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敵人。」

「恐怖統治」時期大規模使用暴力始於1793年9月初,當時激進的巴黎市民武裝入侵國民公會,要求公會接受其集體主義(計畫經濟)方案。與山嶽派結 盟的法國低層平民「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又譯無褲黨)將食物供給不足歸罪於農民,認為農民在為自己囤積食物,繼而要求雅各賓黨人對其 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將食品頂出倉庫。

這場運動就像一面鏡子,映射了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政權魁首日後所發起的運動,這些運動從農民手裡攫取種子、莊稼乃至農具,引發更為嚴重的饑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員會發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對政權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違法行為包括行為可疑、有不當的社會聯繫,以及發表不當的言辭和著作。違反這項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斷頭台。

羅伯斯庇爾這樣解釋這一理念:「災厄會降臨在那些在此譴責我們的人身上。」

共產政權的獨裁統治也有類似的政策,反對各種各樣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同樣遭到譴責或殺害。這可說是毛澤東發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斬首者中,有22個吉倫特人;他們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裁決是早已定好的。吉倫特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影響力就此結束,山嶽派從此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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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激進分子之一安東萬‧路易‧德‧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肖像,1793年繪製。(公有領域)

「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去寶劍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在「清洗」法國萊昂市之前,聖鞠斯特如是說。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列寧後來在「黨派」的觀念下推出類似的概念:民眾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後者被定為消滅對象。在今天的政治衝突中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即社會民眾只分兩派,沒有中間派。

如拉爾夫‧漢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蘭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國大革命的遺產》(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眾施行暴力,會不斷請『人民』政府賦予其正當性。」

這些革命獨裁者所說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國民,而是他們想締造的共產體制中人。對革命所創造出的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沒什麼了不起,殘暴惡行也沒什麼可怕的。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為口號,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國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話來說,他們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說是「無政府狀態」最為合適。

詹金斯說,在恐怖統治期間,羅伯斯庇爾及其革命同黨基於極端主義的邏輯,屠殺了許多法國農民;「這裡的人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暴力),這裡的人們也從來沒有犯過罪,他們卻必須死,好讓法國變成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場新運動中,山嶽派內部一個更極端的小團體——科德利埃俱樂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關鍵角色。

該俱樂部創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國革命期間成為巴黎執政府。巴黎公社發動了一系列旨在消滅基督教的暴力行動,僅在1792年的「九月屠殺」中 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殺戮,可被視作最早執行現代國家恐怖主義的機構之一。

科德利埃俱樂部的創始人包括喬治‧丹東(Georges Danton)——攻佔巴士底獄的關鍵人物,還有卡米爾‧B‧德穆蘭(Camille B.Desmoulins)——羅伯斯庇爾的兒時好友、法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極端派別中,還有一個極端激進的成員——雅克‧R‧埃貝爾(Jacques R. Hébert),他創立埃貝爾派,頒布了無神論國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壓制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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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1793年的速寫刻畫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理性崇拜」名目下的「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公有區域)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萬—弗朗索瓦‧莫莫羅(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則從埃貝爾和皮埃爾‧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開始。這個新體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確的人之宗教」中,創造出一個新的「理性女神」,從而成為史上第一個無神論國教。

詹金斯說:「羅伯斯庇爾帶領人們進入巴黎聖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後在這場流血運動中,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將成千上萬無辜生命消滅掉,真是莫大的諷刺。」據估計,法國革命期間有30萬至40萬人死於饑荒、戰亂、處決等等。

「理性崇拜」帶來了「去基督教運動」,其目標是在法國教會和民眾當中消滅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節」:教士們當眾遭到侮辱,穿上教職服裝的男子在祭壇上撒尿,然後搗毀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農場里的牲畜穿著教士的服裝,被放入教堂。

這與後來實施共產獨裁的列寧、毛澤東等人以武力貫徹國家無神論,帶來宗教和傳統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標誌性的行動是放縱的假面舞會、猥褻行為,以及對肆意的破壞。其墮落至極,連羅伯斯庇爾後來也反對了。

羅伯斯庇爾作出的回應是立法認可信仰自由,並頒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義不清的自然神,並於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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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安托萬‧迪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繪畫描繪了1794年至上節的場面。(公有領域)

而對羅伯斯庇爾來說,這不是開始,卻是結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斬首,「恐怖統治」就此終結束。在拿破崙‧波拿巴於1804年恢復社會秩序之前,法國還要走過十年的艱難歲月。

唐納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中則說,「法國大革命讓一個國家變成一介暴民,共產主義即藉此(暴力)維持生存。」

他還說:「共產主義是整個國家的絕對平等和社會主義化」,透過消滅個人權利、財產、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你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當破壞掉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時,才可能達到這一步。」他說,「你打破這一切,宣稱『國家面前一切平等』,而這國家根本就無視家庭、無視教堂、無視神,而只看管個人,那就是共產主義的基礎。」

他也提到教皇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講中的一句話:「沒有人能同時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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