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其人真相

郭沫若作为为中共打天下和歌功颂德的首号笔杆子,中共说其功勋卓著,但也有很多学者和民众认为其助共为虐、罪孽深重。下面选载几篇海外媒体刊登的一些学者关于郭沫若的历史事实和评论。正所谓千秋功罪自有评说,终究历史会真相大白,就让时间慢慢揭开真相吧。

余杰﹕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作者﹕余杰】【大纪元10月3日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好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但从《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给毛和作旧体诗的文学弄臣,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难怪周扬说:“郭沫若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也说:“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氏的“班头”一词用得绝妙,郭虽然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司马迁早已窥破“文人”的地位,同样是搞历史的,晚生两千年的郭沫若却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两个儿子的惨死也没有令他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年底,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阙是“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这个新主人却是“庸主”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着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转载自:大纪元首发 转载请注明大纪元。

张东园:郭沫若轶事与悲剧人生

【作者﹕张东园】【大纪元2011年09月28日讯】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

上面两段是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评价描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

郭沫若早年轶事

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

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 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

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他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

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话说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

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再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余英时等学人不齿。

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 “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 “蓝色” 作家,萧干则是 “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 “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从此与文学绝缘。

郭沫若作品选摘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1949年,郭沫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摘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写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郭沫若的内心痛苦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

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郭沫若的内心究竟是如何煎熬?

有人说,在文革中那严酷的红色恐怖下,知识份子又能怎样呢?郭沫若为求自保,实在是无奈。那么,还有一些知识份子在强权下的表现和郭沫若大相迳庭,看看他们的行为吧。

看看他们

先看陈寅恪。清末民初诗坛泰斗陈三立,晚年如闲云野鹤。前来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想见老人,被他回绝。“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想招安这位名人,被一口拒绝。日本人天天派人监视行踪,气得老人呼喊佣人撵赶门前走狗。悲愤欲绝的陈三立从这天起开始绝食,五日后忧忿而死。陈寅恪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正是陈三立的血。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年迈多病的陈寅恪却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3年中共决定陈寅恪为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还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顺便提一下陈寅恪的一位学生。文革时红卫兵要拉陈寅恪去批斗,当时陈氏年近八旬,除双目失明二十余年外,股骨颈骨折卧床业已六年,身体极其衰弱。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主动代替老师去挨批斗。他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又招致红卫兵一顿痛打。

再看梁漱溟。1949年,毛泽东盛邀梁漱溟进入内阁任职,被梁拒绝。梁漱溟说:“就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吧,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有利。”1949年在国庆观礼台上,梁漱溟自己就亲眼看到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献上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您走”的大锦旗。

1949年后,梁漱溟应是当面批评毛泽东的第一人。1953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中共执政后忽略或遗漏了农民。这一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行了公开批评,梁漱溟当场对毛泽东进行反驳并劝诫毛泽东要有让人讲话的“雅量”。

他在文革被批斗时淡然说一句“匹夫不可夺志”;他被毛泽东归为最大的右派,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第一个公开提出文革是人祸。

梁漱溟在文革中写下的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再看马寅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他却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性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奇女子冯元春,川大学生,1957年大鸣大放时就指出毛是伪马列主义者,川省委组织千名干部批判,她一人站在台上辩论,毫无惧色。后划为右派并判刑13年,因不认罪加判无期徒刑。后刘少奇被打倒,狱中的她笑说“毛就是杀功臣之刘邦”,遭游街侮辱,再被农民“斗争”,即用钢钎锄头戳她挖她,奄奄一息时遭枪杀。

陆兰秀,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反对文革入狱。她在狱中撰写大量理论文章,上书毛泽东,否定文革,她责问毛:“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级,但文革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后苏州召开四万人大会,判其死刑。刑前游街示众,为防止她发声,游街前卸掉其下颔骨,口里塞满破布。

在同样的疯狂年代,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关注自由人权获得诺奖和平奖,索尔仁尼琴写了《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俄罗斯有《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褶褶生辉。

什么是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知识份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表达的是清贫、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

传统的士大夫文人,严于律己,品行高洁,身先士卒,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明朝朝天启年间,魏忠贤势焰滔天,大官小官们争抢着到他面前摇尾献媚。李流芳,字长蘅,晚年自号六浮道人,诗画冠于当世。当时魏忠贤正领导全国人民反对黑社会东林党,杭州也建了生祠,士大夫之流纷纷往拜,独李流芳不肯,说“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

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严嵩杀害,杨继盛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

林则徐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结语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句,我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中共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中共政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人们发现,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摧毁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但是,从和郭沫若形成鲜明对比的陈寅恪、梁漱溟等这些优秀传统知识份子令人高山仰止的表现来看,中共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华民族的好儿女的铮铮铁骨和侠骨丹心已经深入血液。

在文章结尾,让我用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记”上的一段文字,来与所有同仁共勉,恢复与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精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作者﹕沙叶新】【大纪元1月25日讯】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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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

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也有声有色,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

只是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况且他早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的历史、考古、先秦诸子、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某些领域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郭沫若无论人格上有什么缺陷,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实在超过他的某些消极影响,怎忍心以“粪土”辱之?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呀!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了过河卒子,只得拚命向前”。是后退不得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也仅仅是忏悔,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谁能体察到郭沫若这种灵魂的痛苦呢?

青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曾和田汉仿照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的塑像合拍一照,自比歌德和席勒。恩格斯说:“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郭沫若这个中国的歌德庶几近之。

转自《天益》

卫金桂:郭沫若是政治流氓文痞还是大师?

【作者:卫金桂 大纪元2月8日讯】作为文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氏的资料,觉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在郭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

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

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我一直觉得是个奇迹。他的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氏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治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文革,他却于 1976年5月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首陈词滥调的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这首烂诗,借用康生的话说,许多读书人用脚趾头夹着笔都能写出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多/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治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治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郭沫若逢场作戏的悲哀

【作者:丁东】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是一个典型。郭老去世时,宣传中曾给予他与鲁迅并肩的美誉。现在看,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郭沫若与鲁迅为人为文差别甚大。我无意全面评价郭老,只想通过他治学的某些失误谈一点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完人,鲁迅也有失误。但有人的失误在治学的范围,有人的失误在做人的范围。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误而引起治学的失误。在这方面,郭沫若与鲁迅显然是不一样的。

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又写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谈到郭沫若有一篇《红旗跃过河江》的文章:“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

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再说郭老晚年治学的两次失 一是专著《李白与社甫》。且不说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是否牵强,就说此书对两位诗人态度的反差,一个是不遗余力地褒,一个是挖空心思地贬,凡有几分修养的读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测,毛泽东偏爱唐代□李的诗,于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罢了,李白毕竟是中华文学的巨匠。问题在于,褒李何必非得贬杜?郭老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做得也太过了!今天看来,学术无论如何是不应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学论文《‘曼坎尔诗笺’试探》。郭老对于中国文学的流变不可谓不内行,但在这份伪造的唐诗上,竟有当代的简体字。这种破绽本来是很容易识别的。无奈诗笺如能考订为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所作,实在太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了。郭老当时到底是无力辨别真伪,还是无意辨别真伪呢?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为怪,况且几次险些大火烧身,不可过分苛责。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人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
会变动。

《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以攘窃,这样干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于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此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找不到的。

就学术本身而论,郭沫若几十年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建立中国史学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有许多根本点站不住脚。顾准七十年代就点出:中国的历史学家闭著眼晴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学家依据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此论证、争鸣了几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学说,郭的观点占得上风,进人了中小学教科书。但今天学术界已经弄清,马克思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是斯大林取消了“亚细亚的”范畴,把人类历史简单化了。因而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间题本来是个假问题。顾准说郭沫若“可怜”,但与前述三例相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就不算最丢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他的治学方式,创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对中国知识界都起著表率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令人汗颜之处颇多。其主要责任自然不在郭老。但从郭老身上,后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应总结出一些教训么?

需要说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学间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九年前有过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里面记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陈明远的一番对话。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
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在与陈明远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比如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近年来总是觉得疲
倦…我说过早己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著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己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其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著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息,敢于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他也感到窒息。于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末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使命归黄泉。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著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砧出了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场作戏,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到后人嘲笑,又无法不让自己被后人嘲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郭老内心的这种苦味,极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随想录》问世,真话公开说出,灵魂可以稍安。郭老临终也没有公开道出真话,不知灵魂可得安宁否?

转载自:大纪元时报

红色文豪郭沫若的大义“凛然灭亲”

【大纪元1月2日讯】很多人都知道,大文豪郭沫若一辈子充当无耻的歌德派,因而享尽荣华富贵,他却有两个儿子因不满现实屈死于的政治迫害,这件事一般人仅知他的儿子郭世英在文革时被红卫兵绑架关押后,郭沫若见到周恩来却一言不发,不敢向周求救,待其子死后又内疚不已。

最近旅美的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访问了与郭世英一同遭受文祸的郭世英生前同学兼好友张鹤慈,才知郭沫若岂止是因胆怯不敢挺身相救,其子之死根本就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于立群大义灭亲,向当局检举揭发后的悲惨结果。

张东荪一家的悲惨命运

张鹤慈是中国著名白由主义学者张东荪的孙儿。张东荪因思想亲美在一九五一年被指控出卖情报给美国,整个家族受到残酷迫害,张东荪本人文革中死于秦城监狱,次子和三子在文革中自杀(三子张宗颖与其妻吕乃朴双双自杀于文革初,二子张宗燧在一九上八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而死),长子张宗炳与是北大教授,文革时与父同时关入秦城监狱,但彼此不知,张宗炳后在秦城精神失常。张东荪孙辈中也有两人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狱中,其一就是张宗炳之子张鹤慈,前后一共坐牢十六年。

郭世英和X社的离经叛道

张鹤慈与郭世英是文革前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份子子弟云集的北京一O一中学的同学,两人和一批有独立思考不满专制主义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评论时政,后来张鹤慈考进北京师范学院,郭世英考进北大哲学系。一九六三年张鹤慈、郭世英,还有长征老干部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等成立了一个地下文学团体X社。不到三个月,张鹤慈和郭世英就被捕。

据现定居澳洲的张鹤慈告诉宋永毅,按当时政治气候,他们当时的思想确实“很反动”,公安部档中列举他们的罪名,如“反对共X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香港等地”都是事实。其思想在当时可说是极端的离经叛道、绝无仅有。

张鹤慈说,有一次他们在孙经武家里找到一把女式手枪,有八颗子弹,他们在骑车途中便说应当分给八个领导人,第一个就是毛XX、自然还有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孙经武曾在语文课上公开说毛XX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

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子

当时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发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这件案子被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案,当时毛XX、刘少奇、周恩来对此案都有批示。

张鹤慈说,x社案子是周恩来负责处理,他和孙经武判劳教两年,郭世英没有处理,只是送农场劳动,“从当时阶级斗争越抓紧的政治形势下,这些处理要算轻的,这显然是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

其实这主要因当事人大多是高级干部子女,自家子弟,所以格外留情,网开一面。就像文革中的联动份子,一样是文革中的打砸抢三类人物,但文革一过,前账一笔勾销,还刻意培养成为接班人,发财升官前途无量,如辽宁、光大等联动份子。

文革招难死因至令未解

郭世英虽然逃过了一劫,但到了文革,这段经历就成了他的催命符。当时他已经转学到北京农学院。一九六八年四月北京农学院一批红卫兵绑架了郭世英,向他刑讯逼供,罗瑞卿女儿罗点点说是严刑逼供,打得很惨。

据杨健一篇回忆文革地下文学的文章说,郭世英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中,四肢被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受尽人身凌辱,四月二十上八日清晨,他反绑着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窗口飞出来,肝脑涂地当场气绝。红卫兵说他是跳楼自杀。

张鹤慈指郭世英文革遇难“主要又是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但张鹤慈认为郭世英是死于他杀,因为郭世英是被捆绑的,当然无法爬楼,更无法从三楼破窗跳出。

郭世英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持此看法,包括现张郎郎也不相信郭世英是白杀弃世。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是个谜。罗点点说,后来周恩来派人调查过郭世英死因,也未弄清真相,最后不了了之。此事对郭沫若打击很大,郭临死之前,曾默默抄写郭世英生前日记,似是非常的后侮和痛苦。

中共统治最黑暗时代,人伦严重扭曲变形,子女检举父母,夫妻相互举报之怪异事层出不穷,甚至像郭沫若这样五四时的热血浪漫诗人,也会沦落到出卖亲生儿子的可耻地步。

郭沫若父子完全是两种人

说郭沫若“大义灭亲”还抬举了他,据后来与他有忘年之交的诗人陈明远文I革后公开郭沫若写给他的信披露,郭沫若其实对毛泽东专制也看得很明白,内心也很压抑痛苦。但他对儿子郭世英真诚的思想探索非但未有丝毫同情,先是恐惧,后则因年轻人们非议了他的人品和文品而勃然大怒,把儿子作为祭品奉送上专制主义的绞刑架。

郭沫若作为一个大学者大文豪被举世唾弃,不仅是因为他丧失了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和良知,而更在于他灵魂既有奴性的懦弱,也有专制的暴虐。所以在暴君毛泽东面前,他匍匐在地,甘作臣妾奴才,但在敢于向他挑战的年轻人面前,他又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惨死在专制铁蹄下的郭世英,据他的同学和朋友回忆,与其父完全是两个人,是个在无尽的黑暗中勇敢探索真理的青年思想者。

他的北大同班同学,作家周国平回忆他与郭世英的交往时说,郭世英给他的影响大于他平生认识的任何人,是郭世英帮助他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宝库之门,使他接触世界经典名著,并了解到尼采、佛洛依德、萨特等现代思想家,也是郭世英感染他走上追求热情生活真诚思考的人生之路。

他说,郭世英极其真诚,常常思考人生和社会现实的问题而失眠,并常在宿舍熄灯之后向同舍同学诉说他的苦闷。他说,对于郭世英,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都是他苦思冥想力欲寻求答案的问题。

而这位优秀的思想者被杀害时只有二十七岁,可悲的是,他的父亲竟然也是他的杀手之一。

郭世英的弟弟文革中痛苦自杀

郭世英弟弟郭明英也同样死于思想专制。郭明英很有音乐天才,本来在音乐学院深造,但郭世英喜欢西方音乐,竟有音乐学院学生向毛泽东写信检举他,说学校有人崇拜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看后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郭家又紧张起来,当时x社案已发,郭世英读哲学读出思想问题,文科已学不得,于是郭沫若将这个儿子送到海军部队去当兵。但不过一年文革开始,郭明英不能理解,精神非常痛苦,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白自杀,比他哥哥还早走了一年。

据宋永毅说,当局对文革前给x社的处理,至令仍是肯定的并未平反,仅认为后来文革时的处理过重。x社案的两位当事人孙经武和张鹤慈文革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张鹤慈坐牢十六年,孙经武先被关进牛棚,后分配到石家庄三三○二厂作三类人员内部控制处理,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一年两人才获得自由。

历史已翻过了一页,郭沫若父两子也均已作古,但做父亲的仍然被官方摆在神坛上祭奠,而他两个惨死儿子的故事则依然是中国至今碰不得的秘密。显然在中国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时候还未到来。

原载《看中国》

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作者:孙乃修 大纪元3月2日讯】吹了牛,撒了谎,害了民,毁了财,中国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等人强迫推行“大跃进”运动中极度疲惫熬过去。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大搞公社分光吃净、全国高官小吏大吹牛大撒谎掩盖严酷实情,这些严重错误导致巨大灾难,使中国陷于危亡绝境。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三年大饥馑,整个民族在死亡边缘挣扎,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有人估计六千万),创了人类历史上大饥馑死亡之最,亦创了人类历史上由于政府犯错误造成整个民族大灾难大死亡之最。这个政治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优劣,暴露净尽。中华民族为一九五八年这场大疯狂以及持续的左倾殃民路线,付出极其惨重代价。上天冥冥无言,自有惩罚降临。

一、一九五九年:灾难初年狂吹跃进、痛诋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大饥馑第一年。二月四日,郭作《春暖花开》诗,调子明快,歌唱春天,如痴人说梦:“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我们要使工业和农业的指标超额完成,我们要使科学和文艺尽可能放出卫星。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要保证: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跃进!”(《长春集》)

郭继续吹牛鼓气,“十倍地鼓足干劲”,要人们“有献礼火箭上天”“放出卫星”(当时“卫星”特指惊人数字、产量),一九五九年要有“更大的更快的跃进”。他要人民保证,自问自答:“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他甜蜜颂扬:“党的关心更和春风一样十倍地温暖呵,它叫人们要能够保证到睡好觉,吃饱饭”。残酷现实粉碎了他的谎言。大饥馑浓重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郭却在歌颂党的英明、大跃进的干劲、五九年继续放卫星。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准备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二十三日,彭德怀依据民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愤怒怨言和强烈呼声而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人信件被毛印发,受到无理批判,会议转为反“右倾”,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揭发批判。这实际是对全国民意的严厉打击和压制,再次显示毛氏倒行逆施行为。

在这场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郭沫若完全站在错误的毛一边。这年九月,大饥馑遍及全国(据韦君宜《思痛录》第八十二页说,“一九五九年,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郭歌颂“大广场”“大会堂”“博物馆”“民族宫”“军事馆”“北京站”等所谓“十大建筑”,诗中飘着“满苑松风天地香”,诗中响着“山呼万岁廿垓声”(意思是六亿五千万人各呼三声万岁),诗中狡辩:“谁云跃进非真实?轮奂首先看北京!”(见九月十四日作《十年建国增徽识》)这首诗,对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上对毛泽东的批评作出表态。郭颂扬毛,反驳彭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

九月十五日,郭参加毛主持的文化界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总路线座谈会(见十六日《人民日报》);十九日作七律《三呼万岁》三首(三十日《人民日报》),拥护毛祸国殃民路线、痛斥彭等正义之士,歌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颂“总路线”曰:“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颂“大跃进”曰:“万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炉涌铁泉。化尽昆仑巅上雪,要将戈壁变良田”;颂“人民公社”曰:“一大二公岂可忘?创新宇宙控玄黄。按劳分配权三级,乐业欢虞颂万章”(《诗词选》)。他知道去年这“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知道中国出现怎样的大饥荒,知道国内众多反对和批评意见与呼声,却依然歌舞升平、高呼万岁,痛骂有政治勇气、为人民“鼓与呼”的人“狂犬吠红日”。在此全国大饥馑之时,他高喊“跃进再加鞭”(欲置人民于死命么?),“百花齐放蕊”(五七年绞杀,何来百花?),“万千公社翻禾浪”(不见饿殍遍野?),“一大二公”(分光吃净、坐以待毙)。

九月二十一日,作《庆祝建国十周年》道:“破浪乘风齐跃进,排山倒海敢争先”(《诗词选》)。九月二十五日,作《读好书》:“人间成乐园,生产水平高;务使生活资,按需不按劳”(《东风集》),在此大灾难之年,还在为国人画饼充饥,鼓吹“乐园”图景和不劳而获观念。十月二十四日,写《歌颂群英大会》,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将开幕而“献出衷心的歌颂”:“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捧献出心肝”“骀宕的东风把九天四海一律吹遍,请看呵,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国内和国外尽管有一些吠尧桀犬,它们的狂吠只表现了它们的可怜。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右倾保守的霜雪怎敌得大火燎原?”“谁要否认大跃进,那是它瞎了两眼,太阳,不因盲人不见,而非灿烂在天!”(《东风集》)其诗低劣不用说,其人媚骨亦不必说,其对苦难现实的美化(“百花齐放的盛况真是空前”)以及对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的彭德怀等正义之士作的诬衊,凸现郭的品质和为人。

二、一九六零年:民族大死难中欢唱“千秋庆岁丰”

一九六零年,大饥馑第二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到这年七月,全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高达一百万人。这个地区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两年后这个地区饿死人最多,发人深思(官吏谄上压下,为保第一之名而掠夺、压榨乃至批斗拷打百姓等等残暴行为愈发厉害)。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充满着怎样的血腥和黑暗、暴力与欺骗。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地方官员吹牛虚报,上面要粮交不出,便转嫁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折磨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多人被折磨死。与此同时,耗资巨大的毛泽东庐山豪华别墅以及在湖南老家韶山的大型别墅“滴水洞”开始动工。

这大苦难之年,郭歌唱大跃进、人民公社,调门高昂。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旧历春节前二日,他作《迎春》诗,一派喜气洋洋,春随人意,唱起“千秋庆岁丰”来:“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瞧瞧诗中用的意象:“旭日”“颂歌”“瑞雪”“东风”;看看诗中的吉祥如意:“满堂红”“四海颂歌乐”“千秋庆岁丰”;再瞧瞧诗中歌颂的关键词:“跃进雄”“公社好”,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当此大饥馑,哪里有“连年跃进雄”“公社诚哉好”?哪里有“瑞雪”、“东风”、“岁丰”?在这饿殍遍及全国之际,唱出这种昧良心的颂歌,与“人血馒头”何异?

同日,他又作《〈淮海报〉创刊二十周年题寄》:“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歌颂“总路线”(《东风集》)。二月六日作《重庆行十六首》,重复陈词滥调:“民意乐洋洋”“今日东风遍九垓”(“东风”“九垓”已用滥)。诗有“微闻春闹旱,仍见菜蔬丰”句,“微闻”二字,可见他明知时有大灾,却极力缩小灾情。仍不忘歌颂毛、同时虚造形势:“领袖诗词好,工农气象雄”(《东风集》)。三月二十二日作《颂延安》:“秧歌舞罢笑盈腮”;作《访杨家岭毛主席所住窑洞》:“于今跃进着先鞭”“风卷红旗分外鲜”(《东风集》)。三月二十四日作《在西安参观工厂》:“东风吹放百花枝,机械高歌跃进诗”(《东风集》)。四月三十日作《“五一”颂》:“寰宇八方传捷报,周年四季颂东风”“公社欢虞五月红”“路线光辉昭跃进,万条火箭一条龙”(《东风集》)。

五月作《六亿神州尽舜尧》,第一次在诗中露出“天灾人祸”四字。不过,他只提抢救上海钢铁工人、抢救平陆六十一个人以及京沈铁路遇洪水的第十二次列车这三件当时报刊大肆宣扬的消息(宣扬社会主义好、转移人们对大饥馑、对共产党的怨言),丝毫不提遍及全国城乡的大饥馑。诗中“天灾人祸”四字,虽隐含此意,却依然吹牛:“我们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我们要使它们在我们的目前低头”“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灾人祸,在英雄们的眼中应该是根本没有!”(《东风集》)郭说,人人都可成为英雄,条件是“但就要你政治挂帅,首先把你自己忘掉”,“真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宇宙缩小!”让人民忘掉自己,无视饥饿,没有思索,没有抗议。这显然是愚民。这些话的狂妄之气,亦是那个时代特产。郭以毛诗句歌颂“今朝”:“十年来的英雄事迹可以写成二十五史,真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六月八日一大早,郭沫若轻松地观鱼去了。其《紫竹院观鱼》道:“晨来紫竹院,拔草饲草鱼”“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东风集》)你瞧他在大灾难时期雅兴如何?“天灾人祸”在他眼中“根本没有”,“敢同任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的战斗精神,那是别人的事。何妨他观鱼的闲情逸致?

九月六日作《十六字令三首》:“花,歌颂东风遍海涯。春永在,亿载斗芳华”。九月七日作《劈山大渠歌》:“第一条,颂东风,人民公社大而公”,称赞贻害无穷的“一大二公”。九月三十日,作七律赠日本话剧团团长曰:“纵有波澜横海岳,要将喉舌替人民”(《东风集》)。要别人大无畏,替人民说话。返躬自问,何如?倘有后世浅见之辈,取出此语为之辩护,恐不是不可能。研究历史与人物者,此辈多见。

这年秋天,作《金田新貌》,高歌“领导正确”“乐无边”:“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处于大饥饿大死难哀恸中,郭却写出这种毫无心肝文字。注意,这里他歌颂“封建死灰不复燃”,同年十二月三日郭在信中却别有腹诽这么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因此,对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官僚本位’之形成、发展,作出彻底的解剖与批判,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定要持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埋葬‘官僚本位’的封建残余。”(《书信集》第一一五页)这两种话相隔仅一个月,其奸伪面目暴露无遗。九月三十日《题日本话剧团》诗“沉酣未醒有奴才”句,似是自嘲。十二月九日作《题〈向农村大进军〉》:“跃进歌声漾遐迩,拿云直上九重巅”(《东风集》)。可怜天下农民心,中国农村在郭笔下依然一副热火朝天跃进图景。

这些诗,是郭在全国一片苦难悲恸中涂抹的虚假欢乐。其中很多收入《沫若诗词选》,是他一九七七年三月挑选出来、重新校阅、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诗。诗中皆是“东风”“跃进”“公社”“路线”“红旗”滥调,不是“秧歌”“捷报”“火箭”,就是“满堂红”“颂歌乐”,没有丝毫民生苦难,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没有一星社会思考,不倦做着泯灭良知、推波助澜的拼字游戏。这大饥馑大沉痛时期,他没有一首诗透露民族哀伤、长歌当哭之音。在他轻飘飘哼写这些无聊诗句时,中国大地上多少可怜弟兄姐妹和孩子死于大饥馑中,甚至出现人相食、父母杀子卖女充饥、彼此换杀亲子以食的惨痛不忍闻之事。唐代诗人杜甫有“千家今有百家存”“恸哭秋原何处村”句(《白帝》),痛写内乱中人民死亡十分之九、深秋大地一片哀哭之声,竟不辨村墟。这惨景正是三年大饥馑大死难的当代中国写照。诗人郭沫若给人们留下的是些什么呢?

三、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中高颂河山美、领袖好

一九六一年,全国大饥馑第三年。饿殍遍野,家庭绝户,村民死亡十之七八、余者离乡乞讨之事屡屡可闻。草根树皮,皆已挖净、剥光,乃至人相食之事多有所闻。

这是七十岁郭沫若兴致大发、游山玩水的一年。他一路乐陶陶,玩了云南游海南,访了泰山进四川,逛了上海奔广州,一路喜洋洋,颂歌一首接一首,舞文弄墨喜欲狂。

一月下旬,到昆明游览名胜古迹,正是“茶花盛开,景物宜人”。他作《昆明杂咏》九首,诗中只见“景物宜人”,不见民生痛苦;依然歌颂“跃进”。如此灾年,忒深苦难,却口不停歌。

其《游黑龙潭》:“黑水池中三异木,千年万代颂东风”。还是“东风”之类陈词滥调。其《游安宁温泉》:“劳农今幸成真宰”“跃进楼台满院春”。劳农是否成真宰,郭未敢扪心自问。当此大难之年,他能唱出“跃进楼台满院春”。

其《题翠湖宾馆》全诗如下:“六年之后我重来,映日茶花次第开。水月风光欣遇旧,翠湖春晓乐登台。豪游踪迹经三海,跃进歌声遍九垓。地上乐园真个有,万方宾至幸如旧。”(以上均见《东风集》)春光美好,游兴勃勃,又是“跃进歌声遍九垓”,把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饿殍遍乡遍野的苦难中国称为“地上乐园”。

二月十一日作《颂湛江》五首:“苍波红日颂无疆”,歌颂毛万寿无疆。三月十五日,作《浴从化温泉》:“跃进楼台拥秀峰”,歌颂跃进。临走时颇恋恋:“勾留一日雨中别,寄语云山约再逢”。这是郭的温泉、乐园,却是中国百姓流离逃难的饥困之乡、饿殍之野、洒满人间仇恨之地。

三月十八日作《回京途中》:“湖南桃李甚芬菲,湖北玉兰花正肥。满望农耕春水足,沿途绿化惠风吹。辉煌路线飞金箭,大好河山换锦衣。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歌颂“路线”好、“山河”锦绣,遍地“新奇”,无一丝民生怨苦。一九五九年彭德怀以湖南家乡民众贫苦无告、深受“大跃进”之苦为内容上书毛泽东,惹毛大怒。郭此诗中“湖南”句,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着笔,说明“辉煌路线”引来“大好河山”,为一九五八年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大饥饿、大死亡、使自然生态严重破坏的“大跃进”辩护。

四月二十五日,作《游览北京植物园》,满纸“牡丹开”“春烂漫”“香韵低回”之类粉泽香态,最后以陈词作结:“跃进上天阶”。五月游泰山,六月十六日写《颂党庆》,满纸浮辞滥句“旭日”“东风”“红旗”,粉饰现实、歌颂毛:“六亿神州乐,讴歌实践篇”(指毛的《实践论》);末句亦陈辞,是一篇本意:“巍巍大哉党,领袖颂无疆”。

九月三日由仰光回昆明,作《昆明七首》,留连一片美景中:“大观楼下低回久,喜见茶花上海棠”“山有美人云里卧,池开明镜月中陈。农田处处翻金浪,民族家家碾玉尘。”山如美人,池如明镜,农田丰沃,又是天堂:“昆明仿佛是天堂”。不见诗人悲天悯人之叹,却见小匠津津自得之态,将俗句抄来抄去(诗有“岁首茶花开满苑,秋来又上海棠身”句,实为上面“喜见茶花上海棠”句之演绎)。

九月十八日作《蜀道奇》,大话满嘴、高呼万岁:“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三年大灾难,他有吃有喝有地位、游山玩水颂万岁,那些“险阻”当然不足道。

十月三十日写《游闵行》,满桌美餐佳肴:“蟹饱鱼肥红米熟,日高风定白云绵。谁能不信工程速?跃进红旗在眼前”。满纸肥蟹、肥鱼、大米,大约受到款待,以为天下人都食“肉糜”了。“跃进”不离嘴,“红旗”不离手。好一个“路线”捍卫者。

十一月十三日写《从化温泉》:“远处山山开画卷,浮沉叶叶荡凫舟”。郭氏所到之处,都是良辰美景。

十二月一日写《流溪河水库观鱼》:“红旗风漫卷,奇迹满神州”。又是“红旗”“奇迹”“神州”,他的词汇已用光。十二月二十二日作《题桂花轩》:“果然风景这边好,如此江山何处来?”(《诗词选》)玩弄文字游戏,粉饰苦难现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民族大死亡中,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了,要为处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云云,却对眼下这场民族大悲剧不置一辞,似乎中国大地安然无事。郭依然走“歌颂”道路,他知道毛听不得真话和批评,便一路是假话和歌颂。

这些诗表现出,游山玩水的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象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这样的人,不是人民的诗人,而是权势的食客与吹鼓手。

──原载《民主中国》

鲜爲人知的丑陋:郭沫若一生抛弃的女人们

http://www.epochtimes.com/gb/5/8/29/n1034731.htm
【大纪元8月29日讯】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 “抗战夫人”, 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 (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 ,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

(来源:《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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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沫若其人真相 « 真相法轮功  -  14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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