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十萬億財政收入都花到哪去了?

從理論上來看，個人所得稅主要有兩大功能：首先是籌集財政收入的功能。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各國政府財政收入比重一直處於上升趨勢，特別是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幾乎佔到半壁江山。個人所得稅第二個功能就是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外常把個人所得稅稱為｢羅賓漢稅種｣，意思是說個人所得稅在體現社會公平的同時，帶有更多｢劫富濟貧｣的色彩。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主要是根據個人的年收入來課稅，並且實行累進稅率，收入越高，納稅越多。比如美國高收入者就是該國個人所得稅納稅的主體。據統計，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群體所繳納的稅款每年佔美國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60％以上，是美國稅收最重要來源。

然而，發達國家經過多年的實踐後發現，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個人所得稅的作用十分有限，這主要是因為高收入者的逃稅、避稅等使其無法實現調節。在這種背景下，近些年來，國際上掀起了一股改革個人所得稅的潮流。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比如德國財政部公布的稅制改革方案，將最高邊際稅率由2000年的51％降至2001年的48.5％；法國2000年8月的減稅方案，將最高稅率由2000年的53.25％降至2001年的52.75％；美國到2006年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將從39.6％降到35％。二是減少稅率檔次。1980年代末，OECD成員國中有16個國家的納稅檔次平均從10個以上下降到不足6個，如美國把原先11％至50％的14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15％和28％兩級，英國將原來27％至60％的6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25％、40％兩級等。更有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實行13％的單一稅率，大大降低了稅收征管的成本。

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制的建立較晚。1980年9月1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制度至此方始建立，當時確立的起征點為800元。1993年10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自1994年1月1日開始實施。爾後該法又經過多次修改。目前，個人所得稅已成為中國大陸第四大稅種；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同，中國大陸的中低收入者已成為該項稅收的主要負擔群體。有關統計表明，在中國大陸個人所得稅納稅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數最多，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65％來源於中低收入家庭。中國大陸當前雖然有累進位個人所得稅，但征不到真正高收入的人身上。

《富比士》曾推出｢稅負痛苦指數｣榜單，該榜單顯示，中國大陸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位居全球第二。該份報告引起廣大網民熱議，並被在中國大陸官方質疑。《人民日報》刊文稱，《富比士》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一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人民日報》同時引用了《中國大陸統計年鑒2010》、《關於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財政部網站、IMF網站、OECD網站等多方數據，並對中國大陸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等專家進行了採訪，指出以國際標準｢宏觀稅負｣衡量，我國稅負並不高。但當天下午，《富比士》中文版總編輯周健工又對此文逐條回應。周健工強調，｢這個榜單的目的，是為了在全世界各國的稅負之間尋找一個可以比較的尺度，因此對各樣本國家一視同仁地選取了各國政府通行的稅種和最高稅率。｣周健工認為，｢稅負痛苦指數｣榜單本是富比士兩年半前推出的榜單，如今卻引發一場論戰，之所以該話題如此受關注，是因為個稅改革等話題很火熱，而深層原因是納稅人意識的覺醒。

周健工說，當我們交稅的時候，關心稅收用到了哪裡，政府是否有效利用、管理稅收，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如何，稅收支出的結構、細節是否透明，這些都是納稅人意識覺醒後很自然會去關注的內容。他認為，財稅制度是一國核心制度，體現政府的基本價值觀。財稅制度在任何國家都是會被激烈爭論的制度，沒有任何一國的財稅制度會讓所有人滿意。他認為，眼下關鍵是要有一個透明的、程序化的、通過財稅制度的方式來表達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的方式。這在中國大陸是欠缺的。

相關爭議也立刻引發廣泛關注，多位專家表示，財政部日前公布數據顯示，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由此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財政收入確實增長過快，減稅勢在必行。比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要結構性減稅，他指出，要進行結構性減稅，對於小企業、企業的創新活動還要給予稅收優惠要盡量減稅；但同時也要有結構性增稅，最典型的一個是資源稅；此外，特定稅種也要有增有減。

焦點1：稅負痛苦指數的構成。《富比士》稅負痛苦指數的計算方法是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僱主社會保險、僱員社會保險和增值稅（或銷售稅）的最高法定稅率進行加總，得出的總分為稅收痛苦指數。有觀點認為，該統計方法在反映稅負高低問題上有幾個重大缺陷：一，指數選取的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往往比名義稅率低。二，最高的邊際稅率只適用很小比例的納稅人，不能反映一國居民的總體稅負狀況。三，簡單相加的假設前提是對每個稅種賦予同等的權重，而這一假設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富比士》認為，一個國家的稅收制度非常複雜，在這種複雜情況下，進行國際比較，總要找一些國際上具備的共性進行比較，並且必須保持一致性原則，存在不足的地方，但不能說它不科學。

焦點2：稅收負擔統計口徑。有專家指出，國際上統計宏觀稅負有兩種口徑，一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中國大陸與之相近的指標是｢稅收收入+社會保險繳費收入｣佔GDP比重。另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類：稅收、強制性社會保障繳款、贈與、其他收入，中國大陸與此相近的指標是大口徑宏觀稅負。兩種計算口徑下，我國稅收負擔都低於美、日、德、法等發達國家。《富比士》指出，｢稅負痛苦指數｣包含了納稅人對納稅負擔的實際感受。如果政府能夠提供優質的、讓納稅人滿意的公共服務，這當然讓國民歡迎。但實際上，中國大陸實際稅率雖然低於名義稅率，但納稅人能夠感受到的公共服務是欠缺的，質量還有待提高。

焦點3：稅負高低與痛苦程度關係。有專家指出，不應糾纏於稅負高低，更應關注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宏觀稅負關鍵不在於收多少，而在於預算制度的完善和財政支出結構的改善。｢當一國財政的民生支出規模較小時，老百姓往往覺得沒有在政府的用稅過程中直接受益，會感到稅負較重。這在客觀上要求政府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同時，不斷完善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稅收的使用效率，使稅款最大程度地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富比士》認為，一般稅率越高，納稅人越痛苦，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沒必要爭論。但｢財政支出結構需要更加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一點，很有道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經濟學者馬光遠表示，稅負和｢稅負痛苦｣是兩個概念。若一國稅負絕對值不是最高的，但因為稅收支出和老百姓沒關係，痛苦指數自然高。他認為，目前中國大陸稅負總體確實過重。數據顯示，財政收入遠高於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財政收入過快增長必然導致國富民窮。｢財政收入的增加當然與經濟的快速發展有關，但國與民之間不能差距太大，以前大家都吃土豆，現在的情況是國吃鮑魚，民吃稍好些的土豆。｣在馬光遠看來，中國大陸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宏觀稅收負擔已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目前不應該糾結在稅收上，而應該考量調整支出結構，對此馬光遠認為調整支出結構和財政收入增長過快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不應混淆。｢稅收太高肯定是不對的，在初次分配中，國家拿得太多，這不合理。｣馬光遠說。

美國是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實行聯邦、州和地方（市、縣）三級徵稅制度。美國現行的主要稅種有：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銷售和使用稅、遺產和贈與稅、社會保障稅、財產稅、資本或凈財富稅、累積盈餘稅、消費稅等。聯邦稅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為主，成為聯邦收入的主要來源。數據顯示，2008年美國聯邦收入中，45%為個人所得稅收入。在美國，只要有收入的人每年都要向聯邦政府申報個人所得稅，其一般以家庭為單位徵收。中高收入人群是納稅主要群體，而低收入家庭一般會得到政府的退稅。2009年，美國有47%的家庭享受這一優惠。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上任後，曾數次減免稅收，但隨之而來的是財政赤字的擴大。現任總統歐巴馬在2010年2月提交的2011財年聯邦政府預算案中提出，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個人將廢止小布希時期的減稅措施，而年收入不足20萬美元的個人繼續實施減稅政策。目前，在削減財政赤字的巨大壓力下，歐巴馬加快了向富人繼續增稅的步伐。歐巴馬新的增稅措施，是向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加稅，確保其所繳稅率不低於中產階級。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大陸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城鄉收入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早在2005年，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於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大陸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此外，與城鄉固定資產投資有關，｢我國城鎮人口不到50%，社會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都投給了城鎮，佔87%，尤其是把投資投向大都市。中小城市徵用資源相對來說比較小，這本身是一種發展機會的不平等。｣

據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測算，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為83080.32億元，加上今年前8個月比去年同期增加的17533.97億元，即使後4個月財政收入同比零增長，全年財政收入也將超過了10萬億元。而與之對應的是大部分居民感覺自己的收入並沒有明顯的增長，這再度引發社會關於國富民窮問題的發酵，有學者呼籲減稅以實現｢藏富於民｣。

而新華網分析：要正確理性看待中國大陸的｢國富民窮｣。中國大陸目前仍處於高速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目前中國大陸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在3%以內，累計國債餘額佔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顯性和隱性債務，因此，中共政府的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更不用說富裕。當前，造成部分群眾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年下降的趨勢。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7年，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

國富了，老百姓為什麼還感覺那麼窮？！民不怕徵稅，就怕稅收取之於民，不用之於民。而美國富比士雜誌最近推出｢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國大陸的｢稅負痛苦指數｣位居全球第二，且不論是否屬實，該排行榜是否合理，但憑老百姓的感覺來講，稅負過重卻是不爭的事實，而老百姓並沒有因國富而民富，亦是不爭的事實。

財政收入到哪裡去了？一是大量購買了美國國債，為解決世界經濟危機貢獻了。若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別說是賺錢，賠本的還是中國大陸。但中國大陸對美債的購買卻有增無。且財政收入那麼多，卻還是不夠花，這就奇怪了。按新華網那篇文章的分析，政府的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更不用說富裕。中國大陸目前仍處於高速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而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相當一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的，但那些固定資產投資大部分投資於國企，大多中小企業並沒有涉及。

其中，過去5年，鐵路基建投資規模翻了7倍，幾乎超過以往投資總和。在此基礎之上，鐵道部的總資產2011年繼續增長，一季度達到34058億元，二季度達到35718億元。至此，鐵道部總資產在2006年的基礎上增加了兩萬多億元，五年翻了2.4倍，平均每年增長28%。但國企對國家作出多少貢獻？還是以鐵路為例，數據顯示，2006年鐵道部負債總額為6401億元，2007年也只有6587億元，但2008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大增32%，上升至8684億元。而在負債增長最猛的2009年，鐵道部負債從年初的8684億元升至年末的13034億元，僅一年就大幅增加50%。2010年負債總額再度大增45%，飆升至18918億元。到2011年上半年，鐵道部負債已進入兩萬億元時代，達到20907億元。5年時間，鐵道部負債額翻了3.3倍，總體增幅為227%，平均年增幅為45%。

但國企總是一筆糊塗賬，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如2011年8月1日，鐵道部財務司在上海清算所網站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主要財務及經營數據報告，上半年鐵道部營業總收入3525.5億元，盈利42.9億元。但此前一季度鐵道部虧損37.6億元，這意味著二季度鐵道部盈利超過80億元。而2010年全年鐵道部僅實現1500萬元微利。通過對鐵道部最近五年的財務報表進行全方位解讀，《投資者報》發現，過去5年鐵道部總資產翻了2.4倍，但負債同時翻了3.3倍；營業收入僅增長六成，凈資產僅增長七成，而凈利潤累計只有17億元。

目前，中國大陸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在3%以內，累計國債餘額佔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顯性和隱性債務，據大陸官方發表的首次針對地方財政收支的全國審計結果，大陸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人民幣（合1.65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中國大陸經濟的27%，而且顯著高於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20%的債務餘額。｢這次審計並沒有展現地方政府債務的完整規模，因為它狹義地聚焦於得到明確擔保的貸款，｣美國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家史宗翰表示。

在介紹當前存在的各種問題時，國家審計署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將借來的資金非法投資於股市和樓市，同時一些債務逾期未得到償還，或只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所以，從這一點說，因此，大陸政府的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更不用說富裕。由此，造成部分群眾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年下降的趨勢。

據2008年統計，中國大陸有126萬個事業單位，在3千萬正式職工中，教育、衛生和農技服務從業人員三項相加，佔總人數的3/4。有關統計顯示，截至2005年底，全國事業單位總計125萬個，涉及教科文衛、農林水、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多個領域，工作人員超過3035萬人，是國家公務員的4.3倍，佔全國財政供養人數的近80%。在1990年，全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費總額僅為59.5億元，而目前已遠遠超過千億元。中國大陸的｢公務員｣，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的界定，大體上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團｣三大領域近650萬人、黨派機關專職幹部和主要人民團體的專職幹部之和，規模約為1100萬人。

所以，中國大陸黨政機構對老百姓敲骨吸髓榨取的十萬億財政收入，都流到這個體制的口袋了，且｢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據傳郭美美的國企｢乾爸｣王軍在深圳東海花園的豪宅，其價格為4萬元一平方米，為複式結構。以此推測，｢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的原因，還不僅是｢黨、政、團｣三大領域規模約為1100萬人的揮霍，還包括國企長子及其包養的形形色色的｢二奶｣。難怪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是如此貧窮了。

要解決國富民窮之狀況，僅僅是改變稅負還是遠遠不夠的。只有體制的改變，才能讓中國大陸擺脫痛苦。比如不改變體制，就改變不了國進民退與財政為吃飯財政之狀況；要解決國進民退，必須打破國企的資源壟斷與市場壟斷；要讓國企做大做強，不是政府的強力驅動，要讓市場說了算，讓利潤說了算。而要改變吃飯財政，則必須完成由無所不管，無所不包的大政府向著服務性小政府的轉變；……。所有這些，政治體制不改，都是空談。
轉載自：https://blog.ifeng.com/article/13720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