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證據」 德國富商從中共地獄中倖存

真相網2020.4.4】【作者:黃芩、莫凌】前言:鏡頭裡的羅貝爾特·羅特先生顯得輕鬆平和,他在波恩召開的國際人權組織(IGFM)年會上發言與接受採訪過程中,談起在中共東莞監獄的遭遇,看上去也很平和。當筆者開始閱讀他的新書《龍年——七年零七個月,我是如何在中國監獄倖存的》時,才驚覺,要有怎樣的毅力和強大的內心信仰才能將此書完成。在他平和輕鬆的外表下,誰會輕易察覺那九死一生的經歷、支離破碎的心和無數咽入肚中的憤怒與淚水。

「我是證據」   德國富商從中共地獄中倖存
2020年3月14日,羅貝爾特·羅特先生(Robert Rother,右)在德國波恩國際人權協會(IGFM)年會上發言並回答問題。(黃芩/大紀元)

羅貝爾特·羅特先生(Robert Rother),一位曾在中國如魚得水、迅速積累資產,營業額遠超過上億美金的德國人,如何從在中國過著紙醉金迷、混跡中國上流社會,到一夜之間變成身無分文的階下囚;

如何被非法關押了13個月,辯護律師還拿不到他的任何資料,直到被關押了三年零兩個月後才被判八年監禁,罪名是他從未承認過、沒有證人的合同欺詐罪;

如何在東莞監獄裡做奴工,每天九小時、每周七天和每月可得22元人民幣;

如何做完奴工後,每天兩小時坐在小板凳上觀看《新聞聯播》、接受訓話及有關共產主義、一帶一路項目等話題的洗腦。

在書中,羅特先生還披露德國領館讓他不要觸怒中國(中共),不要向媒體披露,直到他忍無可忍,以要自殺來迫使母親不再遵照德國領館的叮囑,四處告狀和求救,希望德國政府能夠為自己公民在中國受到(中共)不公正的司法待遇發聲,不過最終這些努力全都落空。

羅特以自己在中共監獄中地獄般的經歷得出結論:德國經濟利益對默克爾政府來說比人權更重要。

歷經苦難浩劫,羅特先生最大的感觸是中共謊言無處不在,為了面子它可以信口開河,編造任何情節。也是因為這場浩劫,讓他反省自身,重新審視道德觀和價值觀,靠著信仰的力量從中共地獄中活著出來了,沒有陷入瘋狂和自我毀滅。看清了中共邪惡本質的羅特表示,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說詞。

「我的往事就是證據!」這也是羅特先生無論如何也要完成這本書的目的,推動他的是一種願望,哪怕能讓情況稍微好轉一點都成。

「我現在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財富。保證不是兩輛法拉利和豪華手錶。真正的財富在於仁愛以及為人處事無愧於心。」
《龍年 Drachenjahre》作者羅貝爾特·羅特(Robert Rother),出版社Edel Books,ISBN 978-3-8419-0699-1。(Edel Books出版社提供)

3月14日,大紀元記者在德國波恩對羅特先生進行專訪,以下部分是根據採訪內容以及《龍年》一書部分內容整理成的。

結識上流社會 公司業務遞增 紙醉金迷

少年時期羅特先生就想要一輛法拉利,這個願望在他2004年到了中國幾年之後就實現了。那時候他和合伙人、來自上海的姑娘Angelina一起經營了投資公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給他們帶來了商機,公司業務爆髮式的增長。

之後,他買了一輛法拉利,當然車價比在德國購買要貴上三倍。這讓他成為首位在中國購買法拉利的白人,得以加入法拉利俱樂部,那時深圳只有50名成員,成為他躋身中國上流社會的通道。

有了這些渠道,羅特結識了各種各樣的政府官員和有錢人,跟他們建立了關係,公司業務成百倍上漲,很快營業額就遠超過上億美金。那時候,羅特被金錢所膨脹,學會過著中國上流社會人的奢侈生活,紙醉金迷,放縱自己。那時的他春風得意,自我感覺「太棒了」。

觸動中共根本利益 禍從天降

禍端的起源也許從羅特建立「Finance China」的英文網站開始的。這是一個分析中國股市的網站。「我從中國政府那裡購買了中國許可證,一切手續都合法。網站非常成功,我投了大量資金,高價僱用了30多位金融分析師和翻譯,進行股市分析和新聞翻譯,並為外國投資者建立平台。」

公司成本非常高,當羅特收到來自美國和歐洲銀行以及對沖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許多詢問後,讓他喜出望外。一旦它運行下去,就可以飛速運轉並賺更多錢。他不清楚的是,這家公司的存在已經觸動了中共的地盤。

中共讓他的公司運轉了一年半。「但是這個項目令中國(中共)政府不滿,我被拘留前的一個月,一位熟人警告我,說你做的這個網站,政府不滿意,將會關閉這個網站。」羅特說自己持有中共政府發放的執照,一切都是合法的。熟人告訴他:「你還不明白嗎?你在監視名單上。」羅特沒有太當回事兒。

事後羅特說自己太愚蠢了,「自信的過頭了」,他說,「我有許可證,一切都合法。但這些在中國都沒有價值。」

羅特先生在書中寫道,我把自己當作什麼人物了?(實際我就是)一個渺小的德國人,卻在分析中國股市時毫不顧忌政府的利益。共產黨的統治者絕無可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我完全忽略了:我的網站可以影響民意左右情緒,卻不受政府所控。一下子我就被宣判成了國家的敵人。直到我被關押,我才明白自己是在跟誰打交道。

「當我入獄後,聽說還有許多其他商人因「腐敗指控」或「欺詐指控」而入獄。」羅特對記者表示,「我們所有人的共同點是,我們擁有一家在邊緣領域非常成功的公司,然後中國(中共)政府幹脆將其吞併,並將他們關起來。」

非法關押 系統施壓 警察只想讓你精神崩潰

「在我被扣押那天(2011年5月20日),警察和我一起去了我的公寓,讓我打開保險柜,包括珠寶、現金、手錶等在內大約有百萬美金。所有的東西後來都沒在沒收的清單上,是被警察偷走的。」羅特介紹說。

「我被拘留期間,有個年輕警察也因腐敗被判入獄,他向我做了解釋。當有人被拘留時,警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劫公寓,然後由他們瓜分。」羅特說自己還向法官報告了這事,然後法官說:「好吧,讓我們調查一下此案。」其中一名從他公寓偷東西的警察也參與調查。當然他們發現案子「不是他們自己乾的。」

「警察對我系統的施壓,不讓我入睡,侮辱和謾罵,威脅說如果我不承認有罪,或是供出合伙人、前女友安吉麗娜有罪的話,就判我死刑。」羅特說。

「拘留從三天延長到一周,之後是一個月,直到13個月。他們實際上沒幹別的,只想讓我精神崩潰,然後簽名說「好,我有罪」,或者讓我指控安吉麗娜有罪。」

羅特告訴記者自己沒有認罪,公司合伙人也沒這樣做。「警察會拿來假材料,說我的合伙人已經揭發我了,說我有罪。」他說,「警察還偽造了我的中文聲明,他們寫下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我從未說過這些。」羅特說自己總用英文寫聲明給警察,可是翻譯出來的中文跟英文根本就對不上。

「總之,中國警察使用一切方法來進行欺騙,最主要的是他們盡量延長時間,讓你暈頭轉向,分不清真假,他們說的一切都是謊言,純粹的謊言。目的是讓人崩潰,揭發對方,然後自己也獲罪。」羅特說。

在長達13個月的關押期間,羅特的律師扮演的角色更多像是牧師,因為中國法律的禁止,他拿不到任何關於案件的資料。律師提出的幾項異議,全部都被駁回。

羅特在書中寫道,到了2012年底,律師終於可以開始閱讀警方對羅特的指控材料,在讀完全部兩萬頁資料之後,律師對他說,「知道您有位什麼樣的合伙人嗎?安吉麗娜沒說過一句指責您的話,她承擔了一切。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我一直相信安吉麗娜,善良、堅強、聰明的女人,不會讓我陷入困境。 現在這點確定了。 我很感動,默默地感謝她。 那可能是在中國被拘留七年零七個月期間最感人的時刻。」羅特寫道。

當問到這期間最糟糕的經歷時,羅特告訴記者,「不知道為什麼被捕,什麼都不告訴你,也沒有任何指控。你生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中,或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他說牢房中還有一些警察的探子,會說「我們是您的朋友,我們幫助您」,並試圖監視你。你完全是無助的,任人擺布。」

「只要有可能他們什麼都干,只為得到你的簽名,他們什麼都承諾,試圖讓你認罪。」羅特說一旦簽名認罪,他們將擺布你,說「你簽名了,現在您有罪了。現在您可以終身監禁了。」羅特說,「那是他們唯一的目的,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說謊者。」

德國經濟利益對默克爾政府來說比人權更重要

羅特在書中寫道,德國領事館一直建議羅特不要向媒體公開他的情況,理由是「不要惹怒中國人」。為此羅特一忍再忍,靠著信仰的力量活下去。在被關押了兩年零三個月之後,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對中國(中共)的法律制度早就喪失了信心。

「我為什麼要長期聽從(德國)外交部官員的建議,在我看來,他們害怕惹怒中國人。我不在乎了,我的案子早就被定罪了,審判只是一場鬧劇。我早就看穿了共產黨,他們最討厭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場合提出批評的問題。」

「我決定自殺。我認為這是我唯一洗脫滿身臟污的辦法,哪怕倒在地上,但抬著頭顱。」他寫道。

羅特給母親去信,「媽媽,我在這裡看不到希望了,他們能夠為所欲為。你現在就去找媒體。如果這個案件到2013年9月12號我生日那天還不能在媒體上公開的話,那麼我已經死了。如果不在媒體上公開,我會在生日那天自殺。你應該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現在你必須往前沖,否則只有我的死可以帶來改變。因為那樣(中共政府)不得不回答問責。我受夠了,我不怕死亡。我與神溝透過了。我的死可以使許多無辜的人改變人生。」

羅特自殺的威脅震撼了他的母親,她終於拋開德國外交部的建議,開始聯繫媒體。她寫信給德國外長韋斯特韋爾、總理默克爾和總統高克。他們的回信語氣禮貌,但內容無關痛癢。

北威州的報紙充滿了對羅特案件的報導,人權組織「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ACAT)注意到了他的情況,多年來一直努力幫助他。柏林和北威州的議員也在幫他,敦促聯邦政府「利用其影響力,以便在沒有針對羅貝爾特·羅特的具體指控時立即釋放他」。但是德國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如果他們真的做了嘗試的話。

「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沒有放棄, 2014年1月在中國(中共)對羅特作出判決時,該組織給當時的外長斯坦邁爾寫信,並要求他提供有關外交部和駐北京使館正在做什麼的信息。」

「外長的回信沒有明確的立場,只提供了一些答非所問的信息。當2018年羅特回到德國看到這封信之後,對這封信的印象是:「這與我在東莞的地獄中得到越來越多的印像是一致的:德國經濟利益對默克爾政府來說比人權更重要。」

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同乘一條船

在被非法關押了三年多之後,羅貝爾特·羅特(Robert Rother)終於可以走上法庭。第一次庭審時,羅特終於見到了他的合伙人、前女友安吉麗娜,她蒼白著臉,眼睛盯著地面,不跟他對視。他們雙方律師都為他們進行無罪辯護。

羅特在書中寫道,像我一樣,安吉麗娜一再重申她的清白。審判過程中沒有聽到一個證人的證詞,判決完全基於警方漏洞百出的調查結果。

當我的辯護律師對警方的調查提出懷疑和質問時,主審法官正義凜然似地大聲咆哮,讓廳里聽審的人都嚇得抖了一下。(他稱)這是對警方及檢察官工作能力的「污衊」,他不能允許。

「我的律師楊謙武(Qianwu Yang,音譯)要求法庭展示被警方沒收​​的我的筆記型電腦的內容。(法庭)借口令人驚駭,例如調查人員尚未對蘋果電腦設備進行評估,因為他們沒有蘋果電腦充電器。所有這些都很荒誕。最後法庭檢查完所有電子郵件後得出結論,郵箱中沒有我與據稱受到合同欺詐的證人之間的聯繫。」

儘管如此,法庭還是以「嚴重詐騙合同」罪判了羅特8年徒刑。「8年,該死的漫長時間」他在書中寫道,「但是安吉麗娜要怎麼說呢,她被判了終身囚禁。」

羅特對記者表示,幸虧安吉麗娜沒有出賣他,也因為他是德國人,獲刑8年,身為同一案件中的中國人安吉麗娜要被終身囚禁。

「在中國要判你刑很容易,因為有中國的『法律』,甭管你是加拿大人、美國人、哥倫比亞人還是哪國人,在那兒判你刑絕對『合理』。」羅特說,「如果他們想判你的刑,總能找出點什麼理由來。」

說到中國法律與德國的不同之處,羅特說:「根本無法進行比較,中國沒有法律。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坐在同一條船上。」

德國法律教授:在中國幾乎沒有無罪釋放的

在《龍年》書中有張圖片,被警察押送走出法庭的羅特笑容燦爛,令人不解。讀過書之後才明白,羅特在100多名記者面前始終抱持著這種笑臉,他在用形體語言傳遞這樣一種訊息:整個審判過程就是一場滑稽鬧劇。「除了信仰之外,還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奪走,就是我的高傲。」

第二天,很多報紙刊登了這張圖片,「人們也許會覺得我是個瘋子,他們看不出我剛因為『嚴重的合同欺詐』被判了8年徒刑。」羅特寫道。

在書中羅特寫道,2018年羅特被釋放回到德國後,他在研究中國法律時,找到一篇2017年初德國之聲(DW)對科隆大學中國法律文化教授比約恩·阿爾(Björn Ahl)的採訪。中國(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建議不要效仿三權分立和獨立司法機構的原則,他要求所有法官「堅決與三權分立、憲政民主和具有西方特色的獨立司法機構保持距離」。

書中還寫道,阿爾教授講述很多中國律師呼籲,刑事判決應更多以庭審為依據。教授提到,「到目前為止,辯護律師實際上沒有能力為被告辯護,判刑主要根據警察記錄和其它文件來決定。(要辯護)很難,因為中國擁有強大的警察機關,這個系統的影響力非常大,用法律來制約他們絕非易事。在刑事訴訟中,定罪率遠遠超過99%。幾乎沒有無罪釋放的。要在中國進行公正刑事審判,還需要很長時間。」

「我意識到,我在審判前拘留期間犯的最大錯誤是:沒有賄賂任何人。」羅特寫道。

重新審視內心 人真的可以找到神

當談到羅特先生是如何在中國堅持度過這漫長歲月,精神上沒有被打垮,他說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我希望能講述自己還有監獄中的朋友們的經歷,能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在監獄我跟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彼此間進行非常深刻的交流。」羅特介紹說他被判刑8年還說是短的,別人還很羨慕。因為他們中很多人都被判無期或死刑。「我得安全地活著出去,才能講述他們的故事。」

「第二是信仰。在監牢我已經閱讀了所有有關道教、佛教的經文,還有《聖經》等方面的書籍。」羅特說,「我對人類價值觀的看法改變了。」提到自己最大的改變,羅特說,「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一切都不再一樣,真的找到了神。」

「人能非常清楚了解到,有一種更高的力量存在,引導並教導著我們,帶領我們走上正路。」他說,「這是一種來自內心的生機,我由著祂引導。當人處於困境,例如監獄中時,就會深切體悟到這點,這種力量就在身邊。」

在書中羅特寫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賜予的禮物。在被關押的最初,他曾經歷了怨恨,心中充滿憤怒,「我們每天都要忍受著不斷的虐待和屈辱。(獄警)強迫你玩他們的悲慘遊戲(強迫洗腦,侮辱人格、挑撥囚犯之間的關係),對此你無能為力。我們必須忍受他們的再教育措施,他們本身是全世界最厚顏無恥的罪犯。」

很多人自棄自暴,慢慢變得瘋狂,像沒有靈魂的生物被操控。羅特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仇恨會讓他變得沒有人性。

他開始反思,「為什麼過去金錢、虛榮和榮耀,對我來說比世界上什麼都重要?」他還反思自己,為什麼那時要不惜一切代價引人注目,那些輕浮的舉止、奢侈的生涯為什麼沒讓他感到難堪。「我真愚蠢。我在追求財富時,沒注意到已經喪失了慈愛、道德、正義和尊重,變得如此冷漠。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看明白這點。」

羅特在書中描述了自己轉變的過程,認為所有這一切純粹是來自神的禮物。信仰將他從崩潰邊緣拉了回來,成為僅剩的唯一所有。「甚至監獄裡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也無法奪走我的信仰——神和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在監獄中,不同種族人們都在祈禱,他們說除非殺了我們,非則就不會停止祈禱。」羅特說中國(中共)政府和警察都有些害怕,「他們意識到,如果人有宗教信仰,會獲得超強力量。因為信仰是控制和操控的障礙,這也是為什麼維吾爾人要被消除的原因,法輪功學員也一樣。」

進口奴工產品傷害人的尊嚴 違背德國基本法

判刑之後,羅特鬆了一口氣,以為就要離開被扣押的地獄了。到了東莞監獄他才明白,原來拘留所只是通往地獄的前廳。羅特在書中這麼描述。

在東莞監獄,每天9小時、每周7天的奴工,在監獄生產各種產品。羅特告訴記者,「那時我們主要生產高頻變壓器,為一家美國公司進行批量生產,並將它們銷往世界各地。」他說,「我們還生產帶有德國車徽標的模型車,還為一家大型美國公司的行李箱製作轉鎖,還製作了各種語言的耶誕賀卡和新年賀卡。」

羅特告訴記者他們在東莞監獄裡的作息時間:

7:00~12:00 幹活,然後午餐和午睡;14:00~18:00 幹活,然後晚餐;19:00~21:00接受洗腦,觀看《新聞聯播》,聽警察告訴你任何故事,或者必須看一些電影和有關共產中國的宣傳,例如「一帶一路」等項目。我們被告知這些都很好,因為……。人不能獨立思考,否則就剝奪你的一切。

如果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會帶來什麼後果呢?羅特說,「他們通常會給你找麻煩。例如讓你跟不喜歡的人在一起住,或挪到廁所旁邊住,直到你閉上嘴。對你的朋友說你的壞話,讓他們疏遠你。他們有各種方法給你製造麻煩。」

強制勞動每月可掙22元人民幣(按當時兌換率少於三歐元)。「如果沒有這筆錢,就不能額外的購買食物和打電話。」羅特告訴記者,如果有人因為生病不能幹活,等待他的可能是懲罰,不讓打電話,不讓購買食品,要面壁而坐,不能參加娛樂活動,甚至被電擊,或是罰坐帶尖的鐵椅子。

「受到過這種懲罰的人身體損傷很大,無法正常行動,人就像沒有生命的移動體。」羅特說,中共警察經常使用這種懲罰,帶尖的鐵椅子隨處都是,人人都能夠看見。當有人坐在上面被懲罰時,更多的是為了震懾其他人。

至於說在德國,如果不關注中國人權,只考量從中國購買廉價商品,是否也是對德國人造成傷害。「當然」,羅特表示,「我們在德國有《基本法》,第一條中說『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德國人有責任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這條法律。如果我們真的代表我們國家的話,就應該遵守我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認為人的尊嚴不可侵犯。」

「如果我們現在從條件非常惡劣的奴役勞動中進口商品,將違反自己的法律。」羅特表示,「當人被用酷刑威脅去勞動,你無法說這種行為是有尊嚴的。這是我們現行政治中的錯誤,我們必須從自身認識到這一點。」

「德國是有法律的。」他說,「而我們是否能遵守,這裡有很多東西需要關注和改變。」

下巴歪斜的死囚

「醫務室後邊的小屋令人不寒而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正在等待死亡。據我所知,他們一直被綁在床上,我猜他們都服用了鎮靜劑。我懷疑他們不知道哪天對他們執行死刑。」羅特在書中寫道。

「人們可在清晨透過塑料窗看到死囚穿過走廊(赴刑場),我注意到他們的下巴歪斜得不自然,我覺得是脫臼了。在監獄中,據說劊子手會這樣做,使死囚們不會發出尖叫。他們看起來像恐怖電影中的殭屍,令人毛骨悚然和心碎。」

「大約每周三回,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就會從我眼前路過,有時三個人,有時只有一個人。每次下巴都傾斜,看上去都是中國人的樣子。這場景令我無法忘卻。」

「讓囚犯的下巴脫臼有意義嗎?」回到德國之後,羅特詢問了國際人權協會(IGFM),他們給了羅特很詳細的答覆。

雖然迄今為止國際人權協會尚未從中國(中共)官方消息得到任何執行死刑的藥物證據,但可以推測,囚犯在處決之前確實被封口了。顯然,使用的不像手術用的麻醉劑,而是鎮靜劑,花費明顯更少。簡單的注射就足以使人失去行動。與麻醉相反,人在鎮靜期間不需要人工呼吸器。用外行的話來說,病人並沒有像麻醉下那樣完全失去知覺,在這種狀態下可減少疼痛或難以感覺疼痛。

「致命的注射一針就足夠了,被處決者已作為器官捐獻者躺在解剖台上。多年來,國際人權協會一直譴責中國(中共)『有組織地盜取器官』,他們認為每年有幾千甚至幾萬個可疑案件。國際人權協會提到維吾爾族、藏族、基督教徒以及法輪功學員是主要的受害者。」羅特寫道。

2770天煉獄 終於獲得自由

在被關押了七年零七個月之後,羅特被提前五個月釋放了。一是因母親為他繳了巨額罰款,二是他在監獄工作中完成指標,每個月可以得到一個積分,這些積分可減免一些刑期。

羅特先生在書的第一章用了整章篇幅,詳細描述了獲釋那天的種種場景。2018年12月19日,在被關押了2770天之後,他終於能夠獲得自由了。

早上5:30分,如東莞監獄中的每一天那樣開始了,早餐過後,7:00大家列隊到工廠幹活,一刻鐘後,羅特到了幹活兒的地方,他必須將該死的電線繞成卷,那是為美國一家公司加工的變壓器。羅特全然不知自己幾點鐘能獲得釋放。大約不到9點鐘,看守來了,給羅特一些要填寫的表格,還給他護照,還有2000元人民幣。

這是羅特過去一年的工資加上家裡給的一點錢。在最後幾個月中,監獄裡發給他每個月400至700元人民幣,而不是通常的22元。羅特先生告訴記者:「他們知道我要被釋放了,所有的施壓已經沒意義了,他們想對犯人釋放些『善意』,以便犯人不會投訴他們。」

「自由會造成嘔吐感。我設想過各種感覺,從未想到過這種結果。」羅特在書中描述到。在等待辦理各種手續要離開東莞監獄時,他突然感到內臟翻騰難受,一直想嘔吐。

「走到工廠100米外的另一端,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路程。」羅特寫道,「一分鐘內我從所有朋友的身邊路過。忍住不斷的嘔吐感,我將自己拖到出口處。看著朋友們的眼睛,我不敢停下來。那天頭一次我感到激動,好像朋友們在向我揮手或鼓掌、甚至起立歡呼的感覺,實際上在工作時間這些都是禁止的。我努力忍住眼淚。來自哥倫比亞、奈及利亞(奈及利亞)、貝南(貝南)、巴勒斯坦、泰國、越南和加拿大的人用一種所有人都理解的通用語言(眼神)說再見!我不知所措。」

「工廠的門在我身後關上,我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

警察帶羅特到廣州機場,他們到安檢時已經11:30分,飛機12點出發。經過一番周折,警察移交了他的所有判決文件的副本,海關和邊檢照無數照片後,終於把他放行了。飛機上升了,羅特望著下面的中國大地,在心裡說,再見,中國,再也不要見了!飛機在莫斯科降落,從那裡羅特轉機飛往漢堡,最終回到了德國。

中共為了能圓了它的謊 可以信口胡說

回到德國,他開始著手寫書,雖然回憶監獄地獄般的生活非常痛苦,但他還是完成了《龍年》的寫作,2020年3月6日,這本書終於問世。他在前言中寫道:「我的往事就是證據」,他希望人們能夠透過這部書,從中了解學到一些東西,哪怕只能改變一小點也好。

從中共的深圳第三拘留所和東莞監獄的地獄中倖存下來的羅特,對中共的本質了解得相當透徹,說到中共試圖將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起因轉嫁給其它國家,羅特先生對記者表示,「就我對中共的了解,只要能保住它的面子,它會編造任何故事,為了能圓它的謊言,可以信口胡說。」

羅特說,「在監獄裡,我們從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真實走向。我們僅僅知道他們對你撒了某些謊,讓事情能繼續運轉下去。人們可能不會相信,不知道他們是為了宣傳自己更高大的形象而進行捏造。」

有關中共病毒 我們無法相信中共的數字

2020年3月9日,羅特先生在接受德國西南廣播公司(SWR1)採訪時被問及關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時表示,他跟中國的一些朋友還有往來,有的朋友目前還在監獄,太太們在外面,太太們透過電話得知,監獄的情況非常糟糕,有人也得了新冠病毒(中共肺炎),情況很危險。

當主持人問羅特,李文亮的死讓一些中國人發出了不同聲音,他是否認為這對中國人權和新聞自由來說是個機會。羅特表示,「您認為那裡的人會改變嗎?很難。中國政府(中共)可能會用血腥的手段來對付這些人(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人)。」

「我們看到武漢的事情是怎麼樣的,他們『控制』了病毒,也『控制』了那裡的人。誰不聽話,就把他除掉。」羅特表示,「人們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人們很害怕,誰也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無法相信中共的數字,我從未見過中共給出真正的數字,在監獄裡沒有,在經濟界也沒見到。」

一帶一路看上去誘人 但是怎樣的代價

當本報記者問羅特先生是否知道中共一帶一路項目時,他幾乎哭笑不得。因為在東莞監獄,他們每天都要坐在小板凳上兩個小時被洗腦,聽《新聞聯播》、警察的訓誡,灌輸共產主義,還有花很長時間講一帶一路之類的中共項目。

德國有很多政治家,包括總理默克爾在內都在為中共一帶一路唱讚歌,對此羅特的看法是,中共的確是希望透過這個項目來束縛很多國家,在貧窮的國家進行基礎設施項目,先不用付款,但要欠中共的債,當他們不能償還的時候,就只能歸屬於中共了。中共向他們承諾很多資金,「我們為您建設」,很明顯這對中共經濟有好處,因為這些項目必須由中國公司承擔。

羅特認為,中共挑選出一些國家,使他們陷入依賴中共的陷阱而無法脫離困境,人們低估了這一點。一帶一路看起來很誘人——我們會提供這個或那個給你,但你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中國(中共)是不會提供免費午餐的。」

在接受德國西南廣播公司(SWR1)採訪的時候,提到德國政府對使用華為5G的態度時,羅特曾用「輕率」一詞來形容德國政府的決定,理由是什麼呢?

羅特表示,「華為說我們簽署合同,保證不進行間諜活動。從我自身遭遇來看,可以說在中國無論是印在紙上的還是簽了名的紙張,都沒有任何價值。合同在中國沒有口碑。如果合同具有合法性,我在中國就永遠不會被逮捕。」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知道這不是事實。無論華為保證什麼,都只是在作秀,為求得這份合同,他們什麼都可以說。」他這麼認為。

德國政治家太天真 要用華為5G不可思議

很多德國政治家在跟中共會談時,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只在私下裡講,對此,羅特表示,「老實說,我看到這件事背後的天真。」

「作為政治家的目光去看中國,大多數人是為了經濟遊說,許多與中共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自然希望維持良好關係,以便能繼續擴大業務和賺更多的錢。」現在中國人和中國人也是不同的。羅特說自己遇到過很多友好和優秀的中國人,他們做正當的生意、有很好的工廠和企業,可以與他們毫無問題地做生意。

「但是人們得了解,政府在背後有什麼政治目的,有些東西你將無法為之承擔責任。例如監獄中的強制勞工等事情。」羅特說。

從中共地獄中倖存回到德國的羅特,是否認為德國政治家對中國現實真正了解呢?

「他們完全不了解。他們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他們有其它的擔憂,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大公司如何在中國做生意更感興趣,因為那樣他們能從中得到更多的政治獻金和選舉經費。很顯然在德國,政治家在這方面做得太少。看待中共政策,他們簡單幼稚。」

「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有意為之,但從現在的政治局勢來看,我無法認同,是有些不對勁兒了。」羅特表示。

對於默克爾政府堅持要使用華為5G,羅特表示,「簡直不可思議。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默克爾女士對此太輕率了。默克爾女士應該明白這點,她在東德長大,她在哈佛演講中談到自由非常重要這一事實。」「好吧,她的演講很出色,但她真正實施的政治和這些完全不相符。她為什麼要說這些?不可思議。」

出賣價值觀和法律 無法長久

至於說,德國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柏林牆已經倒塌30年了,共產主義對世界已構不成威脅,就這點而言,羅特認為,「人們要當心了。看看中國(中共)在非洲做了什麼,如何投資,『一帶一路』在非洲傳播有多廣,情況已經很嚴重了。」

「我並非指我們不應該跟中國做生意,不允許跟中國做生意,不是那樣的。人們當然可以跟中國做生意,我在中國遇到過很多好人,問題是要把中國人和政府(中共)區分開。」羅特說,「對德國也一樣,我們如何生產、如何生活,是有一定價值觀的,當我們跟中共做生意、進口產品時,必須在同等價值水平上和法律條件下進行。」

「我們不能在沒有尊嚴的條件下在中國生產產品,僅僅為了廉價產品,就逼迫人們從事這類生產,歐盟和整個西方世界都應該禁止這類事情。」羅特表示。

「我相信,只有在發生新的重大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國的情況才能真正改變。」羅特說,「比如目前的冠狀病毒(中共肺炎),許多工廠狀況變得非常嚴峻,當人們失業、工廠必須關閉時,很多事情我們都不了解,武漢發生了什麼?只能推測。我知道監獄裡一些情況。可那裡發生了什麼,從來沒有公開過。」

「作為德國企業家,我應該真心問自己一個問題,生產超級便宜的貨物有意義嗎?最終傷害的只會是作為企業家的自己。如果事後真相被揭穿,那我的名聲就毀了。作為企業家,我們必須有更明確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出賣自己,出賣自己的價值觀和法律,它是不能長久的。因為你出賣了自己的榮譽和尊嚴。如果失去了尊嚴,那你是誰?那真的就什麼也不是了。」

拋開恐懼 擺脫束縛

羅特先生在中國生活過15年,遇到過很多善良人,熱情好客。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國人可以擺脫束縛,真正實現自我。因為只有擺脫恐懼,生活才能真正發揮創造力,成為真正的自己。」

「中共僅僅是利用恐懼來控制人們。在監獄中我們曾經歷過,由於害怕遵守規定,但永遠無法以這種方式獲得自由。」羅特說,「要想讓生活充實,只有拋開恐懼。如果你可以生活無懼。因為當我知道我要說些什麼的時候,我的家人會受到威脅,或者我自己會受到威脅,那我永遠都不會獲得自由。」

羅特在書中寫道,他時常思念安吉麗娜,和她一起度過的那些隨心所欲的歲月。「我現在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財富。保證不是兩輛法拉利和豪華手錶。真正的財富在於仁愛以及為人處事無愧於心。」

「我的往事就是證據!」這也是羅特先生無論如何也要完成這本書的目的,推動他的是一種願望,讓人們從中能看清一些事實,學有所獲,哪怕能稍微改變一點都是好的。

想了解羅爾貝特·羅特(Robert Rother)更多信息,可訪問他的網站https://robertrother.com,或閱讀他的書《龍年(Drachenjahre)》,ISBN:978-3-8419-0699-1,在書中描述他了在中國的經歷。

轉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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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我是證據」 德國富商從中共地獄中倖存 - 真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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