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 夢醒時分】安華托帝:在他們眼中,黨性高於生命和人性

真相網2021.6.26】(來源:美國之音)【中共百年,夢醒時分】編者按:15位曾經或仍在中共治下生活的人,15段回望他們與父輩來路的口述史。以個人命運顛覆宏大敘事,用平民視角解構百年黨史。美國之音邀您共享口述者的「夢醒時分」,看一個個人生瞬間,如何翻轉他們對共產黨的認知。

講述人:安華托帝|前外科醫生

安華托帝,1963年生於新疆哈密,維吾爾人,父親是中共第一批培養的少數民族幹部,在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團校校長期間赴北京培訓,回到新疆後出任烏魯木齊鐵路局運輸學校的黨委書記、校長。

他本人自幼接受漢語教育,1980年參加高考,是當地較早的一批」民考漢」(非漢民族用漢語參加升學考試),原本對軍事感興趣的他卻陰差陽錯考進醫學院。從1985年到1997年,他是烏魯木齊鐵路局中心醫院腫瘤外科的一名醫生。

1995年的一天,依照科室主任的命令,安華托帝取下了一位剛被執行槍決的死刑犯的器官。他清楚地記得,劃開那個人的肚皮時,那個人抽搐了一下,滲出來的血染紅了他的手術刀。 他知道,那個人還活著。不過,當時的他並沒有對主任的命令產生任何質疑——既然是死刑犯,那肯定都是國家的敵人嘛。從小接受的紅色教育讓他無法跳出禁錮的思維框架。流亡海外後,他才意識到當年所為是對生命何等的蔑視和踐踏。

安華托帝也曾試圖加入中國共產黨,過一種隨波逐流的日子。但是當黨支書告訴他,在救死扶傷和黨支部會議發生衝突時,他必須選擇後者時,他體會到這個政黨的邪惡和恐怖。

1998年他協助英國的一個攝製組深入新疆腹地,拍攝紀錄片《絲綢之路上的死亡》,披露了中共上世紀50年代在新疆從事的核試驗使當地人(多為維吾爾人)罹患癌症的比率驚人,比全國平均數高35%。

他做了一個手槍對著頭顱開火的手勢,告訴美國之音,拍那樣一部紀錄片「是一定一定會被打頭的」。紀錄片拍完後,他逃離中國,經土耳其輾轉抵達英國。現在他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奔走於倫敦的大街小巷。他也曾多次為中共活摘器官的作證,向世人揭露中國當局壓迫少數族裔的殘忍暴行。

安華托帝:在他們眼中,黨性高於生命和人性

指導員說,我不管你來的啥病號,你要記住一點,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當時就把我愣住了,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黨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於你的生命。那時我就知道這個黨有多邪惡了,有一種恐懼感了。

我父母都出生於新疆哈密,在那兒長大。當年鐵路修到哈密的時候,父親就被招收進鐵路系統,又被送到北京中央團校去學習。他中共第一批專門培養的為他們工作的少數民族幹部。那時候中央團校的校長還是胡耀邦。我爸爸的團校畢業證上還有胡耀邦的章子。

從團校回去以後,他就在烏魯木齊鐵路局工作。我們就成了鐵路上的人了。鐵路上基本上都是漢族人,少數民族非常少,沒有維語學校,所以我就是比較早的一批「民考漢」。從託兒所開始我就學的漢語,後來學了醫,1985年我成了烏魯木齊鐵路局中心醫院腫瘤外科的醫生。

最早對共產黨的宣傳產生懷疑是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卓別林的電影解禁。那時候烏魯木齊有些大商場安裝了自動扶梯。那個東西對我們來講很新鮮,是非常現代化的東西。可是在《摩登時代》里,卓別林在那個上扶梯上跑來跑去。那個電影是一九零幾年拍的啊!我說:「電影還不會說話的時候,他們就有這個東西了。」我爸說:「共產黨騙了我們多少年了。」

我爸爸有個姐姐在一九六幾年中蘇邊界大逃亡的時候跑到蘇聯去了。1990年改革開放以後,中蘇關係好了,允許探親了。1990年我跟我爸爸去蘇聯,就是現在的烏茲別克去探望她。那時當地的電視上就已經有關於共產黨存亡問題的爭論了。回去的路上,我爸爸就跟我講:「你要是想在中國發展你的事業,必須入黨。」我說:「老爸,你看這共產黨都兔子尾巴長不了了。」他說:「不管長得了,長不了,它只要執一天政,你就得當一天的黨員。」我說:「行吧,那你給我找兩份入黨申請書,我抄一下。」

我父親退休前是是烏魯木齊鐵路局運輸學校的黨委書記,後來是校長。他抽屜里有很多入黨申請書。我抄完了遞上交上去以後,我們那個黨支部書記,我們叫她指導員,特別高興。她說下次有黨支部擴大會議我就叫你。開會那天剛好我值班,來了個急性闌尾炎的病人,我忙著給他做手術,把開會的事忘得光光的。那個指導員很不高興,教訓我下次注意。第二次開會我沒忘,但事情就這麼湊巧,那天來了一個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三個小時的手術做完了,會也開完了。

第二天早上,那個指導員直接跑來了,氣沖沖地說:「我不管你來的啥病號,你要記住一點,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當時就把我愣住了,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甚至黨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於你的生命。那個指導員接著說:「你的入黨申請書,我給你毀了,你得重新寫。」我說:「好。」然後我就再也沒寫過。她後來問過我幾次:「怎麼沒看到你的入黨申請書啊?」我說:「太忙了。」那個時候我就知道這個黨有多邪惡了,有一種恐懼感了。

1995年一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們科室的王主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說:「你想不想做一件很野的事情?」 我說:「當然想去。」因為我是個年輕人,而且醫生能有什麼野蠻的事情可做呢?他說:「你去手術室,問手術室的護士長要特大號的手術包,叫上兩個護士,兩個麻醉師,帶上你的兩個助手,把我們院的那個救護車叫上,明天早上9點半,你在醫院門口等我。」我說:「好。」

當時我還蠻興奮的。我們要幹啥也不知道。我就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第二天9點半,他們就來了。我們有兩個主任,都姓王,一男一女。他們坐著小車就過來了,說:「你們跟著我們。」我說:「好」,就跳上車跟上了。

從方向上看是去西山醫院,結果走到半道兒上,又向左拐過去了, 就開始上山了。我問:「這是去哪兒?」結果那個司機說:「哦,這個是西山刑場。」我說:「你來過?」 他說,他來過不少次,知道這條路。我是第一次來。跟我一起來的那些助手、還有護士一聽說是刑場,都嚇得不得了。我們到刑場幹什麼去啊?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敢說話。

西山,顧名思義,到處都是山。我們那兩個主任就在那裡等我們,說:「你們在這裡等著。等聽到槍響就趕快過來。」我說:「好。」然後就想,這兒槍斃人呢,我們來幹什麼?你要知道,以前這個鐵路系統它是半軍事化性質管理,每個鐵路職工都有那種大沿兒帽和制服,我們當醫生的也有。所以呢,命令你得聽,不準問,不準反駁,你必須執行命令。我們從小就處在那個環境,都習慣了,槍聲就是命令。

過了一段時間就能聽到汽車喇叭聲音。有汽車過來,還有軍人,有人在喊:「立正」,還有吹哨子的聲音,那邊就開始忙起來了。又過一會兒就聽到槍響了,不是一個機槍那種槍,是很多槍同時開槍的那種排子槍。然後就有人說:「快走,快走。」拐進去一看,喲,山腳下躺著十幾個被槍斃的,都穿著囚服。頭剃得跟我一樣(的光頭)。子彈從這裡打進去(指著後腦勺的位置),把(頭顱)前面就打飛了,都是那樣的。

有個武警就說:「到最右邊那個去。」我們就到那兒去了。我們那兩個主任就在那裡等著,然後就說:「現在叫你的助手,把這個人的身體抬到車上,趕快做消毒處理,準備手術。」給他們交代的時候,把我叫到一邊。他說:「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肝臟和兩個腎臟給摘下來。」我這才知道,哦,是來干這個的。

我在切的過程中,手術刀這麼一下去,這個人就開始有點掙扎,然後我說,哦,他還沒死。因為肚皮一拉開,刀口還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臟還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鐘、40分鐘不到,就把手術做完了。然後我們主任說:「好了,你把東西收拾收拾,帶著你的人回到醫院。記住啊,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我們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都說:「是,記住了。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至於那個器官拿到哪兒去了,不知道。

老實說,這件事情當時對我沒有任何影響。我們一出生下來,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於那些被判死刑的人,肯定是壞蛋嘛,肯定是國家的敵人嘛。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人人都有保衛國家的職責,消滅敵人是每個人的義務。我就覺得這有什麼,無所謂。直到我出來以後,看到那些在國內看不到的東西,我就覺得,哦,這件事情可能就跟這個(器官活摘)有關,然後就開始感覺到,天啊,心裡很沉重。

1994年,有一天還是這個王主任,他跟我說:「你看我們這個腫瘤科,一共才40張床。有10張住的都是你們維族人。」烏魯木齊鐵路局有16萬職工家屬,只有5000個是少數民族。你想想看,我們40張床,30張分配給16萬人,10張分配給5000人。他要是不說那句話,我可能到現在都稀里糊塗的啥也不知道。就是因為他說了,然後我想,對啊,這是為什麼?這個東西就卡在我的腦袋裡去了,就天天想這個事。

為啥就是我們得癌症的多?然後就趁業餘時間,跑到檔案室翻資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我找了2000多份。我發現發病數量最高的四種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狀腺癌。我又回去翻我們的教科書,發現這四種癌症都有一個共同點——與核輻射有關。

跟核輻射有關,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羅布泊實驗原子彈,這是公開的秘密。然後我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中國的原子彈爆炸實驗導致我們這的癌症數量特別高。我用了兩年時間,從94年開始,到96年的時候,我基本上有了我自己的結論。

1997年底,我來到土耳其,過了兩個月,有一個英國的攝製組到了,他們想了解新疆的醫療衛生健康情況。有人把我介紹給他們,說這是一個醫生,他應該知道。跟他們聊天時,他們發現,我對腫瘤受害者的病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後他們說,如果我們想拍一部紀錄片,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去。我當時就說行,但是說完以後後怕,嚇得晚上睡不著。我回去了被抓住了怎麼辦呢?但是怕歸怕,那個時間到了還是跟他們去了。然後就把這個東西給拍完。帶回來了。那個時候我們得到的那些資料顯示,新疆當地人口癌症發病率要比內地,比全國平均數要高35%。

那種片子(《絲綢之路上的死亡》)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這類題材的紀錄片),那是一定一定會打頭的。回到土耳其之後,我就跑到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避難,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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