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中共邪党绑架杀戮人民的过程

我亲身经历中共邪党绑架杀戮人民的过程编辑注:本文是一位老年人亲身经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统治期间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的见证。

我在六十年前就参加了中共邪党,参加了中共邪党的地方工作,紧跟邪党亦步亦趋干了六十年,特别是对邪党在农村干的大量丑事、坏事,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自己参与了对众生的绑架,过程中自己也被邪党绑架了。有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绑架众生所采取的恶劣手段,犯下的种种罪恶,给众生造成长期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呢?经过再三考虑,觉的写出来,一可使自己对自己这一生进行一次清算,加深对中共邪党邪恶本质的认识,肃清流毒,划清界限;二可为世人、功友提供一个直接参与绑架众生的醒悟者对邪党统治大陆六十年犯下的种种罪行第一手资料,加深对天灭中共的认识、理解。

下面,我就按照时间顺序,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共邪党绑架众生的手段、过程、恶果予以揭露。

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

这三年,邪党中共在大陆绑架众生的手段概况起来就是三个字:“杀、关、管”。“杀”,就是杀人;“关”,就是关监狱;“管”,就是给一部份人戴上“地主”、 “富农”、“坏份子”、“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出门请假,遇事报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这种统治手段贯穿于这几年开展的所谓“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改复查”等血腥运动的全过程。

“剿匪”,并不是剿传统概念的绑票敲诈、打家劫舍之匪,而是另有所指。那个年代,当政的国民党把一贯搞恐怖暴动、独立分裂的共产邪党及其武装力量统称“共匪”,应是名至实归。而共产党这个专以暴力抢劫为能的邪恶势力,则把国民党叫做所谓“蒋匪帮”,借以欺骗党徒,煽动民众仇恨。国民党被打败以后,留下的散兵游勇、小股地方武装力量,被中共称之为“残匪”。所谓“剿匪”,就是消灭这一部份人,这实际上是党争的继续,为邪党独裁扫除障碍。我所在的县,一九四九年底就完成这一任务了。打死一部份,投降一部份,逃跑一部份。我参加的一次行动中,活捉一大队长、一参谋长。逮住不到俩月,就将其枪毙了。

“反霸”,就是对掌握前基层政权的保长、联保主任、乡绅等头面人物进行批判斗争。这种斗争都是在严密组织、充份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会前要精心对所谓“苦主”进行培养、演练;对发言顺序做出安排;安排喊口号的人以及口号内容,台上台下呼应。如由副区长主持、我参与的一次批联保主任的斗争会上,“苦主”诉苦的内容为抓壮丁、摊派粮款未交而被抓的内容。当问到事实是否属实时,若答不拢,就出现打人、喊口号助威,直到打的鼻青脸肿、不能支持时,会议主持人才宣布暂时休会。“反霸”实际是清除旧基层政权的基础。这一段,几乎逢斗必打,被打死者亦不少见。

“镇反”,就是屠杀所谓的“反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有条例,有歌曲。我记的当时划“反革命”的标准是: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一贯道坛主以上,都在镇压范围之内。全国同一天开展大逮捕,然后集中一段时间杀人。我见到最大的杀人场面是一次枪毙二十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从未有过的最残酷的腥风血雨的阶段,一个中等县也会有四、五百人被屠杀,有的甚至更多,估计全国至少会有数十万人被杀害(我估计五十万以上)。

“土改复查”,就是斗地主,分田地。被共产邪党视为“阶级敌人”而必欲骂倒搞臭、斩草除根的所谓“地主”,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勤劳致富、安分守己的富裕农民,绝不是中共文艺作品中蓄意捏造的黄世仁、刘文彩等恶霸形像。在“土改“斗地主时,算所谓的“剥削帐”最为激烈。我参加的第一批土改试点村,在这一阶段自杀三人。我参与第二批土改结束时,听到一位知识份子用这样几句话评价“土改”、“反霸”,他说: “辛辛苦苦,落个地主;人前说话,落个恶霸;吸一辈子洋烟(大烟),落个江山。”

挑拨一部份人去打击另一部份人,历来是邪党整人的策略。这三年在农村实行的组织路线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通过这三年的几个运动,农民中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戴上“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等帽子,出门请假,有事报告,彻底失去了言论、行动的自由,成了“无墙监狱”里的无期犯人。并且“地主”这顶比山更沉、比屎更臭的帽子,在他们头上一戴就是三十年,每逢运动,往往都顺便拿其开刀祭旗。其子女则被戴上“份子子女”帽子,低人三等,凡是好事休想沾边,到成家的年龄找不到对象,无奈,“份子”的子女们,只得采取“换亲”、“转亲”的畸形婚姻方式结合,繁衍后代,酿成大量婚姻悲剧,这是后话。而一部份获得土地、财产的农民,对眼前获得的经济利益和脑子里久远年代形成的道德观念发生碰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取无义之财”,所以有些人就把分得的财产悄悄退还原主,被发现后批之为“阶级界限不清,阶级觉悟不高”,从此思想上套了一副枷锁,心灵长期受到良心的拷问。在这一段,众生亲眼看到邪党的恐怖残暴,心灵深处产生了对邪党的极度畏惧。

二、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

邪党通过所谓的“统购统销”、“集体化”、“大办钢铁”、“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民主补课”等运动,对众生在生活、生产、心灵、人身等全方位控制、残害,使全国进入一个最为难熬的苦难时代。

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农村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规定了按各村的土地、人口等因素,各村各户的定购任务,接着在城市非农业人口中,按照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及年龄大小,规定了吃粮标准,发行粮票,凭票供应。后来,又实行了布票、肉票、油票、糖票、副食品票等等。到了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食堂”,砸了民众的锅灶,发现谁家冒烟,就要进行批斗。从此,民众在生活上完全失去自由,扣饭扣票成了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手段,那时候在农村经常听到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就是:“不听话,叨你的伙”。

强制走集体化道路。此举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失去了自主经营和对劳动成果支配的权利,完全变成了在中共邪党驱使下的奴隶。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短短的五年时间,农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在毛魔头“还是人民公社好”邪说的逼迫下,很快,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在全国实现了,其中相当多农户是从单干户一夜之间被邪党煽起的狂风刮到“人民公社”的。把众生都绑架到 “人民公社”这个大监狱之后,在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卫星夺高产”、“五年超英十年赶美”(其目的是迅速提高国力,以实现“解放全世界”、“世界大同”、建立“红彤彤的新世界”、独霸全球的野心)等口号驱使下,浮夸吹牛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遍全国,什么小麦亩产七千斤、水稻亩产十万斤、芝麻亩产二千斤,这些典型的虚假数字,都成了邪党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和号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让龙王爷告老还乡”,成了报纸的大字标题。邪党要求农民耕作时“小雨不停、大雨搭棚”,“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求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不睡觉,不休息。这样搞的结果,使不少农民患上了夜盲症,不少青壮年女子子宫下垂,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肝炎、浮肿等疾病在广大农村蔓延,使民众身心均受到极大伤害。

知识份子、干部以及各界人士,对农村发生的问题早就怨声载道了。为钳知识份子之口,邪党设下毒计,在一九五七年大造舆论,在全国开展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诱骗知识份子帮助邪党“整风”,然后大打出手。在邪党的反复宣传鼓动下,各种意见就如井喷一般爆发了。揭露问题、曝光阴暗面、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大字报,在很短时间贴满楼道的墙壁及院墙。谁知这是个大阴谋,听取意见是假,“引蛇出洞好打”是真。几个月后,邪党就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所谓 “反右派斗争”,并且根据各单位人数按比例下达指标,打多少右派有任务,都必须按数完成。把大批有爱国热心、有独立见解、敢说敢讲的优秀知识份子,打成了所谓“右派份子”,变成了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把“地、富、反、坏”后又加“右”,成了“五类份子”。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共划右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上所谓的“中右份子”、“漏网右派”,受到打击的人就更多了。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更是使全国几千万人丧命。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后,有些生产队的粮食完全吃空了,用秸秆填充的假粮食也暴露了,不少食堂已经停伙,无米可炊了。全国大面积出现浮肿病、干瘦病、饿死人、人吃人的惨状。因为自己当时在城市,每月还有二十九斤口粮,在没有多少副食补充的情况下,虽然也挨了饿,但毕竟度过来了。到了一九六零年下半年,抽我到所谓“重灾区”工作时,才看到“灾情”的惨状。我去了一个据说是“灾情”最重的小村,在路过的山坡上,就见到几具饿死后家人无力掩埋而晾在山坡上的白骨。到该村了解,这个村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一百三十多口人,到一九六零年下半年剩了不足四十人,饿死一部份,还有逃荒走的。我见到的农民,还有不少浮肿的,干瘦的,普遍是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别人还给我介绍了一个丈夫被饿死,其妻将他的死尸吃掉,邪党又以破坏尸体罪将其妻判处徒刑的事例。我所在的那个五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县,这一阶段饿死十万人还多。邪党为了掩盖其滔天罪行,精心造了一个名词,称之为“非正常死亡”。

中国大陆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当时中共邪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对这一系列错误进行反思、检讨、道歉和改正,而是编造谎言,嫁祸于天,嫁祸于人,胡说这都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是苏修逼债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因此,又借机开展了所谓的“民主革命补课”,把听命于上级的县、社、队干部,当作阶级敌人对待,进行集训、特训,由持枪的武装人员把他们看管在类似监狱的地方,使这些未被饿死的基层干部又受到一轮新的迫害。此后,全国城市实行了低标准、“瓜代菜”(即把树皮、草根、秸秆等加工成淀粉,都成了民众的代食品)政策。全国民众除特供者以外,都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人们仍处在“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艰苦境地。

三、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九年

这十多年时间,邪党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批判所谓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开展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继续垒高、加固关押全国民众的狱墙,企图把众生的思想、行为都死死绑架在其不断变化的框框里,谁不小心越雷池一步,立即就会遭到批判、抄家、戴高帽游街、坐监牢等严厉惩罚,红色恐怖弥漫城镇乡村的每一寸土地,从高官、小吏到普通百姓,人人担心害怕,胆战心惊。

我回忆,这一段时间邪党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的整人,主要有以下十多种名目:

其一、批“三自一包”。即批判为农民分配的自留地,在流通领域允许部份农产品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在企业实行自负盈亏,以及对农民包工包产到户的做法,把其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大批判的基础上,收回了自留地和借地,取消了自由市场,废除了包产到户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法,使生活刚刚稍有好转的数亿农民遭受新的打击,从新陷入极度贫寒的困境。

其二、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整肃的就是最基层的农村大、小队干部。一九六三年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宣传邪党中央下发的前十条文件,上演诉苦丑剧,欺骗、愚弄百姓,对农民进一步洗脑。其实,在农民眼里,中共建政之前的战乱年代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所谓“新中国”的大跃进、大食堂期间。我所在的农村,农民在大会上诉苦时,不少人不诉所谓“旧社会”之苦,而是诉六零年之苦。这一段,邪党没搞什么大的血腥动作。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开展的两批“四清运动”,则可以说是大动干戈。上至国家主席及其夫人,下到省、地、市、县的头头脑脑,都被抽去参加“四清运动”。我参加了第一期的四清工作队。在工作队集训期间,就有一个县委书记被罢了官,连当工作队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只能跟队劳动。工作队进村以后,摆脱原来的大、小队干部,从新扎根串联,发动揭发大、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人人审查,人人过关。最后查出一个小队会计有偷盗集体钱粮的问题,作了退赔及行政处理。在割农民多占宅基地、多占自留地时,遭到强烈反对,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批四清我没参加,第二批四清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其三、“横扫牛鬼蛇神”。这场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留长头发、穿喇叭裤、穿高跟鞋等穿戴比较时尚的人群,红卫兵在大街上拿着剪刀,遇着宽裤腿、高跟鞋就将其剪掉,吓的这些人赶快更换服装。

其四、批所谓“三家村”。把北京的文官或学者邓拓、吴晗、廖沫沙定为“三家村”,集中火力猛批狠打;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矛头指向了各界名流、学者、专家、权威,对他们进行抄家、批斗、游街,使高层的知名人物遭到沉重打击。

其五、批“彭、罗、陆、杨”。把彭真(邪党北京市委书记)、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定为所谓彭、罗、陆、杨 “四家店”,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和中直部门的领导,并在批判他们的大会上出现“坐飞机”、挂牌子等虐待人的场面,预示着下一步上挂下联的斗争必然出现武斗打人的场面。可见,中共邪党对为自己卖命的人也不放过。

其五、毛魔头“炮打司令部”。毛魔头《我的一张大字报》,鼓吹“炮打司令部”,邪党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被点名批斗,各大、小单位的头头,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部成了斗争的对象,形成了各级领导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大、小会批斗的高峰期,几乎无人幸免。各地群众则形成相互敌对的两派——造反派、保皇派,一派揪某官,一派保某官,两派互相敌视仇恨,势如水火,人人被卷于其中。没卷于其中被贬为所谓“逍遥派”,最后也成了批斗的对象。

其六、派军队“支左”。邪党命令部队介入地方文革,支一派,压一派,造成抢枪,武斗升级,一方面不断向对方发动攻击,一面构筑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武斗中打死、打伤人是常事,然后又以讨还血债为名,使武斗再次升级,最后不仅使军队弹药库被抢,连其领导人的家也被红卫兵抄了。

其七、抓叛徒、特务、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变色龙”、“小爬虫”,抓“坏头头”等。都是利用一部份人,打击另一部份人。各群众组织都把矛头指向对方,借此打击异己,消减对方力量。有些承受不住压力的,就自杀身亡了。有一家老俩口就因为害怕,双双悬梁自尽。这样的例子,耳闻目睹的数不胜数。

其八、驱赶城市学生下乡。在毛魔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口号的欺骗、强制下,把跟着邪党“造反”的红卫兵、青年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搞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卸磨杀驴,使他(她)们背井离乡,吃尽苦头。

其九、驱赶部份城镇居民下农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欺骗下,把大批城市居民赶到农村,也使其过上很差的农民生活,成了“吃农业粮”的二等贱民。

其十、诱骗外地教师返乡,夺去“铁饭碗”。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诱骗大批教师返回本乡本土,他(她)回乡后丢失了公职,丢掉了工资,变成农民,打到社会最底层。

其十一、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敢于寻门路致富的农民。

其十二、办所谓“五七干校”,把中央部委的大批干部遣到农村“劳动改造”。

其十三、搞所谓“揭、批、查三种人”,再算文革旧账,又使不少人受到新一轮打击。

我和一同事在回忆这十多年的经历时,感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的血腥年代里,就连受骗而“一心跟着邪党走”的人,也几乎人人都遭过罪,都伤过心, “犁不住耙住,耙不住挂住”,一点皮毛没伤的人几乎没有。在所谓的“游泳”中,有人被淹死了,有人则伤痕累累。今天是依靠对象,明天就是被打击的目标,使许多人戴上了无形的手铐脚镣。

四、从一九八零年到今天

这三十年时间,逐步开放了,过去的许多做法也被否定了。但坚持中共邪党执政独裁这一条不仅没有丝毫的退让,而且控制更严。邪党高喊“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其实,完全是骗国际社会、愚弄民众的假话空话。邪党对不利其一党独裁言论行动,坚持打击不手软。据我观察,邪党这一段在维持对大陆民众独裁统治的手段,主要就是“哄”、“骗”、“压”三策。

“哄”,就是施以小恩小惠,给各界民众一点甜头。近三十年,把文革各个时期被打击的人都平反了;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摘掉了;给民众一点好处。长期遭受邪党欺压的广大世人,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下,有点满意感,他们中很多人确实被邪党施予的小恩小惠哄迷了。

“骗”,就是通过其控制的所有宣传工具,宣传其改革开放,上下左右一个腔调,不允许有“杂音”,对外实行新闻封锁,网络封锁,使人们不了解真相,无法比较、鉴别。比如,大陆与台湾在六十年前经济基础大体相当,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大陆的人均收入比台湾少了六、七倍。再和亚洲的四小龙比,孰快孰慢,不言而喻,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呢?但也确实有相当一部份人被邪党骗晕了。

“压”,就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镇压。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共邪党对反腐败、反官倒、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出动坦克武装镇压的血腥场面记忆犹新。

一九九九年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进行迫害,已致死三千多人,几十万人被劳教、判刑,直到目前,仍有大批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迫害,遭受酷刑折磨。

结语:

邪党在大陆已篡权六十年,害死民众八千万,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历历在目,众生被绑架在这个大监狱中遭受的各种苦难记忆犹新,而苦难现在还在继续中。如果说邪党篡权初期,众生还迷在其宣传许愿未来的美好憧憬中,那么,六十年过去了,这一切都破灭了,带来的就只能是苦难的回忆。事实也一再告诉人们,邪党就是要葬送中华民族的,就是要毁灭炎黄子孙的,谁信邪党谁上当。邪党不灭,国无宁日。现在的大陆众生除了仍迷在权力之中的少数人之外,对邪党对大陆民众的欺压已经人人痛恨,人人唾弃。你别看有些人表面跟邪党走,也说邪党好,那是害怕再遭邪党迫害,那是假相。

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邪党祸乱中华六十余年,诸恶做尽,人神共愤。《九评》敲响了中共的丧钟,给广大饱受邪党欺骗、面临劫难的众生,指引了一条免灾保命、走向美好未来的光明之路,那就是声明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在思想上从中共的绑架中毅然摆脱出来,在大善大恶面前做出明确的选择,摈弃邪党,认同大法,这样,就能得到神佛的慈悲救度,走向没有邪党、恢复传统文化和淳朴民风的新中国,走向人类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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