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拘捕维权律师的流氓暴政

真相网2015.7.17】[桑普:政治评论人,律师,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居香港。自2007年起,在香港《苹果日报》、《信报》、《主场新闻》、 《开放》、台湾《自由时报》、英国《BBC》中文网、美国《观察》、《民主中国》等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发表多篇政论文章,部分文章更引发广泛回响。著有《风雨如晦》、《革命倒影》。]

中共当局以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白色恐怖”手段对付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堪称特大人道危机与人权灾难。

自7月10日早上开始,中共当局大规模扣查或约谈维权人士,发动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针对维护律师的罕见特大围剿。及至15日晚上8点为止,王宇、周世锋等190名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先后被传唤或拘留,人数仍然逐日节节攀升。中国大陆《维权网》暂称之为“710大抓捕事件”。如此以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白色恐怖”手段对付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堪称特大人道危机与人权灾难。

在这次“大围剿”中国维权律师的行动当中,首名受害者是出生于内蒙古的维权律师王宇女士。7月8日晚上至9日凌晨,大约20至30名公安来到王宇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带走了她。其丈夫包龙军律师,以及16岁儿子包卓轩失踪。现年44岁的王宇律师曾经代理多宗著名维权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案,并曾为法轮功学员王占青、马维山等人辩护,并且参与了国际著名的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法轮功学员事件。事发当晚,王宇律师当场发现住宅被断电、断网,更有不明人士撬门,于是发出短信向朋友求救:“有人撬门的声音,我从猫眼往外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偶尔有低声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楚,我先生和儿子的电话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有什么事冲我来,为什么吓唬孩子?干这些鸡鸣鼠盗的勾当!不要脸!”然后,她就失踪了。

当朋友们收到她的求救讯息后,深表关注,纷纷行动。逾百名律师在7月9日当晚紧急发表声明,谴责公安做法粗暴流氓,促请有关部门依法办案,强调“刑讯逼供、滥用职权必遭天谴”。此事激怒了中共高层,特别是远在俄罗斯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这个粗鄙暴君。自7月10日这个“黑色星期五”开始,中共雷霆行动,几乎同步在全国多省带走多名维权律师。中国官媒新华社更主动证实公安部已经刑事拘留了多名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

7月11日,《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深夜发表文章,题为《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指出公安部部署指挥,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侦查”,一举摧毁了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一个“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并且带走及刑事拘留了周世锋、刘四新、黄力群、王宇、王全璋、包龙军(王宇的丈夫)等多名律师及相关人员,声称与早前被捕的两名维权人士翟岩民、吴淦的案件有关。

该文声称:一、涉案人士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形成“重大犯罪团伙”,涉及包括今年5月在黑龙江发生的“庆安事件”(访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候车室被民警开枪击毙,引发网民广泛关注)。二、黑龙江庆安、江西南昌、山东潍坊、河南郑州、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一系列热点事件现场,均出现律师“挑头闹事”、众多访民“举牌滋事”、敏感案件的主审法官及主管官员在庭外被“诋毁攻击、人肉搜索”。这些事件涉及一群“死磕派”律师,执著于法院及检察机关程序不公之处,经常在法院外举牌或留守。三、主任周世锋、行政助理刘四新、律师黄力群是“组织内核层”,律师王宇、王全璋,以及推手吴淦、翟岩民、包龙军是“策划行动层”,部分访民则是“跟风参与层”。四、多名犯罪嫌疑人供述了“锋锐所律师代理炒作案件”手法,并指这些人“维权炒作”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周世锋“自称律师界的宋江,专门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准则的死磕律师,用违法的手段炒作代理的案件。他主动把这些人拉拢起来,给他们资助,让他们觉得有强大的后盾”。五、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对自己的涉嫌严重犯罪行为深刻反思,“认识到了所谓维权活动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六、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重大犯罪团伙”终于浮出水面,揭开了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之种种黑幕。

据统计,截至7月12日中午为止,被监视居住、约谈、传唤、带走、失踪及刑事拘留的维权人士已经增至81人(其中6人被刑事拘留、1人隋牧青律师被监视居住、28人被扣留而未获释、46人被带走、传唤或约谈后获释),其中过半数是维权律师,3间律师事务所(周世锋、李金星、李和平3位律师各自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或办公室)被查抄,横跨至少21个省市。及至15日晚上8点,人数已由81人逐日增至190人,仅有部分人士暂时获释,大约30人仍被关押或失踪。据称,有关部门凭一份声援王宇律师的百人联署名单来收网,被约谈者均被勒令“收声”,不少人获释后因“发声”而再被约谈。凡此暴行,俨如黑帮。毕竟,早在2012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发表文章,把“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社群”列为“新黑五类”。粗风暴雨,令人发指。

根据余杰的初步整理和媒体的零星报道,以下是这次遭受整肃的已知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的不完整名单,立此存照:(北京)周世锋(2008年三鹿毒奶粉受害人的维权律师)、王宇、包龙军(王宇丈夫)、包蒙蒙(王宇儿子)、李姝云、王全璋、谢燕益、郭宇豪、左培生、刘晓原、李和平、江天勇、张凯、黄力群、望云和尚(林斌)、戈平、老木(刘永平)、李小玲、胡石根、赵威(考拉)、游明磊(赵威丈夫)、王方、刘四新、周庆、游豫平、李方平、倪玉兰、陈建刚、冯斌、袁立、佳期、程海;(天津)刘连贺、马卫、郑建慧;(河北)李威达、梁澜馨、么民富;(河南)姬来松、任全牛、孟猛、马连顺、常伯阳、张俊杰、蓝天忧、侯帅;(广西)苏少凉、覃永沛、杨在新、吴晖、吴良述、黄朝晖、覃臣寿、庞信祥;(广东)隋牧青、王全平、黄义杰、吴斌(秀才江湖)、葛永喜、葛文秀、刘正清、吴魁明、陈武权、陈科云、陈进学、吴镇琦、崔小平、徐德军、朱金辉、闻宇、庞琨、甄江华、肖育辉、王爱忠、陈荣高、王福磊、刘士辉;(福建)邹丽惠、陈学梅、游精佑;(上海)任乃俊、张雪忠、薛荣民、秦雷、郑恩宠、刘士辉、李天天、钟锦化、王卫华;(浙江)王成、陈晨、张磊、庄道鹤、汪廖、袁裕来、吕洲宾;(江苏)王明贤、丁红芬;(陕西)张鉴康;(四川)王万琼、于全、冉彤;(重庆)游飞翥、付剑波、何伟、游忠洪、张庭源、雷登峰;(湖北)黄思敏;(湖南)吕芳芝、文东海、张玉娟、胡林政、谢阳、罗茜、蔡瑛、龙浪奔、张重实、王海军、陈南石、石伏龙、杨璇、杨金柱、魏得丰、郭雄伟、欧彪峰;(山东)李金星、巩磊、李向阳、徐知汉、张维玉、刘卫国、刘书庆、舒向新、徐红卫、付永刚、王玉琴、熊冬梅、刘金湘、王学明、熊伟、张海、冯延强、许桂娟、赵永林、徐忠、刘金滨、刘国慧、卢秋梅;(山西)李发旺;(甘肃)李大伟、蒋永继;(贵州)黄燕明、周立新、王宗跃、李贵生、陈建国;(云南)曾维昶、刘文华、杨名跨;(辽宁)姜建军、李昱函;(黑龙江)王秋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维权律师齐发声。北京锋锐律师所周立新律师在网上发表声明,直指新闻播报无权审判定性,不应未审先判。尚宝军律师也表示,用媒体审判代替司法审判违背依法治国原则,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局竟然“在全国范围内打招呼,叫律师不要评论此事,这太过分了”。斯伟江律师表示:“法院是最终决定罪与非罪的最终裁判机关”,“为什么官方媒体这样可以大肆宣传一个刚刚开始侦查的刑事案件?这种形式,和文革期间的游街批斗,有什么区别呢?”广东律师王全平在被传唤约谈6小时至凌晨一点半获释后,主动勇敢地宣示“没有冤假错案,怎么会有维权;没有违法办案,律师是不可能去维权的”,并且指控国安人员全程对他软硬兼施,要求他不再关注有关事件,还恐吓他“如果参与会很严重”,后来他更自资10万元人民币,发起“710义辩律师服务团”,拟向被捕人士的代理律师资助车马费。浙江维权律师陈晨也被传唤,透露当局威胁他说:“不要在网络上发有关王宇、周世锋以及律师被抓等相关一切信息,否则有办法搞你和你儿子。”湖南长沙律师杨金柱则在两次被警方约谈后,毅然宣布将为被刑事拘留的锋锐律师所主任周世锋辩护,表示“职责所在,万死不辞”,及后因屡遭恐吓,拒绝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后来他拟到北京代理被捕律师案件时,却被当局强行阻止,而他在出发前已经留下声明,指一旦被捕即绝食绝水,“以命抗争,致死方休”。除此之外,中国公安部更藉部分被捕人士的所谓“认罪”供述,宣布周世锋曾挪用律师事务所数百万元资金,并与至少5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男人用尽,女人下手”,企图“人格谋杀”周世锋律师,实在卑鄙。中共不亡,天地不容。

勇往直前而不畏强权的,还有深圳维权女律师王胜生。她虽已怀孕7个月,但仍勇于表态支持涉案律师:“如果我不支持,接下来就会更糟,业界与个人都会没有一点反抗能力。”她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心理准备,更在网上留下声明,说明如果有一天她被限制自由,希望自己和预计在9月底出生的孩子能“坚持不做奴隶,不受这样随意侵犯”。她表示业界已经出现“白色恐怖”,“现在是他们想要的恐怖,我们以后都自我节制、阉割,如果不关注,以后就最糟糕”,“我自己没他们那种魄力、勇气,他们就像一个英雄一样,但我至少要有给他们默默鼓掌的,如果也没有,我就没有那个资格了”,“当局是没有底线的,现在不发声,很可能下一个被抓的就是自己”。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灵深处,令身为律师的自己相当感触和激动。

事件震惊中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Chris Smith)公开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他们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量是中国应当大力采用、而不是强行压制的”;“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一个对外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肆无忌惮在网络领域盗窃美方信息、对内加速镇压异见的中国政府”。随后,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上也出现联署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以及暂停其他与中国政府的官方交流活动,以表达对中国当局近日强行带走多名维权律师的不满。按网站规定,如请愿信有逾10万人联署,将会被美国政府官员审阅及回应。据悉,这封请愿信由2011年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的twitter“茉莉花”账号率先在twitter上公开。7月12日,现年8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更在一个演讲中直言不讳:“公权力不能动不动就抓律师”,“只有律师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律师才可能去尽到他维护他人的权利”。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也发微博宣布:“决定重新成为一位执业律师”,并称正在申请律师执业资格。情义相挺,令人动容。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John Kirby)公开谴责中国“有组织地扣留”一些“和平捍卫他人权益”的维权人士,并指中国利用新《国家安全法》侵犯人权,“强烈敦促中国释放这些因保护人权而被捕的人”。中外怒火,直扑中共。

说了这么多事实,就是希望为这件大事留下历史见证,体现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无药可救,大家无谓对它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谈判、对话、盼望、恳求诸幻想。中共暴政是必须被推翻的。请大家擦亮眼睛看清楚客观事实。中共同时威胁恫吓至少190人,至今继续囚禁或软禁其中至少30人,给这些人和家庭带来撕心裂肺的痛苦,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对当事人实施疲劳审讯和酷刑折磨,更不用说对获释人士的威胁恐吓。这正是中共的暴政本质。从上世纪50年代对付香港记者周榆瑞(有兴趣知道内情的读者可参阅最近重印出版的《徬徨与抉择》一书),到现在对付全国维权律师,心术不变,软功狡猾,硬功狠辣,旨在消除异见,统一思想,吓骗全民,维护极权(如今只不过化名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已)。然而,在这股“白色恐怖”力量越来越庞大的同时,昔日只需杀一儆百,今日则要杀百儆百,已如强弩之末,终必自取灭亡。

综观这次针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大围剿”、“白色恐怖”和“现代版焚书坑儒”,有四种趋势已经隐然成形。前两者涉及中共,后两者涉及民间。如果这些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专制极权土崩瓦解,指日可待。我们不要轻视中共的邪恶及爪牙的暴力,但更不要轻视维权的启蒙及民间的力量。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从逐一打击到全面抓捕。

昔日中共拘捕关押胡佳、谭作人、陈光诚、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高瑜、唐荆陵等自由勇士,都是分别在不同时间,逐个抓捕,温水煮蛙,杀一儆百,不会蠢到选择在同年同月同日一网打尽。而且被捕人士有记者,有律师,有作家,职业及身分不一而足。然而,在这次“710大抓捕事件”中,中共打算以周世锋等律师声援王宇律师为借口,同一时间一次性在全国各地带走与恐吓所有相关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一窝端掉,杀百儆百,不再讲分化策略,不再讲逐点击破,而是通通抓起来,一个不姑息。在被中共带走约谈、拘禁失踪、疲劳讯问或反复恐吓的至少190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因此这次行动等于向整个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宣战。中共显然是希望大刀阔斧,一举砍断中国民间社会的脊梁。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昔日散兵游勇分散各地,如今明辨彼此身分,未来大可联合结盟,一呼百应,互相奥援,有组织地实现维权,推动公民权利觉醒,投身政治改革运动。地本无路,中共抓人,就自然成了路。归根结柢,习近平“由点及面”的打压,就好像他以前只用手指头快速碰触热㶽,觉得很刺激很过瘾,现在却用整只手掌按压在热㶽上,以为更刺激更过瘾。套用习大大所钟爱的毛魔暴力讲法:手掌烧烫了,外焦里不熟,挤出几滴臭油,不需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二、从人格抹黑到空言死磕。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昔日说刘晓波、谭作人、唐荆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说艾未未偷税漏税,说浦志强寻衅滋事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说姚文田走私,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都是编造谎言或骗局,罗织罪名,构陷投狱,尽情抹黑人格,伤害生灵。今天,中共面对全国各地审讯室内同时出现过百位维权律师,只能针对王宇、周世锋等少数律师搞些低级的人格抹黑技俩,但毕竟被捕的人数实在太多了,难道百多名律师都是人人嫖娼,个个骗财,偷税漏税,寻衅滋事,全是魔鬼?这类妖魔化谎言一旦编得太多太广太密,只会变成神话笑话疯话,一捅即穿,毫无说服力。不过,理屈而词不穷,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于是它就决定把“栽赃”干脆改成“废话”来献世。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特大暴力犯罪团伙,趁此机会,发明了一些“废话”,既不敢说维权律师启蒙公民社会和捍卫自由人权,也不敢承认他们对共产党专政构成威胁,于是空言这些人是“死磕派”、“挑头”、“扰乱社会秩序”、“炒作”、“恶炒”、“定期聚会”、“业务培训”、“组织串联”、“静坐、喊口号、举标语、打横幅”、“扬名获利”、“新奇特”。这些都是废话中的废话。归根结柢,即使真的如此,这些维权律师何错之有?

举个例子,一目了然。中共官媒形容维权律师为“新奇特”,是这次最有“创意”的一个“亮点”。“新”就是他们追求“新思路”,不要像以往那样“在公安机关听警察的,在法庭听法官的”,要敢于向强权反抗。(有问题吗?)“奇”就是发挥“敢冲敢打”的“特长”,“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出的事”,例如“在法院门口给某高院领导设灵堂”。(真有问题吗?)“特”就是用一些特别方式,声援炒作围观他们代理的案件,举报及投诉主审法官、办案民警和当地官员,号召网民对他们人肉搜索,组织案件当事人、亲友以及不相干的人包围政法机关施压。(又有问题吗?)试问:这些“新奇特”行为,难道不正是文明社会“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吗?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理屈词不穷”,枯燥干㿜得只剩下一堆言不及义的“形容词”:死磕、恶炒、新奇特!足见中国共产党文宣实力每况愈下,庸愚无能,面对正直人权勇士,竟然完全说不出令人打从心底讨厌这些律师的任何客观事实根据,就连编造谎言和抹黑人格的力气都省了。如此空言一堆形容词,控诉不清,接近弱智。试问:习近平提倡“一路一带”,连目前整个“中共国”,不新、不奇、不特吗?“抗日阅兵”,不扰乱社会秩序吗?为何不立即把那个习近平抓起来?为何不干脆把中共国消灭掉?当谎言走到了尽头,独剩假大空废形容词,俨如暴君将亡,胡言乱语,脑筋痴呆,偷生献世。

三、从孤鸟维权到结盟抗争。

这正是这次共产党亲手催生的。2008年以刘晓波为首的“零八宪章运动”,虽然理念卓越,难脱斗室论道;2013年以许志永为首的“新公民运动”,纵使充满大一统、不反共、劝吁改革的迷思,但却坐言起行,投身维权。两者都是由少数自由勇士发起,团结周边个别律师、学者、维权人士参与,缺乏大学生和社会大众广泛参与(跟香港与台湾情况截然不同)。一旦中共抓捕刘晓波及许志永而“猎头”,该运动立即难以为继,偃旗息鼓。然而,2015年“710大抓捕事件”却有所不同。

事实上,目前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公民运动,更无首领可言。王宇律师和周世锋律师更绝非某场政治运动或公民运动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只不过是各自默默耕耘,悉心个案维权。然而,这次真正把那至少190人串联起来的,正是丧心病狂、主动挑衅、疯狂抓人的中共专制集团。而且中共这次专门针对同一职业:律师。这样一来,整个政治打压就是针对整个饱读法律的专业团体而为。

归根结柢,不维权者,非律师也!“维权律师”中“维权”两个字根本是赘词,这就好比说“看病医生”、“送信邮差”等表述一样冗赘。帮助当事人在法庭内外捍卫权利、伸张公义,行使公民权利和表达意见自由,本是律师的天职。“710大抓捕事件”等于变相宣布要铲除“律师”整个专业,因为上述心态和做法都会一概被中共定性为“死磕”、“挑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恶炒”、“扬名获利”、“新奇特”。从今以后,中共只会允许以拥护和协助中共集团、公安、国保、法官为绝对第一优先的人士保留所谓“律师”资格。一旦如此,这个行业将只会剩下一堆“党奴讼棍”罢了。

如此这般,士可忍孰不可忍!有人格和尊严的全体中国律师怎能坐视不理?某人被关,甲律师协助此人也被关,乙律师协助甲律师又被关。如是者,中国各地监狱大可拨出一半空间用来关押被判有罪的被告人,另一半空间用来关押曾经为他们据理力争因而“获罪”的所谓“死磕派”律师。这种做法简直丧心病狂。因此,非属中共党员的一众中国律师,将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和尊严正在面临巨大危机,必须加强彼此合作,互相奥援扶持,否则唇亡齿寒。中共集团昔日把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化整为零”,今天却反过来“化零为整”,真是智商低劣,变相自掘坟墓。

毕竟,孤鸟维权已经走到尽头,结盟抗争才是方兴未艾。尽管杨金柱律师拟为周世锋律师辩护而孤身上京受阻,但是王全平律师却锐意别开生面,自资发起“710义辩律师服务团”,拟向被捕人士的代理律师至少资助车马费,等于广发英雄帖,邀请全国各地有良知的律师为已被拘捕的律师“义辩”,略具中国版“台湾美丽岛辩护律师团”的想像,在法庭内外为人权与自由而奔走呼告,奋斗不息,实在难得。未来中国律师更应联合行动,投身维权运动、公民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民主运动,从上述至少190人的名单开始,结聚人脉,形成组织,扭成一股绳,绞杀党天下,捍卫人权,守护自由。

四、从司法辩护到公民抗命。

“710大抓捕事件”意味着在由中共党委全面控制的中国法院当中,为当事人辩护,维护人权,反抗强权,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当今中国,良法不依,恶法横行,党大于法,指鹿为马,司法不独立,媒体不自由。在法院内维权辩护,不只是伸手在烈火中取栗,更似是伸手在硫酸中取栗,结果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顶多在中共故意网开一面的情况下,才有机会侥幸伸张少数当事人的公民权利,唤醒少数知情人士的公民意识和摆脱奴民心态,但却无从撼动整个专制极权腐败无耻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到头来还是走上“维权不反共”的老路:有勇气维权,有勇气坐牢,但却竟然没有勇气主张反共反专制。结果就是从辩护人变成被告人,再变成受刑人,还问为何党不听逆耳忠言,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国的病灶,已经不是个案维权的法律问题,而是独裁专制的政治问题。这就好比说地球某个国家发生饥荒,不是我们有无捐款尽点心意的问题,而是我们应否致力推翻暴政的问题。1960年香港市民接济中国大陆饥民,2015年维权律师协助中国苦难公民,毕竟两者本质是相同的,效果也是类似的。与其单纯满足自己的“日行一善”式良知感召,个案胜利,沾沾自喜,不如冷静思考,掌握祸根,正本清源。推翻共产党,建设宪政、民主、独立、自由、宽容、分权制衡、地方自治、文化多元的新中国,才是有识之士应由之路。非暴力和公开的街头抗争和公民抗命,追求宪政、法治、人权、民主、反共、独立、自由,正是目前当务之急。维权不反共,护法不上街,显然自相矛盾,完全不可思议。当有一天中国维权律师愿意踏出“反共”的第一步,摆脱“新公民运动”的理念迷思,不再与虎谋皮,不再温吞怯懦,未来中国政制和社会将会有意想不到的良性发展,全球华人也将共襄盛举。

转载自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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