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简：透过历史的分期分段 认识真正的中华文明

【真相网】（来源：明慧网）中华文化具有一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能否理解这种“回天为本”的性质，是能否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本文通过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总体考察，说明中华文化是用怎样的方式保持着这种“回天为本”的特质。

一、中华文化确实具有“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吗？

首先落实一个问题：中华文化确实具有这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吗？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够得到答案。

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和文化都有自身崇奉的圣贤，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同信奉的亚伯拉罕、摩西等。在这些宗教和民族的文化中，对这些圣贤事迹的叙述往往是“他们完成了神所赋予的使命”，之后就不再说了。其实上述这几种宗教文化的核心就是要告诫世人必须遵守神的律法、聆听神的启示，所以对其圣贤的叙述自然也就到此为止。

可是中华文化有所不同。中华文化也有许多类似的圣贤，例如黄帝、广成子、赤松子、张道陵、许逊……等。对他们一生事迹的叙述往往会延续到这些人修炼有成、回归天国才结束。

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讲述了对神的信仰，而且世界上许多对神的虔诚信仰者、精進修炼者例如亚伯拉罕、摩西、黄帝等最终都回到了天国、神的身边，但是唯独中华文化把“回归天国”这件事情列入到文化传承的范围之内。所以中华文化确实具有这种“回天为本”的根本性质。具备这种性质，是中华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

那么中华文化是如何保持“回天为本”的？有哪些具体表现？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总体格局来看。

二、 对五千年文明的分期分段

（一）采取什么方式概述中华文化发展的格局和历程？

概述中华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与历程，需要克服两个困难。第一，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去概述。第二，如何确定“五千年文化”的起始点、终结点。

关于模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认可一种关于时间、空间与生命的同构关系。例如在时间方面，一年的春夏秋冬与一日的早午晚夜具有近似的逻辑结构、运转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同构模式分析五千年文明的总体历程，得到一些结论；然后将这些与已知历史事实相互对照，就可以進一步验证、研究其模式是否适用。

关于文明阶段的长度，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传承。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以大约五千年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这个五千年的具体长度是多少？起点和终点在哪里？我们可以首先确定终点。

中共于一九八九年发动天安门屠杀，是中华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页。此后不久法轮大法开始弘传，把“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讲给了人类。经过几十年的艰苦不懈，法轮大法在世间已经立足，这是新文明的开端。法轮大法是在一九九二年公开传出的。这个时间在《推背图》中也有预言，即第四十象蛊卦颂曰“生我者猴死我雕”，说的是法轮大法在一九九二年壬申猴年传出。这个历史时刻譬如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一阳生”，是新文明的起点。当然也就是上一个文明周期的终点。

我们还可以找到五千年文明的中间点。中华文化原本以全社会对大道的信仰为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大道分裂、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大道中分裂出来的儒家传承，延续了上古礼乐治世的体系，是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传承方式。所以孔子设馆授徒，是此后中华能够继承上古文化的关键一步。如果把孔子开始设馆授徒的时间类比于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那么就可以推算中华本期文明的整体时间。

关于孔子设馆授徒的时间，结合史记记载进行推算，可能是公元前五百二十二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方式，孔子时年二十九岁。他打破上千年的常规、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开办私学，其实也是顶着一定的压力，也需要通过现实的检验。经过一年的努力后，其私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恰逢三十岁。所以对孔子来说是三十而立。

如果根据以上终点和中间点来推算，本次文明周期具体长度为五千零二十八年，起始点为公元前三零三七年，终结点为公元一九九二年。需要说明：以上起始点（公元前三零三七年）并不一定是炎帝始祖即位的时间，其结束点（公元一九九二年）也不是中共红朝的崩溃之日。这两个时间只是文明发展历程的转折点。

（二）对五千年文明進行分段和解析的基本数据

下面，我们比照二十四节气对五千年文明历史進行分段和解析。关于如何把五千年划分为二十四段，其实天体运行是复杂的，平均分配也许不是最恰当的方案。因为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中，其各自的时间长度也不是简单均分，而是以地日运行的实际为准、以天文观测为准，所以只是大致相等。五千年的周期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关于五千年周期，目前我们找不到更宏大天象观测的具体数据，所以只能暂时按照理念的方法，进行平均的分配。下面的数据，仅供初步的探索。

图1：对五千年文明進行分段和解析的基本数据-表格

（三） 初步验证：五千年文明分期是真实的历史现象，而不是主观的想象

通过上述方式推算，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华文明最近五千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期，这是真实的历史现象，而不是主观的想象。在此有两点作为验证。

第一，与中华民族的自称相符。这一期文明开始于炎帝，炎帝后才是黄帝。所以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些称呼、说法都与文明的分期相符。

第二，与文化传承的内容集中状况相符。能够流传至今的古典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围绕着本次五千年文明。例如《周易》〈系辞〉记载古代圣人如何运用易理（发明器物、创设制度、提升文明等），首先讲伏羲，然后讲神农氏，再讲黄帝以及后世圣人。所以除了必讲的伏羲(易卦的发明者)，其实是在围绕着这一期五千年文明。在伏羲和炎帝之间的其他圣人也有很多，不属于这五千年文明阶段，就没有讲述。也许是在文明传承的某个过渡中被（世人不约而同的）省略了。

（四） 继续验证：五千年文明之内的阴阳两仪划分

按照以上推算，在五千年文明之内有两种重要的时节划分。

第一，阴阳两仪的划分。从炎帝时期到春秋时期，是阳气生发、阳气越来越壮盛的时期，如同一年的冬、春、夏。从春秋时期到当代中国时期，是阴气生发、阴气越来越壮盛的时代，如同一年的夏、秋、冬。

表现在文化上，中华文明在炎帝时期再次开启，在原有基础上转折延续。在黄帝至尧舜时期，中华文明逐步发扬光大；经过夏商，到西周时期走向完成，以周礼为最完善的形态。这是阳仪、阳气生发的时期。

中华文化自春秋之后出现了礼崩乐坏，在孔子所总结的基础上不断下滑，逐渐发展到清末。至中共红朝时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遭遇全面摧残、接近凋零，直至下一个文明的初始。这是阴仪、阳气收藏的时期。

（五） 继续验证：五千年文明之内的四时八段划分

第二，更详细的四时八段划分。所谓四时指春夏秋冬，八段则是将四时各分为前后两段。关于八段的名称，为了与已有的其它名词区别，所以将其称为春前段、春后段，夏前段、夏后段，秋前段、秋后段，冬前段、冬后段。

〈冬后段〉

从炎帝时期，经历黄帝，至颛顼帝时期，是前一文明时期之后的冬后段，其实是本次文明的开端。冬季是收藏的季节，其中又分为前后段。冬季的前半段是阴气最旺盛、阳气最被压制潜藏的时代，是纯粹的藏伏阶段。而冬季的后半段则是阳气开始生发、在藏伏中却包含着生发的时期。

在炎帝和黄帝、颛顼帝时期，中华新一轮文明的阳气开始萌动，中华新一轮文明的性质开始得到规定。

这段时间对应一年中冬至、小寒、大寒三个节气。

〈春前段〉

从帝喾，经历尧舜时期，到大禹治水，以至于夏朝大部分时间，是春前段。这个时期如同天地解冻、万物复苏、草木萌芽，一派生机勃勃。

这个时期的最初部分是儒家《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期，是对中华文明如何治世进行探索的时期。帝尧的光辉如同春日的阳光，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回忆。

帝舜开创了礼制，同时也发明了刑罚以及对刑罚的慈悲运用。大禹治水之后形成的夏朝家天下体制，奠定了中华民族最基础、最初步的国家形态。中华新一轮文明的根本内容和体制性轮廓至此构成。

这段时间对应一年中的立春、雨水、惊蛰时期。

〈春后段〉

自夏朝的末期，到商朝建立，以至于商朝末期，是春后段。这是万物萌芽之后的抽条长大、枝叶繁茂、春意葱茏的时期。

中华的礼制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总结和完善。夏代崇尚忠直尽心，商代崇尚敬神祭祀，中华礼制从简约走向复杂，完成了一次升级和转变。

商汤王在改革礼制、要求天下都要遵守商朝礼制的同时，将大禹的子孙分封为杞国、允许其采用原来夏朝的方式对祖先和天地进行祭祀，再次申明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宗旨是对圣人和圣德的祭祀与尊敬、维持天人之间的正确关系。

这段时间对应一年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时期。

〈夏前段〉

自商朝末期，经过了西周，到春秋的前期和中期，是夏前段。这是万物生机最旺盛、储存能量、酝酿夏收的时期。殷商时期已经建立了礼制，其特点是重视对神的各种祭祀礼仪，重视占卜，敬重上天神意。周朝取代商朝后，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周国，以这么小的方国体量，却取得了殷商大国的天下？

严肃反思的结果是，周朝在殷商礼制的基础上给予改進，提出了“上天无亲、唯德是辅”的理念，改革礼乐、使礼制的崇尚对象从表面的鬼神喜怒转向了礼仪模式对德性的维护。经过周公的改進，中华礼制文化、国家制度、道统观念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系统提升。但是周王把商汤王的子孙封为宋国，并允许其采用原来商朝的祭祀礼仪对祖先天地进行祭祀。

再后来、到春秋时期，伴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落，礼本身所具有的（引导人性中较高的一面完成对自我的约束、这种）独特作用反而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这段时间对应一年中的立夏、小满、芒种时期。

〈夏后段〉

春秋后期，经历战国、秦朝，以及西汉、王莽新朝，至东汉前半叶，是夏后段。夏后段是阴气已经发生、阳气开始收藏（归入果实或者储备部），所以生机继续很繁茂、瓜果收获很旺盛的时期。

此时社会道德的平均水准逐渐下滑，上下各阶层都在感慨“人心不古”。春秋战国的连绵战争带给人们无尽的伤痛，秦始皇刚刚完成国家统一，随之而来的却又是楚汉大战。于是上古和三代所形成的礼制就成为国家用来防止战争再次复发、并且维护道德不要滑落（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成为治国之本。

汉朝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了礼制，随后把儒家奉为独尊，实质上是采取了以儒家为主、多种学说和治国方法并用的方式。王莽复辟，之后被迅速推翻，东汉建立。东汉早期成为秦汉之后中华治国理政最完善、社会文化最醇厚的时期。

这段时间相当于一年中的夏至、小暑、大暑时期。

〈秋前段〉

东汉后期朝纲大乱，由此而后的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以及隋朝，至唐朝前期，是秋前段。这就象苗木在春夏季所产生的最佳营养被转移、并蓄积在果实中的（成长与收获）季节。

这个时期十分动荡，战争不断，而且政治斗争中的权谋机诈层出不穷。礼制和道德时常被坏人作为权谋的工具，在表面上被高高捧起，其实却被踩在脚下。但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光怪陆离，人们却日益能够辨别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深入鉴别、准确品评人之好坏善恶、能力与性情，形成了一种学问（人物品鉴之学）、而且越来越深入。

另外，经历了西汉、东汉的长期和平逐步形成了许多大家族，他们的命运在乱世中开始分化。有的在不同的乱世时期突然陨落，有的却久盛不衰。族谱之学也逐渐积累，成为一门学问。

与此同时，道教和佛教都盛行起来，谈玄论道、深入认识天地万物、深入认识人生也成为新的时尚。

几百年的风云乱世加上族谱之学、品评人物之学，构成了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天道人文、善恶是非、因缘果报的深刻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中华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锤炼，逐渐進入其频繁闪亮的高光时期：隋文帝时期、唐太宗时期、以至于唐玄宗早期都是有名的盛世。

这段时间相当于一年中的立秋、处暑、白露时期。

〈秋后段〉

唐朝中后期以后，经过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以至于元朝的大部分时间，是秋后段。这六百年就象一年中的秋风萧瑟、百草枯黄、白露为霜、深秋寒凉的时刻。就象一日的太阳落山之后，已经属于夜间。

这个时期在国家政治领域，以安史之乱的酝酿与爆发为开端，武将的背叛成为家常便饭，皇家对武将的信任日益丧失、最后至于殆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加珍惜中华古文明留下的重德修身的基本传统，所以两宋道学（即理学）也把关注的重点转向如何建立良好的道德、恢复纯洁的心性，把这个作为学问的核心。

人们对于礼制以及文化之作用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从调节性情、陶冶心性而转变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王化。所以辽金元等政权也不约而同的把道学作为科举考试的纲领。但他们只不过是把道学当成一种治世的工具而已。此时的辽金元等不再像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胡族那样真正敬仰中原文明。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把中原人视为南蛮。

这段时间相当于一年中的秋分、寒露、霜降时期。

〈冬前段〉

自元末，以至于明朝、清朝、中华民国，至中共红朝建政后的四十三年，是冬前段。所谓冬前段，在“生长化收藏”的历程中，是阳气越来越藏伏、直至走向纯阴的时期。由于这种藏伏和纯阴的作用，所以中华文化的表现从现实生活中日益退出，并且日益退回到纸面文字状态。

这种从现实彻底退回到纸面的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如下六个阶段。其一，明朝以恢复中华为己任，而且很重视理学，同时也对传统中华文献進行了汇编、形成了《永乐大典》这样的成果。但是社会道德的水准已经下降，所以君臣之间的真正信任已经十分稀缺，乱世用重典、苛法治臣工成为常态。

其二，清朝也重视理学，重视对传统文献的汇编，形成了《四库全书》这样的成果。但是清朝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地位，也采取十分强硬的文化立场，剃发易服、严密文字狱竟然成为长期国策。儒家所讲的礼乐教化和仁爱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不断宣扬、实际上也有所追求、却很难真正做到的理想。由于文字狱的作用，清朝学者被迫進入到对汉代儒学等的考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传统文化的内容更明确的体现在文献文字之中。

其三，清朝后期，对儒教和传统本身的怀疑也开始出现。到清朝末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对于儒学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到底是好是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表面上争持不下，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地位越来越低。

其四，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文化运动随之而来，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大行其道，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成为了新文化的主流。

其五，传统文化在中华的命运分为两支，分为大小两头。一支是中华民国，后来调整了立场，对现代西方民主科学的文化、对中华传统的道德修养文化都兼收并蓄。但是伴随着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的失败，中华民国在台湾偏安一隅，中华民国的这种思想只能主导台湾。因为主导的面积小，所以属于小头。另一支是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地方政权，并且逐渐取得了全国政权。所以它主导的面积大，属于大头。

中共把传统文化视为必须破除的对象、予以彻底砸烂。它强制推行对中共党魁和各级党组织的信仰，以此取代了传统中国人对圣人和天地神明的信仰；强制推行斗争哲学，以此取代了中华传统仁民爱物的思想底色；强制推行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哲学，以此取代中华传统善恶有报、推己及人的基本思想方法。中共还曾推行汉字拉丁化、取消汉字，后来因无法实施、转而推行简化字、白话文，并且缩短教育，甚至后来取消了高考和大部分学校教育，致使中国人想要去看传统文化的经典也看不懂。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是彻底缩回到故纸堆当中，而且处于大部分中国人无法读懂的状态。

其六，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表面上允许人们有一定的思想自由，但是推行共产主义、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基本方略没有变化。而且中共日益放开人们对金钱和欲望的追求，然后用假的传统文化来代替真正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什么是中华传统其实仍然一无所知。

以上六个阶段，就是中华传统从现实生活、人们思想行为中日益退出，日益缩回到故纸堆当中的过程。这相当于一年中的立冬、小雪、大雪时期。这是五千年文明的最后阶段。

三、对中华文明和五千年周期的概括

（一）五千年文化、文明的概念，与当前常规用法的差距

下面要对五千年文明进行总体的概括总结。在概括总结之前，我们需要对“文明”、“文化”概念进行界定。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文明，来源于中华传统，与当前许多人通用的“文化”、“文明”概念略有差异。

在中华传统中，“文”是黑白阴阳交错的意思；“化”是施加影响、使之改变的意思，通常与教育有关；“明”是照耀四方的意思。所以“文化”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人”，运用文字和将文字的内涵视觉化的艺术等等来濡养人、教化人，保护人的善性，成全人来世的夙愿。而“文明”就是那个“文”所具有的“照耀四方”的亮度。中华传统的“文”最早出自于黄帝、炎帝、颛顼帝等圣王（其中也有一些内容从伏羲氏、燧人氏等上古圣王那里继承而来、再传递给后世），来自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草创与传承。

如果继续追寻，它来源于广成子、歧伯、许由等许许多多修道人对历代许许多多圣王和世人的反复启示，来源于中华历代先祖圣王贤者的精诚求学、精心体悟、努力传承。所以，中华文化的真正来源是神的启示、与先祖的求学。它的构成成份是“文”，来源于神，能够照耀人的心灵，所以是“文明”。它的表现形式是“文”，能够提升人，具有改变人的巨大力量，所以是“文化”。

中华文化来源于神，所以具有完美的属性。举例说，“文”与“武”的关系是一阴一阳，相辅相成，所以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文”代表柔和，代表允许别人自主决定是否改变的那种宽容和慈悲的态度，与“武”相对。“武”代表强制，代表那种不允许别人继续胡作非为的决绝和善意的立场。那么中华文化“以文化人”，强调“文”的作用，却并没有丢下“武”。例如把“武”化为“舞”，而且与“乐”相配，形成乐舞。所以中华传统是文武双全，以文为本。它虽然名称叫做“文化”、“文明”，其实是阴阳皆备、近乎完美、臻于无缺的。这种圆满无缺不仅表现在艺术中，在其它方面例如祭祀、军事、教育等等方面也是这样的。这来源于神的安排。是由于神对人类的关爱，所以才能接近于完美，乃至于达到圆满无缺的。

中华传统的这个文化、文明概念有着久远的历史。它在孔子传《周易》的时候就得到了沿用传承。《周易》〈贲卦〉〈彖辞〉中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已经隐含着后代人所使用的“文化”一词，而且已经明确使用了“文明”一词。

现代人所说的“文化”、“文明”，与中华传统所说的“文化、文明”，其实有重大的立场差异。目前世人常用的文化、文明一词，来源于西方。例如“文化”来源于英语的“culture”，本意为“种植”，引申为人类的思想、所取得的各种成就。“文明”来源于英语的“civilization”，含义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生活所得到的一切成就。在近代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时期，日本人首先接触到这两个词汇，在将其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借用了《周易》中的表达，将其分别翻译为“文化”、“文明”。

其实在日本人翻译的过程前后，西方文明已经与原来发生了断层。西方原来的“culture”、“civilization”不一定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因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等都是存在着对神的信仰的文明）。但是在最近二百年以来，进化论逐渐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所以对人类历史的叙事也被改变。“culture”、“civilization”也就变成了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属于人的成就和痕迹。这个认识也随着整体西方文明的向东传播，进入到中国，构成了中国人对于“文化”、“文明”的理解。其实这不是日本人翻译所造成的，而是进化论东传、被中国人广泛接受而导致的。

以上两种“文化、文明”，表达的含义差距很大。中华传统的“文化、文明”所表达的是“神在教化人的过程中，所留下的光辉照耀”，而现代人在进化论影响下所使用的“文化、文明”所表达的是“人在从猴子变成人类的过程中，所留下的几点萤火之光”。这两种含义的立场其实截然相反。

因为中华传统根本不承认人由猴子进化来的，而认为人身是由神造的。而且认为，人是在六道轮回中由于善恶的果报所以得到人身，或者为了完成使命从天上下凡、所以得到人身。尤其认为，人身并非人生命的全部，而只是生命的表层部分；在人身之中所居住着的元神、灵魂才是生命的更实质。中华文化所认为的上述这一切，在进化论主导下的“文化”、“文明”概念中都是彻底不承认的。

本文所使用的是中华传统的“文化”、“文明”概念。只有明确了这个界定之后，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五千年文明周期的内在逻辑。

（二） 五千年文明的生命周期

现在，我们可以对五千年文明做出结论性的概括。首先，五千年文明并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而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历史文化分段的事实。

其次，五千年文明周期的准确长度是五千零二十八年，自公元前三零三七年为开始（自上一个周期转入、进入本周期）；至公元一九九二年为结束（自本周期转出、进入下一个周期）。

再次，本次五千年是一个文化、文明之“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周期，而且与“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天地间阴阳变化具有相同的节律模式。对这个周期的最基本划分是，以春秋末期孔子设馆授徒为界，分为前后两截。前半截是文明的萌芽、成长，走向完美，在人类生活中得到日益发扬的时期，也就是阳仪生长时期。后半截是文明伴随着道德水准的滑落、所以得到总结和珍惜，虽然文字上得到了完善的留存和体现，但是从生活中逐渐退出隐去，也就是阴仪收藏时期。

这个周期，其实是神传给中华的文化的一次生命历程。它就象一个种子，里面蕴含着特定内容的生机，蕴含着完整的一套关于时间、空间和内容的机制。它经历了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落叶、干枯乃至被腐化，却又已经留种。

（三） 五千年文明的种子与基因

什么是种子？中华文化在炎黄时期所开辟的伟大精神、人类生活方式，这是种子。在尧舜禹时期形成的礼制雏形、天下雏形，是种子在萌芽。在夏商周时期越来越完善的礼制和治国方式，是抽条、开花。到达西周，是最美丽的时刻。在战国秦汉时期运用礼制来稳定国家，至隋唐时期形成断续的多个盛世，是育果和结实。这是收获的时期，其中以唐前期为最鼎盛。

在宋元明清时期君臣之间信任稀缺、社会道德水准不自觉的滑落，但是更加珍惜中华传统，并整理和挖掘古籍，这是落叶、结籽和留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凤凰涅槃之后，中华民国远遁台湾，大陆人民被中共洗脑，日益背离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这是枝叶枯落之后的被腐化。经历了几千年流传之后，在清朝至现代被整理挖掘的各种传统经典、考证文献，例如《易经》、《道德经》、《论语》、《春秋》、《黄帝阴符经》等等，又是五千年期末的种子。

中华文化五千年，是一部文化生命的历史。从这个种子里面所生长出来的每一个枝条、叶片、花朵、果实，其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蕴含着来源于那个种子的文化基因、生命本质。什么是文化基因？中华历代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每个人心底深处都存在着对祖先的敬仰，存在着对中华精神的内在认同。由于世世代代的熏陶，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而且他的表现其实已经超越了政治。

例如南宋的岳飞、文天祥，虽然皇帝都不打算收回国土，甚至皇帝已经投降，但是自己维护华夏、收回国土的心始终不变，自己坚持不投降。岳飞、文天祥只是千万人的代表，支持岳飞和文天祥的人数在当时就很多；后代纪念他们的人更多。这是古代，其根本的实质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中华文明传统的珍惜。文革过后人们的思想非常空虚，但是一听到岳飞、杨家将的评书，万人空巷，都被他们尽忠报国的精神感动。这是现代，其根本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精神、对这片国土和这个民族的爱，已经深深融入在每个人的血脉里。

文化的基因铸就了民族的特性。中国人注重精神的升华，对物质的追求尚在其次；钦佩忠诚勇敢智慧勤劳善良的品质，厌恶奸佞怯懦懒惰愚蠢邪恶的行径；信仰上天，尊敬祖宗，立心仁孝，克己奉公，……无论汉满蒙回藏，还是彝苗壮朝鲜……都具有上述这些共同的本性。这些本性来源于上古炎黄等圣王的奠定，来自于世世代代圣贤和祖宗的传承与影响。这是覆盖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真正内核。

四、区分三种文明的概念差异，找到真正的中华文明

目前五千年文明已经走过了它的末端、正在走向新的未来。在五千年文明的最后，世人对“文明”概念的理解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差异。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同时看清楚三个不同的文明概念，才能真正理解中华传统。如果不然，那就会被其他的文明概念（却不是真正中华传统文明）所遮蔽、掩盖，就会干脆看不见真正的中华传统文明。

哪三个概念？第一是中华传统文明；第二是中华治世文明，第三是政治文明。

（一）中华传统文明

首先说中华传统文明。这就是构成中华上下五千年内在线索、贯穿始终的文明。他的来源是神的传授、圣王的参悟、祖宗的承传。最关键的是，他具有一种“回天为本”的特性。如果理解了这种“回天为本”的特性，就能够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例如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华文化历代最令人敬慕的圣贤，总是把精神的提升看得比物质的获得更为重要？为什么，中华的上古圣王轩辕黄帝，留下了白日飞升的神迹？他怎样才能留下来这些神迹？为什么,中华民族没有走上像罗马那样的霸权扩张之路，而是走上了一条自尧舜禹、历经夏商周秦汉唐、直到宋元明的文化输出之路?等等。这是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金钥匙。

这就是真正的“中华文明”概念之所指。“中华文明”的概念，首先以“文明”二字为核心，其含义是“博大精深，照耀四方”，从而区分了那些肤浅、溃烂、不属于照耀四方之类型的坏东西、一般事物。其次以“中华”二字为标志，其含义是“生活在中央文明之国土，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从而区分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明。所以，“中华文明”概念所指，是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所演绎和传出的，由炎黄等历代圣王所留下、由历代祖先所承传的，最伟大光辉、照耀心灵与眼目的好东西。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许多不同文明都有共同点、而且很多。大家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地方。但是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回天为本”的特质，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基本没有的。这是中华文明最光耀心目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最特质。他融贯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培育基础到发芽成长，到开花收获，贯穿了一年四季；展现了生命的光辉与收敛，最后仍然回归种子。这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实质，内在融贯的线索。

（二）中华治世文明

其次说一下中华治世文明。自帝喾以来，经过尧舜禹、夏商周，中华天下形成了一种以礼乐为突出特点的治国理政体系。在当时中国没有“科学”这个概念，有的只是人们普遍对大道的信仰，以及在这个信仰下所展现出的，通过道人授徒以及家族传承从而构成的广泛知识体系，例如天文、音乐、历史、祭祀、军事、建筑等等。因为当时的体制是由不同的家族各自承担一定的职务，世世代代延续，所以当时的家族传承本身也是官学的一种表现；此外国家也专设官学。礼乐治国主要由司徒负责，其实是国家治理当中的一部分。

由于黄帝的开创与阐释，所以中华整个治国体系是以“回天”为最高价值指向，是以提升人们道德心性、调和阴阳、平衡性情为核心内容的。而建筑司空、军事司马、国家祭祀、贵族以礼相互往来等等，事实上都贯穿了这个线索、这个价值指向。这就是中华治世文明。伴随着中华治世文明的越来越成熟，夏商周三个朝代所能延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大道分裂”现象。其实大道本身并没有分裂，只不过是在春秋时期伴随着私学的出现，许多学者逐渐脱离了“回天为本”的价值取向，各有另外的根本价值。例如法家以政治的强国、立君为本，墨家以现世的兼爱、和平为本，纵横家以名利为本，阴阳家以演算为本，等等。只有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还保持着以回天为本的价值取向，但是儒家也表现的不明显。由于这一系列学术人物的立场偏离（或者似乎偏离）了上古的大道，所以被视为大道分裂，学者各执一说。

在大道分裂之际，孔子总结传承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治国理论和技能，传授给弟子，形成儒学。孔子所传六艺，其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理论教材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对历史与现实的品评），其实围绕着礼乐的技能、礼乐的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所需具备的重要根本素养。孔子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整体传授给弟子礼乐的技能和精神，事实上仍然保持着与上古大道相一致的、“回天为本”的特性。

但是孔子为了使儒学适应所要承担的职责（儒家以治世为本职），所以继承了西周时代所确定的“以德为本”的文化特性，主动压缩自己的阐述领域。表现上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甚至对鬼神的存在也很少讨论，例如“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其实关于超越人类层面的鬼神等现象，在修道方面造诣不深的人也谈不清。孔子作为儒学之祖主动不谈。所以儒学虽然确实保持了回天为本的价值指向，但是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这部分也属于中华文明的治世之学。

现代学者已经发现，在汉代以后董仲舒复兴儒学的时候，就把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思想、五行学说等整合進去，形成新儒学。再后来谶纬之学也被儒家学者接受，整合在儒学中。事实上自汉朝以来，历代皇家并没有仅仅遵照孔子的理论，而是兼采儒法道释等，在各个时期、各个朝代和国家有不同的偏重。其实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孔子的影响在天下各国都很大，多数国家对于圣人孔子、乃至于孔子的弟子们都很尊敬，但在治国上也是各有抉择。

所以总体来说，自孔子设馆授徒、保存和总结古代礼乐文明之后，直到清末，儒学一直是中华治世之学的最核心、最主导、最受尊奉的部分，但并不是中华治世之学的全部。在当时，只要是以治世理政本身为目标、真心诚意，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权力放在首位、挂羊头卖狗肉，因此而形成的方法策略、指导思想、具体成果，都属于治世之学。其内容涵盖家族、伦理、礼乐、法律、生产、军事等许多方面，当然就不仅限于儒学。

如果能够把西周之前日益完善的治世之学以及春秋之后中华国家的各种治世之学合并起来，从整体上予以认识，既看到其用以指导的不同阶段的学说内容，也能看到它们在实际中的影响和作用，那就是中华五千年的治世文明。

（三）政治文明

再说一下政治文明。在古代中华社会，人们对文明的理解都是黄帝尧舜禹留下的风范以及这种风范在历朝历代所造成的美好影响。这种认识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末。在中国古代也存在许多为了权力而相互欺骗、利用各种手段攫取权力和不正当利益的。但在当时、尤其是在儒家正统视角中，并不把这些视为文明，而一概视为丑陋现象、予以贬斥。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走入现代的时候，现代人认为那些所谓的“丑陋现象”也都有它们发生的原因，也被视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而且现代人对于财富、权力看的很重，只要城市规模大、生产力水平高、社会组织能力强、权力结构分层明确、存在明显巨大的贫富阶层分化……，就都兴趣十足。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当今时代必须了解的第三个概念，就是政治文明。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焦点，对社会现象予以总结、归纳、审视，从而形成的“关于中华国家与历史、人性与运行机制等是什么样”的认识。

（四）真正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两方面的历史关系

其实以上三个概念（真正的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治世文明、政治文明），是站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中华历史和文明，而作出的不同观察、认识、总结。它们各自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不同方面。这三个方面之间、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的历史关系，就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总体脉络。

首先，真正的中华文明是以回天为本，是建立在对人类普遍关怀的基点上，而且深深的理解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真理：“物质利益不过是身外之物，精神生命的升华和回归才是值得追求的真正归宿”。所以这是中华文明最耀人眼目的光辉所在；也是贯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本线索。

其次，中华治世之学是中华传统当中应用范围最广阔的一部分学术。除此之外则是各种方技（各个领域的人员技能），以及可以使人返本归真的专业修炼。中华治世之学是以回天为本，这在上古普遍信神（而且都知道人可以成仙、知道成仙的最关键是要达到精神升华）的文化环境下，“治世之学要以回天为本”就是一个最正常的现象，根本不需要解释。其实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以回天为本的特性。

再次，中华古代没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是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文明，在古代确实存在相应的事实。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或者巩固权力和利益，所以不择手段、破坏礼法的，例如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时郑庄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故意放纵弟弟，从而使自己最后找到机会、彻底战胜了弟弟）；也有一些是为了达到治世的理想追求、所以需要获得或者努力坚守自己的权力的，例如孔子希望自己能够被各国所任用（但是由于孔子坚持自身原则等各种原因，孔子基本没有得到长时间任用，最终只是成为了教育家）。在现代人的概念体系中这些都属于政治文明。

在中国古代的史观中，是必须有正邪标准来衡量的，没有标准的历史记录就是不合格的。所以那些为了个人权力和利益而践踏礼法的，是小人和奸邪；而那些为了治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的人，是有道之君、正臣、君子。这就是正面史观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根源所在。可是在现代人的眼中，往往不再区分正邪，认为正邪都是观念的产物。所以只要涉足权力的那么就都属于政治，构成政治文明的一个环节和部分。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政治文明”概念，而现代社会产生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的原因。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尤其在春秋之后，社会道德水准的滑落持续发生，所以奸邪参与政治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政治文明的现象越来越发达。随着这种现象越演越烈，产生了许多后果。最关键的一个后果，是逐步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水准也发生了变化。在宋代之前，人们大多理解治世之学以回天为本的崇高性质。但是在宋代之后，许多人（尤其在儒家领域中）已经忘记了中华真正传统的根本境界，而是认为中华传统就是以治世本身为目的。这就是说，发生了一次对中华文化如同“降维”（如同把三维的立体雕塑、压扁成为二维的平面图像）这样方式的误解。

与此对应的是，在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实践中，黑暗、强制、逼迫和霸凌的成份比例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在黑暗成份越来越扩大、光辉的部分越来越被掩蔽的同时，原本的中华文明典籍也越来越被珍惜。

五、关于中华文明的总体总结

结合以上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分期分段，再来总结中华五千年文明，可以用两段话总结：

第一，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性质与内容？真正的中华传统是以回天为本的文明，既有超越人世间、洞悉人生命本质的慈悲与高度，又有扎根人世间、指导治国理政和各种方技的现实性与广阔度。

第二，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复杂历史、从中认清哪些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始终贯穿着以回天为本的中华文明。以这种中华文明作为指导，成长了中华的治世文明和各种方技，也具有回天为本的特质。

中华治世文明在夏商西周时期得到了日益完善。但是伴随着政治生活中奸佞、邪恶的部分越来越多，在春秋之后中华治世文明遭到了破坏，也开始得到总结传承。到宋代以后，许多人对中华文明发生了降维式的误解，认为中华文明就是以治世为根本价值，就是治世文明。但是这种误解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性质，而是真正的中华文明开始步入了更加收敛的阶段，譬如一日的入晚，也如一年之入冬。直至中共统治时期，从现实生活中几乎彻底消失、而都收敛保存在古文图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