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杀人犯” ,一位文革红卫兵的忏悔

人们回忆文革当年的狂热,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为什么就被骗了呢?现年60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红卫兵的王冀豫最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采访时,再次直面自己当年武斗杀人的荒谬人生经历,并深信自己在文革后的种种不幸遭遇都是杀人的业报。

今年5月份,王冀豫在《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文章《背负杀人的罪责》,成为极少数公开忏悔的文革“迫害者”之一。之后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做了一期节目《我是杀人犯》讲述他的故事。王冀豫说他曾经要求央视采访,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反应,但央视拒绝了他。

打死19岁的青年

王冀豫说1967年8月5日是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他说:“我那时在家,一个朋友过来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被另一派带走,打了一顿,现在还关在北京粮食学校那边。”

于是他马上集合了其他朋友,去学校报仇。混乱中,一个穿蓝色工人服装的男孩用砖头打了王的手。他回忆说:“我像发疯一样追着他。他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生气。我用一根重的木棍打了他的后脑,他像一个面口袋一样滚下斜坡。到他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又用棍打他的额头,血溅到了棍子上。”

王接着跑去追其他男孩,直到几分钟后有人告诉他那男孩要死了。“‘不会的!怎么可能?’我说。我完全惊呆了。我去了收治那男孩的诊所,看见他躺在那里,呼吸微弱,血在他的颈部缓缓流出。他的脸色像纸一样白。我几乎当场倒下。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知道我杀了人。”

梦魇般的业报

事后没多久,王冀豫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躺在一块又硬又冷的木板上,没有枕头。然后我看见一个很高的女人,我看不到她的脸,但她身穿白袍,她说,你要躺在这里,躺一万年。”

王把他后来遇到的生活中的困难都归因于他的罪行。他在不同的农场待过、当过兵、也试过在国营企业工作,最终安定下来,经营马场。

王的许多“打砸抢”同志都很早就死了。1971年他本人在山东省济南的一家航空工厂当锁匠时,出了意外,失去了左眼。他说:“我一直相信业报这回事的。做了坏事,就得受罚。我不相信那些犯了罪的人可以每晚都睡得安稳。”

央视拒绝采访他

像王冀豫这样敢于打破沉默,面对文革创伤的人少之又少,他的公开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激起应有的反应,没有主流媒体跟进他的故事,王只和香港的凤凰卫视做过一次电视采访。王说他尝试过要中央电视台采访他,因为国家电视台的收看观众最多,但他们不做。

他说:“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在选择遗忘。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忘记这件事,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发生过的事。还有人怀念、赞美那个年代——让他们见鬼去吧。”

王说,他不能忍受今日每一个人都虚伪的社会。

目前中共依然把对文革那段荒唐岁月的反思列为禁区,很多书不能在大陆发表。


无数普通人作恶的悲剧

文革中的红卫兵,很多人和王冀豫有类似的经历,无数普通人被煽动去作恶。王冀豫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打人,他至今记得那些让他的人性底线瞬间崩溃的训斥,“惭愧得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当年的很多红卫兵都是盲目跟着风潮走,1966年在北京某大学就读的女士表示,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参加红卫兵就得先学会骂人。她说:“当时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骂过人。结果,那时候参加红卫兵,你要唱一首歌,叫‘地富反坏右,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就这一句话,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思想过程。”

当时红卫兵一排队,一去游行,一路上带着红袖标,就唱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要非常自豪。最后就是“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她回忆自己到成都串联时,本来和成都大学校长素不相识,结果她在批斗大会上上去抽了成都大学校长一皮鞭。当时人们都以打人、骂人为荣,用语言暴力、行动暴力来表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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