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 夢醒時分】矢板明夫: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真相網2021.6.25】(來源:美國之音)【中共百年,夢醒時分】編者按:15位曾經或仍在中共治下生活的人,15段回望他們與父輩來路的口述史。以個人命運顛覆宏大敘事,用平民視角解構百年黨史。美國之音邀您共享口述者的「夢醒時分」,看一個個人生瞬間,如何翻轉他們對共產黨的認知。

講述人:矢板明夫|記者

矢板明夫,1972年生於天津,日本知名記者、時政評論員,2007年至2017年間擔任日本《產經新聞》北京特派員,現駐台北,為該報台北支局長。

矢板明夫有一段傳奇的家族史。1926年,祖父從家庭日本栃木縣渡海來到北京,經營燈泡廠。中日戰爭末期,被日軍應召,後成為蘇軍戰俘,在拘留中去世。父親生於1942年,日本戰敗那年只有三歲。祖母將其託付給一戶中國家庭,隨即再婚。文化大革命期間,日本遺孤的身份父親讓被打為「日本間諜」,遭受嚴重政治迫害。直到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後,厄運才結束。

孩童時代,矢板明夫也和其他中國孩子一樣接受共產黨的紅色教育。他自幼對國際政治感興趣,儘管那時他只能從官方新聞中獲取信息。在2020年出版的《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一書中,他回憶說,那些報道大部分是偏頗扭曲的,基本框架是——世界上充滿了邪惡的國家;美國更是最大的惡棍;外國形勢一天比一天糟糕……

1988年,15歲的矢板明夫舉家遷回日本。日本空氣清新,市容美麗,人們溫和有禮;警察不會毆打派出所里的嫌犯;政府辦事人員對人笑臉相迎……種種這些都讓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中國的少年感到巨大的文化震撼。

大學畢業後,渴望從政的矢板明夫考入競爭激烈的松下政經塾。此間,一些政治人物的行為令他失望,也讓他意識到,改變時局的人其實不是政治家,而是新聞記者。他的人生從此轉換跑道。他用三年時間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完哲學博士學位,並在29歲那年選擇了新聞記者的道路。

矢板明夫: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我採訪過幾十個、幾百個上訪者,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其實這些悲劇大部分都是體製造成的。一個國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這些底層的人們,能不能受到保護,有沒有人替你說話。中國的弱者非常可憐。中國這個國家並不幸福。

我的祖父母都是日本人。祖父1926年從日本來到北京,經營一家生產燈泡的電器行。到了1945年的春天,因為日本兵源不足,我的祖父就被應徵入伍,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收到紅信」。他從大連上船,沒怎麼參加戰爭就被蘇軍俘虜,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裡去世了。剩下我的祖母帶著我的父親和姑姑。

父親是1942年12月出生的。很快日本就敗戰了,祖母因為沒有工作,就把我3歲的父親和5歲的姑姑寄養在他們工廠的兩個中國員工家裡,改嫁給一個中國人。我父親相當於是被中國人撫養大的。

到了文革的時候,因為他是日本人,就被打成日本間諜。本來他在天津的照相館工作,是攝影師。因為這個關係,丟了工作,後來就到洗澡堂幫人搓澡,也經常被關進學習班,受了很多迫害。

【矢板明夫的母親是中國人,在高中教書。哥哥出生以後,家裡的生活變得很拮据。為了糊口,父親只好每三個月去賣一次血。】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我是田中角榮訪華後一周出生的,後來我聽家裡人說,中國當時需要和日本建交,我父親的處境也有了很明顯的改善,一夜之間就從日本間諜變成外國友人了。他再次獲得攝影師的工作,還被選為了天津市政協委員。

雖然我們全家都用中國名字生活,講的也都是中國話,但還是不免被當成異類。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國安機構控制的社會,對於有外面背景的人還是要監視,要收集信息。在學校,同學們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學校的黨組織、老師也對我們比較特殊關照。雖然比文革那個時候要好得多了,但還是一個這種痕迹很明顯的時代。

小時候學校會組織我們去看遊街、槍斃人,參加公審大會。現在回想起來,按照民主國家的概念,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人權問題的國家,但在那時候,這是一個日常性的事情。

不過,基本上從我記事,上小學以後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那段時間,中國是充滿希望的一個國度。很多事情也在慢慢變好。大家從一個非常非常拘謹、嚴厲管控的國家慢慢在走向改革開放。當然跟西方國家,跟民主國家比起來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那段時間應該是在中國歷史上近百年來最好的一段時期。

這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相當穩定,也有了一定社會地位,但是我父親堅持要帶著全家回日本,一個是落葉歸根的感覺比較強烈,再有一點是,他覺得,在中國(中共)這樣一個非常不安定的國土裡邊,自己什麼也沒做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同樣什麼也沒做就受到禮遇,像坐過山車一樣的感覺。這種不安定的生活還是他不願意再經歷吧。那一代人也是為了小孩子,為了能讓我們這一代到日本能夠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參與比較公平的競爭。

【編註:1988年,八九學運爆發一年前,15歲的矢板明夫回到了日本。他在2020年出版的《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一書中說,對於一直在中國生活的他而言,身處日本簡直就像置身天國一般。在中國時聽說日本是地獄,所以抱著」再糟也就是這樣了」的心態回來,但是踏上日本國土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個念頭是:這是多麼好的國家啊!】

我覺得那時候的日本有點像烏托邦的感覺。大家都很友善,所有的政策都是替弱者著想。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非常少。弱者受到很好的照顧,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社會。但是即便是那樣,日本的媒體對日本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吹捧,幾乎天天在非常嚴厲地批評他們。不像中國,天天都說我們的領袖多麼偉大,多麼偉大。

【編註:回到日本的矢板明夫努力學習日語,希望早日融入日本社會,立志成為一名政治家。機緣巧合之下,他在29歲那年開啟了記者的職業生涯。2007年,34歲的矢板明夫以日本《產經新聞》駐京記者的身份重返中國。】

在日本做記者的話,你要把弱者的聲音反映出來、替弱者說話、揭露不公平的現象、把隱瞞的真相挖出來是很難很難的,因為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但是在中國覺得太有成就感了,到處都是那種現象。

我有一個叫徐崇陽的朋友,在湖北做生意做得非常大,有各種各樣的旅遊公司、運輸隊。後來因為不得不跟共產黨的某高官合作,所有財產全部被騙走了,然後他就開始走上上訪之路。我剛開始採訪他的時候,他受到的打壓還不是很大。但說實話,後來每次見到他,他一會兒又被關進去了,一會兒又挨打了,慢慢慢慢地看著他被折磨得越來越衰弱。而且每次上訪,他的罪都增加幾條。那種感覺確實是很可憐。他就說「在這個國家裡,不管你多有錢,你都不能安心睡覺。不知道什麼時候噩夢降在你頭上。」

我採訪過幾十個、幾百個上訪者,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其實這些悲劇大部分都是體製造成的,因為中國是沒有替弱者說話的勢力,弱者的聲音是反映不出來的。他們就變成了中國一個非常無助的群體。一個國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這些底層的人們。我們每個人隨時都可能變成弱者。你變成弱者的時候,能不能受到保護,有沒有人替你說話,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衡量的指標。所以我說中國的弱者非常可憐,中國這個國家並不幸福。

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上訪村,碰到一個從貴州來的,40多歲的男的和一位大概60、70歲的湖南老太太。那個老太太是永遠住在那裡上訪的。兩個人的對話,我在旁邊聽到了。那個貴州的剛來嘛,也不知道在哪裡買飯。他們有很多很便宜的飯是給上訪的人服務的,什麼寫狀子的人啊,完全一條產業鏈在裡面。那個貴州人剛來,他不懂。那個老太太就教他怎麼做;什麼時候警察來,怎麼跑。

說完後,她問他:「你的冤情大不大? 」那個貴州人想了半天,然後說:「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然後那個老太太說:「我勸你一句,如果你的冤情小的話,你就忍著。如果大的話,你就跟他們同歸於盡。上訪是一條不歸路,你一輩子就折在這裡了。」我當時聽著也是很感慨。這樣的故事非常非常多。習近平上台以後對上訪的人打擊得是更嚴厲了。所以說中國人更不幸了。

在中國(中共)政府眼中,那我就是境外敵對勢力嘛,基本上一直是受他們的監控,經常被他們請去喝茶,有時候還被請吃飯。特別是外交部,經常找我談心。但是我不會替他們說話。他們有的是喉舌。我告訴那些中國(中共)官員,有人把這些問題指出來話,其實中國能變得更好,沒人指正這些問題的話,中國會越來越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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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評論 in “【中共百年 夢醒時分】矢板明夫: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1. sd

    冤情小,就忍;冤情大,就同歸於盡。
    這就是中國現狀,別指望共黨給你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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