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老虎凳、狼牙棒… 严刑逼供在中国仍是常态

真相网2015.11.13】“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十二日发布报告,指中国公安仍使用中世纪的酷刑,如坐老虎凳及铁椅、掌掴、以电击棒或狼牙棒痛殴、剥夺睡眠及食物等手段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逼供,显示公安系统权力仍旧过大,二○一○年启动的司法改革成效不彰。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虽然中国在过去五年推出不同的措施去改善司法系统严刑逼供的问题,但中国在这方面仍然不符合国际法规定(资料照片)。

国际特赦组织周四发布有关中国酷刑逼供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在过去五年推出不同的措施去改善司法系统严刑逼供的问题,但中国在这方面仍然不符合国际法规定。

中国政府过去五年推出一些改革司法、减低严刑逼供发生的措施,包括在2013年实行中国刑事诉讼法修订,不过近期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及其他结构性问题,令酷刑在中国司法系统仍是常态。

国际特赦组织于六月至九月期间与37名律师及法律界人士进行详细访谈,其中16名律师指他们代表的被告人曾被严刑逼供。除公安人员外,其中一些囚犯亦受警方人员指使,毒打其他囚犯。

另外,2013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如果是重大案件,或涉案者有机会被终身囚禁或判处死刑的话,调查人员需要在审问过程中录音或录下视频。

可是,有律师指出,警察还是可以对疑犯拳打脚踢,威胁他签署纸本的认罪书,才开始录下审问过程。而这些审讯的声音或视频记录,很多时候警方亦不会向律师提供,令律师难以追究警方或监狱人员对囚犯施酷刑的责任。

国际特赦组织研读590份一审、二审的判决书,被告指控被虐待才承认控罪。不过,当中只有16宗个案,法院指出被告认罪是非法的证据,而16宗个案中,只有一宗被告被判无罪。

国际特赦组织:中世纪酷刑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将在十七、十八日就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检视,国际特赦组织先一步公布“茫无尽头:中国的酷刑和刑讯逼供”(No End in Sight: Torture and Forced Confessions in China)报告,呼应人权观察组织五月的观察,指中国仍普遍存在非法、不人道的刑求,对待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及运动份子更为残暴。

报告指出,中国司法当局在二○○八年到一五年上半年至少接获一三二一件刑求逼供报告,其中只有二七九人为此受到法律制裁。总体来说,仅有不到二十%的嫌疑人能与律师联系。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对警方而言,取得嫌疑人自白仍是将其定罪最简单的方式,尽管中国已试图改革,但显然无法根除已根深柢固的严刑逼供手段。

国际特赦组织走访三十七名律师,其中十人宣称曾遭刑求,逼供手法包括拳打脚踢、长时间以令人痛苦的姿势锁死在铁椅上、被鞋子或装满水的水瓶殴打或不允许就医等。

>律师亦成打压对象 维权律师:太痛苦了宁死掉

国际特赦组织指,律师是解决严刑逼供问题的重要一环,不过他们──尤其是处理一些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亦深受酷刑之害。37名受访的律师中,有十位指他们自己亦受到虐待。

案例之一为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他在去年十月遭公安带走并监禁九十九天,期间遭审问两百多次,手被反铐在椅背后,肿得不像样,“这实在太痛苦了,我想我宁愿死掉。”

英国“卫报”指出,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之一是二○一二年被捕的维权律师蔡瑛,他被绑在“吊吊椅”上长达五天,双脚离地,双手及胸部被固定在类似囚椅的夹板上,“我备受羞辱,我曾想过放弃,但又想到我的女儿……这样屈辱的经历让我充满怨恨。”而被中国指控为商业间谍的英国商人韩飞龙则说,中国官方不给他前列腺疾病药物,迫使他在一三年公开认罪。

国际特赦组织:老虎凳、狼牙棒…  严刑逼供在中国仍是常态
蔡瑛出狱后绘制被称为“吊吊椅”的刑求椅,椅脚高一到两公尺,附有前方落锁的夹板。(取自网络)

维权人士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人权律师敌意更为加深,多位维权人士今年七月起陆续遭官方逮捕,包括律师王宇、李和平、张凯等至少十二人迄今仍遭监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十二日表示,中国法律禁止严刑取供,将持续改善人权体系与司法保护。

虽然以酷刑对付律师不是新鲜事物,但国际特赦组织指这种情况有上升趋势。而今年七月,中国政府大力抓捕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代表当局有意整顿律师及异议人士。

“双规”和“监视居住”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双规”极度秘密。受到“双规”的共产党党员可无限期被隔绝,完全不能与外间接触,遑论得到律师的协助,及在法庭审讯。

另外,假如疑犯没有固定居所,或没有“合法居所”,官员可以指定疑犯前往一个地点被“监视居住”。国际特赦组织指,过去两年,这种“监视居住”变得更普遍,而比起被关在拘留所,疑犯受酷刑对待的机率更加高。

而“监视居住”可长达六个月,被囚禁者不得与外间接触。

酷刑长期存在的原因

莫少平律师对国际特赦组织说,警方仍然认为被告认罪是强而有力的证据,而阻止警方及监狱人员进行酷刑的阻力不够强。

报告指出,尤其在一些资源较少的地区,被告承认控罪仍是入罪的重要证供,向公安人员造成极大诱因,以严刑逼使被告认罪。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傅华伶指,在中国的刑事司法过程中,警察具有最大权力,而法庭的角色被边缘化,亦无力反抗警方的决定。

重庆的郑建伟律师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司法系统不独立,施酷刑的人员无法被追究责任的话,酷刑会一直存在。而蒋援民律师更为直白,指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公安是执政党的打压工具,而检察机关及法院与公安勾结。

假如法庭裁定某些证据以非法手段采得,或法庭不接纳为证据,涉及的官员需负上责任,甚至受到惩罚,令法庭与其他官员关系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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