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红、五毛,看看文革“三种人”的结局

真相网焦点评论2021.3.30】近日全球最疯狂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象中共一如既往无数次操弄脆弱民族情感抵制日货、反美一样,这次中共再次转移全球谴责新疆集中营和“血棉花”焦点,挑起群情激愤的抵制不用血棉花的良心H&M、Nike、adidas、Converse等品牌。小粉红、五毛跳梁在前,艺人群情演戏不甘落后,共产痞子在幕后操纵,中共坐镇指挥策动,一齣文革式闹剧,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什么是疯狂,这正是中共需要的,中共从来不在乎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越丑、越难看、越疯狂,中共它就更容易操控中国人。

小粉红、五毛,看看文革“三种人”的结局
示意图(点图看大图)

中共为什么频频搞事?

中共100年快到了,中共不能让中国人思想停止被操控。

因为,中共明白,也很怕,只要中国人有时间静下心来,五千年文明沉淀的根基就会让很多中国人去思考生命、人性本质,这是那片可贵的土地上的每一粒沙子、每一棵大树、每一个顽石、每一片青山绿水都具有的骨子里的根.

但是,中共深知这一点的厉害,人,天生的秉性、善良本性、敬天信神,都是与中共党性、无神论、马列邪教毁灭全人类的宗旨,全都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中共就会不断的搞事,不断的制造问题,不断的折腾中国人!

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共将不会停息的不断肇事,不断搞出一个一个的群情激愤,从而将中国人操弄于鼓掌之中,而不会有思想的独立思考时间。

所以,中共搞事的目的就是要转移焦点、要操弄中国人、毁灭中国人,这并非危言耸听,有众多的事实佐证。。

请小粉红、五毛看清楚:文革后二类“三种人”的不同结局

今天很多的小粉红,跟中共体制内的共产痞子并不相同,但很多却是为了种种私利,或跳上前台为中共唱赞歌、或附和助共为虐、或成为中共打手,其实,当你们在疯狂表现“爱党”、为党唱赞歌挣表现时,你们要翻开历史想想:文革结束后,中共是如何清理“三种人”的,那可是前车之鉴,离你并不遥远。

平民百姓的红卫兵成为文革替死鬼

中共在罪恶昭彰的文革结束后,接着开始了又一场血腥的清理“三种人”政治斗争,为中共文革罪孽找替死鬼。

美其名曰,“三种人”包括: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塑造一个貌似“正义”的名份,每次中共要整人、害人、杀人都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屡屡如此。

当年被中共高调渲染的“文革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包括: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兵、韩爱金、蒯大富,都纷纷入狱,那当然是罪有应得,善恶得报。

但是,有一点也是明确无误的,这些被中共认定的“文革五大学生领袖”全是十分普通的百姓家庭出身,他们有他们所犯下的罪恶,但同时,当然也是那些中共流氓操弄的受害者!

聂元梓:女,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一个农村家庭。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1983年3月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

谭厚兰: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时被押回北京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她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以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检查患有宫颈癌,1982年6月免于起诉,1982年11月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时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1971年,因清查“516分子”被押回北京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家庭。1979年被逮捕,1983年6月,被判刑15年。

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70年,清查“516分子”是重点清查对象,1978年4月19日被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17年。

当年文革前、文革中,那些被称为“三种人”的主要人群就是那些“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爱党爱国”、“执行最高统帅的最高指示”的“红卫兵”,这些人,年少无知,被中共利用,也实实在在在维护中共,更有众多高干子弟维护其既得利益,干尽坏事,那段文革灾难历史,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只简单说明“三种人”的结局。

文革后,中共开始了清理所谓的“三种人”政治运动,那么,中共打击的是哪些“三种人”呢?

你们去翻一翻历史,“文革”初期的所谓“老红卫兵”,并没有包括到“三种人”之中被打击,反而受到后来的重用,这些“老红卫兵”是些什么人,主要就是中共高干贵族子弟,也就是说,最后背文革黑锅、被当作替死鬼落狱受罪的“三种人”,说白了,还是平民百姓的子弟。

那些平民“三种人”,或撤职终身不受重用、或下放、或入狱、或老死狱中。其子女也受到株连。

也就是说,这些众多的平民“三种人”,落得过卸磨杀驴、兔死狗烹、替死鬼的结局!

中共高干的带头红卫兵被中共保护下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罪恶的乱源

那些最靠近最高司令部接受毛主席党中央最高指示的带头红卫兵们,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知道那段文革魔鬼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清楚,当时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与北大、清华就是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发起学校。可以换句话说,文革的一切罪孽就从那里开始蔓延,这些中学的红卫兵都是“西城纠察队”骨干力量。在那个罪恶的年代,“西纠”等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

而这些中学就是当时的中共高干贵族子弟学校,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头头的父母多是中央级、省部级中共干部。

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时,北京的“西纠”、“东纠”、“一司”等所谓的“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即:“红卫兵”的开创先锋头头及骨干,那些中共高干子弟们,并不作为“三种人”被清理。

为什么?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曾有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这些急先锋。

孔丹,其父亲孔原(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总参二部政委、调查部部长等职),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文革结束后直接上了研究生,1981年任张劲夫(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委员、财政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孔丹,在清理三种人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给陈云的信,在信中他也承认,尽管是轻描淡写,也还是承认他们那些红卫兵的罪恶,孔丹原文:“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当时主管清理三种人的中共头子陈云,完全不顾市民的上书,却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也说:“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也就是说,中共文革后,中共给人民、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却摇身一变来打击了一批人,打击了一批平民百姓的“三种人”作为替死鬼,一来继续维护其“伟光正”,二来却毫不意外的保护了“根邪苗红”的中共红二代“老红卫兵”“三种人”作为其后继者。

也就是说,整体而言(不包括个别例外的)中共及其红二代,仅仅一句“缺点错误”、“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就把当年的杀人罪恶都撇的一干二净,依然成为陈云口中的“可靠的接班人”。

这就是当年那段历史的关键,就是中共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证据,干同样的坏事,杀同样的人,平民百姓就成了替死鬼,而中共高干及子女却继续作威作福,这就是中共一贯的本性、恶性的事实展现!

时至今日,当年那些疯狂一时的中共高干子女红卫兵头头,大都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或进入各级党政部门,或富可敌国,再度权倾一时、不可一世。

这也成为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真正乱源。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今天小粉红、五毛们文革式的疯狂,你们冷静下来要思考:你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面临中共随时的抛弃、屠刀悬颈,也面临着正义力量日后清理中共罪恶时的偿还,甚至还有天理的报应。

小粉红们,五毛们,该醒醒了!

你们要把命运赌在中共邪灵手上,被中共邪灵吞噬也是迟早的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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