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中共谎言后 留学生走入大法修炼

真相网2021.7.23】(来源:明慧网)从二十二年前江泽民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那时起,法轮功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得到了更广泛的洪传,很多有缘人能破除谎言,走入修炼。在多伦多媒体集团做美术创作的法轮功学员穆川,讲述了他当年如何在谎言满天飞的情况下,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从一名基督徒走入法轮功修炼的经过。

出国留学顺利三退

毕业于中国中央美院的穆川,二零一一年在多伦多留学时,他的好朋友马同学给他讲三退的意义。“我这位朋友跟我很有缘,我们在中国时是中学同学,考上中央美院又是同班同学,到了加拿大我们还是同事。”

“我在海外是学电脑动画的,学业结束后,有一次我的这位朋友劝我做三退。由于我之前在中国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共在当政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各个方面的破坏,我对中共的印象很不好,所以做三退就变的很顺利。”

“但是至于修炼法轮功,就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我以前从上小学就一直是个基督徒,经常跟着妈妈去教堂,做礼拜,内心里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的一神论的理念,接受起法轮功修炼来就变得很困难。”

心结慢慢打开

当时穆川的朋友马先生经常找他谈,“他都是从在大法中悟到的理和信仰层面来劝解我接受大法。虽然我从小信基督教,但在我学习美术的成长经历中,也接触过不同的文化熏陶,尤其是佛教道教的东西,再加上我的性格不是特别的固执,最终在多次的谈话中,我的心结慢慢的打开。”他说。

其实当时有一点最能触动穆川的是,他的朋友马先生在修炼法轮功后把烟戒了,“因为我非常清楚他的烟瘾有多大,以前同学时期我们宿舍地面都是被烟头铺起来看不见瓷砖的,他是主要贡献者,修大法后他能一下子把烟戒了,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相信这个大法肯定有他神奇的一面。”

穆川接着说:“与此同时,我自己也会在网上寻找各种文章或帖子来看看‘第三方客观评价’,因为在海外没有中共防火墙的封锁,我当时认为是可以相对自由的看到不同的言论,通常找到的都是人们对大法的正向言论,尤其是有一个基督徒写的内容触动到我。”

“里面说劝基督徒多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固步自封。我当时想耶稣在世上医病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见到奇迹也不相信,在基督徒看来这些不信的人是愚昧的;而现在大法师父也是开始为人治病传法,如果我不能够相信的话,我不就成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吗?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我愿意去接触法轮功。”他说。

读了《转法轮》后 我没有理由不选择修炼

后来穆川的朋友马先生要他帮忙做一个项目,“二零一一年,我就进入了新唐人工作,一次下班后,他们用英语讨论安排学法时间,我没有听清,以为是开会,就说:我也要参加你们的会。我朋友既诧异又惊喜,就说好啊,你可以参加。”

“直到我坐下来‘参加会议’,才知道他们是要集体读《转法轮》,因为是我自己要求参加的,所以不好意思走开,就坐下来听着。当时虽然还放不下基督徒的身份,没有跟着开口读,可我就这样默默的边听边看着书,里面的内容都进到了脑海里。参加集体学法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因为和周围的人熟了,他们准备学法时都会叫上我,还有人借给我书,虽然没有人强迫,碍于面子我也没有推脱。”他说。

但在一遍又一遍的学法后,穆川发现,“大法的法理太博大精深了,我当时就想一旦我开始修就不能放弃,感觉到我选择修炼或选择不修炼,通过法轮功的法理都可以解释出原因,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被大法诠释,而这层认识又是通过学法得到的,我有什么理由不选择修炼呢?就这样在二零一一年我慢慢的走入修炼中。”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让我相信修炼

穆川回忆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情景,“我第一次打坐就是因为便血。我便血加腹泻两天,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要去医院检查的,而在没有医疗保险和经济状况紧张(当时还没开始工作)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打坐。奇迹真的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晚上打坐后第二天,便血就停止了,之后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

他还说:“有一个冬天,我在一个偏僻的路上走,因为雪都堆在人行道上,没法走,而路上几乎没有车,我就走在机动车车道边上。走着走着我忽然回头一看,一辆大卡车冲我疾驰而来,我一下跳进人行道上的雪堆里,卡车呼啸而过,我抬头想确认司机有没有因看到我而减速,结果车速没减反而加速。我当时自己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反应?感觉‘有人’拽了我似的,可是那是很偏僻的路,周围根本没有人。这时我就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转法轮》中的故事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

看过《伪火》后不相信“自焚

在国内和海外得到有关法轮功的不同信息,让穆川也开始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在国内听到的邪恶宣传就是焦点访谈里播的‘自焚’伪案。当时的那种宣传真的非常吓人,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中共的谎言,而我当时看的时候也相信了,但有一点疑惑存在我心里的是,之前在铺天盖地的污蔑视频中我看到有一个镜头里有一面旗是写着‘真、善、忍’三个字的,我想这三个字不是很好的吗?为什么把他们说得那么不好呢?”

出国后,穆川明白了整个的过程。穆川说:“来到加拿大后我看了《伪火》,就不相信自焚的事了。也看透了中共的谎言。”二零零二年一月,北美中文电视台 “新唐人”制作了揭露二零零一年 “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该片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荣获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据明慧网报道,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开始在中国各地大抓捕,同时通过全国的广播、电视、电台、报纸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诽谤、造谣、打压。当时,中共内部很多人与百姓对迫害法轮功采取消极抵制,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选择了在二零零一年一月的大年三十,这个最喜庆日子,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愚弄百姓、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仇恨,以达到继续迫害的邪恶目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声明说: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当时被联合国备案。

从幕后到幕前

从开始认识法轮功就一直在多伦多新唐人电视台工作的穆川,“因为有美术功底和电脑动画技能,学业结束后直接被朋友马先生推荐到新唐人做和美术相关的实习,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他说。

让穆川从幕后走到幕前是因为一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刘海波。在自焚骗局制造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揭露自焚真相的影片被插播者们通过大陆的有线电视网播出后,数百万民众看到了真相。然而另一边,江泽民暗中密令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并抓捕了五千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三月十一日~三月十五日期间,包括刘海波在内的至少六人被酷刑致死。

二零一九年,穆川参与了故事片《永恒的五十分钟》的拍摄并当演员,该片根据当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两大真实事件编写,揭露中共谎言,还原历史真相。他说:“我很自豪可以演一个大法弟子(我扮演的角色是以刘海波和刘伟明为原型)。我了解到我所表演的参与插播的学员的原型被中共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而他们所做的又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和还大法师父清白,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壮举,也让我深深感觉到我演的是一位英雄。”

穆川接着说:“我在捧着刘海波的遗照时沉重的想到,这些被中共迫害死的修炼者不能白白死掉,除了纪念他们,我们要把他们的事迹演绎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了解在和平年代,这个共产极权是多么残暴的屠杀着自己的人民。”

他说:“参与这部影片的拍摄,是对这些为真理而牺牲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悼念,也是让更多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而且我有幸能和真正参与过插播的同修金学哲一起出演,他是从韩国来的当年参与插播的幸存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这更让我感受到这个影片的真实感和分量感。”

结语

二零零八年,穆川来到加拿大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和所有的海外留学生一样,他努力学习,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独立思考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法轮功的真相,打开自己的心扉,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经历。

穆川最后对所有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说:“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们,都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放下偏见和观念,客观的了解在中国看不到的信息。毕竟年轻人出国长长见识,能有机会站在非中共宣传的角度,先看一看法轮功是什么,多方面了解了解,对自己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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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条评论 in “认清中共谎言后 留学生走入大法修炼”
  1. Tenglianhua

    你好,我最近老是怀疑师父不管怎么了,自己看书也不会修,没有领会到什么,在家庭矛盾中也没有守住心性,没有证实法,经常坚定不下来,最近几天我学法不好,劝人三退也不好,我婆婆又来我家让我们伺候,我学法更不好了,修炼也就没有信心了,都修炼不下去了,望给予我精神上的帮助,我也苦恼,可是有啥用啊,我都一年多静不下来学法了,我都快放弃自修炼了。负面思想也多,

    • 赖同修

      @Tenglianhua 同修好,看了你的问题,我想说几句供参考。
      可能是有哪些方面的执着没有放下,才造成感觉是一大堆的问题,其实,我感觉你写的这些就是一个大大的疑心被邪恶钻空子了,让你怀疑这、怀疑那,什么都在怀疑,这当然不好,是疑心中在放大执着,邪恶就会让你失去对修炼的信心。
      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把握住天天学法、炼功,做好三件事,状态不好的时候也要坚持做,根本不用去“怀疑”什么,自己都得到大法了,亿万年求之不得的大法都得到了,还在怀疑什么呢?还有亿万的同修也在修炼,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 赖同修

        @赖同修 还有,我觉得要静下心来,多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怀疑师父没有管你?师父要怎么给你证明才是叫管你呢?据我所知,有些同修有感受,也有很多同修没有感受,感受到什么才叫做师父在管吗?没有感受到就没有管吗?显然用感受来做标准是错误的,所以,希望同修深挖一下这种思想的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会那样想,也许就是一个对师对法的根本信念问题,就是一个根本执着,要去掉它。

  2. 作为一个大陆大学生,感觉现在的大学生被洗脑的太严重,我宿舍的人就一个听我讲了真相很赞同我退了邪党,其中有一个人还把我举报,有两个人还想入党,觉得我说的和他们认识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救度他们,时间很少了,真的很希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还有很多的00后可以得救

    • 真相网

      @
      是的,邪魔惑乱世间,很多人被中共洗脑后渐渐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作为学生,在大陆环境下,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暴露身份自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那么,有时候不表明身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讲真相,也是可以的,效果也可能很好,总之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智的去讲真相。
      00后的学生,整体来讲受到中共邪恶的污染相对比较少,只要他们能够认识大法好,就有得救的机会。

  3. zhanghaitun

    我昨天写的曹溯是油管近观上海自媒体栏目的博主,他做口述历史故事,纪录普通百姓生活和口述历史。我们把现实的生活当历史来纪录下来。这篇文章请求你们把我删除,是曹溯叫我删除的,谢谢你们,很抱歉

  4. zhanghaitun

    历史是一推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一个民族,要有一群有宗教信仰和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 ​.
    多年来访谈了很多人,记录了一些文革历史,真是泪水汪汪,几次哽咽,写不下去,但也要坚持写下去,让后人知道真相,一句真相比珠穆朗玛峰怀要高又深,.有多沉重.
    陆洪恩,上海乐团指挥,66年5月28日因 “反动言论”被逮捕。68年4月27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曾经和陆关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在书中回忆,审讯最后,陆以20分钟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苟且偷生。
    陆于为痛苦回忆父亲被抓走的经过,那是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 ”因为他听母亲说廿六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那是个阴霾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夜里单位同事来告知,这天父亲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强、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他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教钢琴的母亲也遭了殃,陆于为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
    陆于为说:“十三年后,七九年九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才被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份子?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腥风血雨。”

    陆于为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洪恩最后向政府表态,甘愿做义士去死的演讲一幕。由于陆洪恩在监狱犯了攻击诬蔑毛泽东的防扩散言行,政府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正义怒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 …… .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麽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份子在文革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降临的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我与家人同陆洪恩的相识

    陆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钢琴老师。他的妻子胡国美是我的表姐,胡国美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三姐。我们一家一度与三姨妈胡家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掹德里内,我们住六十一号,他们住六十五号,我们住的是他们原来的汽车库改造后的房子。一九四四年,我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胡国美当时已经从上海国立音专键盘系毕业还没结婚,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姨妈和我妈带我去南京路的一家咖啡馆去“相女婿”。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咖啡馆弹钢琴被上海人称作“洋琴鬼”的陆洪恩,当时他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大约二十五、六岁,五官端正,长长的脸,眼睛不大,微笑时瞇成了两条缝,很是潇洒快乐的样子。此后陆洪恩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不久他和胡国美就结婚了。

    后来,我的钢琴老师便由胡国美改成了陆洪恩。在他的指点下,我的进步很快。他说,学钢琴,就必须要练巴哈的作品,这是重要基本功之一。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从弹小奏鸣曲而进到了弹奏鸣曲的阶段了。记得,他教我练的第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是K.No.545,而第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则是Op.49,No.2,都十分好听,却也都有一定难度。这些曲子,即使后来有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八十年代我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对我严格要求的结果。

    学钢琴的学费是很贵的;然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我父母为我给陆洪恩交过学费,他也从来没有计较过。他觉得我练琴很投入,也还有点悟性,就开始给我加了几首片段,让我不至于感到练得太枯燥。更加深了我对钢琴演奏的兴趣爱好。这个阶段,我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我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我都要请求他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我最喜欢听他弹Polonaise in A Flat(Open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62,No.1),他总能满足我的请求,信手弹来,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总使我无限陶醉,给了我一种美的享受,我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陆洪恩也常常鼓励我说:“你好好练,将来一样也可以弹这些曲子的!”

    一九四九年,我初中毕业在即,陆洪恩鼓励我说:“如果你准备考音专,初中毕业就去考,我帮你准备,你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当时真的很想去读音专。但是,我家没有钢琴,经济困难,只得去考“育才学校”,被录取,得到了奖学金,住宿和饭费也全免,我放弃了考音专的念头,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陆洪恩为此深表惋惜。但是,他为我教授钢琴的这段日子却成为我永远的美好回忆。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我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和我离开上海后他都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我妈常常会为他做上几样小菜,陪他一起喝点小酒,他喜欢听我父亲谈诗说文,也喜欢我们家的温馨气氛。一九五六年,父亲应赵朴初之请,到北京参加编辑《佛教百科全书》的工作,全家由沪迁京;当时我也在北京从部队转业,不久又去了唐山。我们有时也会在北京见面。陆洪恩一直视我父母为他的知己,与我父母和全家经常有书信来往。这些书信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感情,也颇表现了他不一般的文才。

    天主教家庭,和黄贻钧的友谊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十七岁时为一天主教徒所收养。二十岁结婚,后来在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任职员,生活尚称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颇为受宠。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最为虔诚。她性情温和善良,是邻里间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爱心,她妈的这种性格感染了他;但是不像兄姐那般恪守天主教徒的规矩,他不常去望弥撒。

    一九三二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求很严格,对于法语的要求尤其高,他对教会的管理很不习惯,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学法语,常考不及格,然而玩足球和篮球却特别出色,对于音乐课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要求父亲给他买钢琴,到了高中二年级,更加迷恋于音乐,并在一九三七年考取上海音专键盘系,专攻钢琴演奏。然而,他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他从上海音专毕业。

    他毕业后,正巧费穆先生的上海艺术剧团邀请上海著名的音乐家黄贻钧主持一个乐团。黄贻钧热情地请陆洪恩到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从这一年开始,陆洪恩和黄贻钧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陆洪恩多才多艺。费穆有一次甚至将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任务交给了他。陆洪恩虽然没有学过话剧,居然将《罪与罚》的剧本写成,不久即搬上舞台,公演受到好评。

    抗战胜利不久,费穆先生的剧团解散了,陆洪恩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不久,李之华跑去了香港,陆洪恩也被迫从报社里退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李之华从香港托人带口信给陆洪恩,劝他留下来。说天快亮了,上海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五○年一月,在黄贻钧的帮助下,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开始担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员,一九五三年任乐团副指挥,第二年任交响乐队副队长,这时他才三十六岁。

    主持上海交响乐团的副团长

    陆洪恩初入交响乐团时,前任指挥是个叫富华的意大利人,富华离去后,乐团选拔了三名指挥:黄贻钧,陆洪恩和陈传熙。陆洪恩被选拔后,格外投入,常常到深更半夜还在家中反复听一些名家指挥的名曲、读总谱、练习指挥;后来陈传熙被“上影乐团”调去成了电影配音专家。一九五四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正式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

    一九五○年中,我转入上海市育才中学高二,母亲为我租了一架钢琴,于是我重又学起了钢琴,老师当然还是陆洪恩。我常与高年级几个爱好交响乐的同学去兰心戏院或美琪大戏院听音乐会,我们没有钱买票,常常去乐团做义工而到后台或台下两侧听他们的演奏。陆洪恩敲打定音鼓,那样有劲,那样投入,乐曲常常由于他的定音鼓声而进入高潮。后来,我们也去听过由他指挥的音乐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他的指挥那样潇洒,那样令人陶醉。后来他把这部交响曲的总谱送给了我,叫我好好对照总谱多听,多体会,直到现在,我仍然保存着这本总谱。他还送给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浮士德这个人物,因为剧中的浮士德体现了知识分子追求为人类社会谋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他似乎确信这一生活的真理。因此他与黄贻钧的配合十分默契,格外愉快。

    一九五六年,建国后的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陈毅元帅和周总理均赞成由上海交响乐团为各国使节作一次专场交响音乐会的演出。有人记载当时的盛况说: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为各国使节做了精彩的表演。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陆洪恩在乐团排练时要求很严格,每次都要分声部练习,所以乐团成员常感到苦不堪言,难免对他怨声载道;不过,到了演出时却往往效果很好,他指挥的演出总会得到一片赞扬声。加之,他为人诚恳,没有架子,人缘好。后来,他的练习和指挥方式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赞扬。

    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国际级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与苏联专家的配合演出尤其频繁,因此也特别忙碌,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候。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他在给我父母的信中说:“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

    由于团长黄贻钧经常出国,陆洪恩就成了常务副团长,主持乐团的工作十分操劳,颇乏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决心要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作一部管弦乐作品。他的儿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这样记载父亲在国庆前夕一直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的情景:

    “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每顿饭他少则几两,多则半斤。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忽然间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越来越起劲,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拨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国庆节的早晨,父亲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色夹克衫,双手理了理头发,习惯地看了看手表,‘哟,时间不早了!‘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前门牌香烟,点燃一只,猛吸一口,然后骑上那辆‘老爷’脚踏车上班去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创作成功。五九年十月一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

    妻子的家族与夫妻性格差异

    西谚曰:“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人们的经验之谈。陆洪恩纯笃敦厚,胸无城府,心地善良,诙谐幽默。他生活随便,喜欢美食,爱喝酒抽烟,爱游山玩水。总之,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好书、好画、好景、好音乐。他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有啥就说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凡事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不懂得韬略,不会审时度势,就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如果说,陆洪恩自己的家庭出身不算太好(父亲算是洋行职员)的话,那么,他的妻子胡国美的家庭可说是一片红的革命家庭。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后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她的父亲胡咏琪出自浙江鄞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赴美学习保险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在上海开办第一家保险公司,这时他被吸收入了共产党,还是直接经周恩来批的,但他在抗战胜利前因患胃癌而英年早逝。国美的母亲解放后也始终是里弄里的积极分子。

    国美的哥哥胡国城是上海沪江大学的地下党员,毕业后去了延安,四九年后任新华社记者,常随周恩来出访各国,后负责驻捷克的记者站和办事处,还娶了一位捷克夫人。国美的大弟胡国定,曾任上海交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建国后,他去了南开大学,先后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至今仍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和专家。国美的小弟胡国安毕业于上海俄语学院。

    胡国美是家中独女,父母特别宝贝她,加之,三姨妈对女孩子管教特严,不许她与人多有交往。家中条件优越,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有自己不小的独立卧室。她是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女孩子,比较拘谨,也不大合群。有时胡国定有同学来家里开会,在客厅喧哗,她就会出来指责,甚至碰门以示不满。

    胡国美与陆洪恩虽是同学,但以前根本没有交往,在那次“相亲”后,他们很快结了婚;没有考虑家庭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之类的问题。

    家庭是生活中的避风港。夫妇有时在外不愉快的事,可以回家互相倾诉,得到温暖。然而,陆洪恩和胡国美之间缺乏互相的理解和爱抚,胡国美常会埋怨陆洪恩生活太不拘小节,说话太不注意,对于他的幽默诙谐毫不理解,有时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闹到不愉快,但又不愿让年幼儿子有所觉察,于是陆洪恩就更加独自喝闷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烟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齿都染黄了,有时甚至不慎而引起小小的“火灾”。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然而,陆洪恩是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对妻儿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于是陷入内心苦闷而无法摆脱。

    质疑面对工农兵不面对贝多芬

    一九六四年,他被确诊为有轻度的忧郁症(或曰精神分裂症),但并不严重,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坚持用药,配合心理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奈何这时恰恰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情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在文革中,他们家像胡国城、胡国定这样的老革命也都受到冲击,更何况陆洪恩?陆洪恩在文革前历次运动中已经有着一些“辫子”留在党组织的档案里了。请看:

    陆洪恩和黄贻钧都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一九五一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大受批判,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作者注:该诗宜用上海话念!)这首诗后来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五七年反右整风直至六三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他们都要为“争取在十年后(一九七二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陆洪恩更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当时,黄贻钧有意识地常常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会议活动,不开会,所以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六二年,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他在给我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这在后来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以上这些言论是有案在录的,而他平时的趣言和俏皮话又不断出现,要给他治罪本来就不难,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还是“有啥就说啥”,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

    六五年十一月至六六年五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的文章,气势汹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陆洪恩缺乏政治嗅觉,只凭自己的善良之心而直言不讳,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只看作其本人的一己之见,殊不知此文之大有来头。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大、中、低音提琴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

    “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批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张春桥下令杀害陆洪恩

    五月廿八日星期六,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的家当时就住在乐团的宿舍里,妻子胡国美和儿子陆于为(当时读初中三)都嘱他不要再发言,他也点头说:“我明白!”他想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就不再发言了。岂知,这天的讨论会上来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开始便愤怒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这时,陆洪恩感到实在难以按捺,一下子便站起来大声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作者注:当时,大概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处于特别紧张、激动的状态,他的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失控了。团里熟悉他情况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过于激动,一激动就会出毛病。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被他的惊人举动吓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有一些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去了!这就是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文化界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团里好多人对他平时的为人都有所了解,知道他心直口快,都认为大约过上十天八天他就会被放出来,没想到他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风,竟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惊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一时没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名单上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据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回忆:当时有人曾提出,陆洪恩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联系不上……)

    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陆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

    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要他批判贺。而陆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还称贺是自己的老师和师兄。还有另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严厉和狠毒。进入监狱后,他一直服用的镇静剂被停用,当然也不给烟抽。经过如此这般的折磨,他常发烧,乃至说胡话,到后来,竟至看到红色的东西就要破坏,当时到处都是红色,而他对红色的反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据当时与他一起的难友说,在多数情况下,陆洪恩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后来的发作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一九七九年平反昭雪

    刘文忠先生曾与陆洪恩在狱中日夜相处了近两年时间,一九七九年他被平反出狱后,于二○○四年在其所著《风雨人生路》一书中曾以专门的章节描述了陆洪恩在狱中的表现;二○○八年十二月,刘先生又在《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一文,详述了他与陆洪恩在狱中相处的日日夜夜以及陆在暴虐凌辱下绝不屈服茍安的种种表现。根据刘先生的记载,陆洪恩在最后一次有狱中难友十几人参加的逼供审讯会的表态中,发表了足足有十五分钟的慷慨陈词。

    审讯人员问他“你究竟要死,还是要活?今天你表个态!?”陆洪恩这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地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茍且偷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和希望……”

    就在那次“审讯”后几天,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被称为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有文记载曰:“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吗……”也就是在这个“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证”是“防扩散”,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了!

    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让当权者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而罗织罪名将他杀害了。当时,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伴奏的陆的妻子胡国美被赶到食堂去劳动,还经常挨批斗,受尽凌辱,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年仅十六岁刚初中毕业的儿子陆于为则被送到新疆去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摧毁了。

    一九七九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多方再三申诉,陆洪恩冤案终于得到重新审查和彻底平反,他儿子陆于为也才得以回到上海。以上有删节.他儿子陆迎为每当谈起他父亲时眼泪汪汪,我也不打搅他了.

  5. libojue

    你好,看了一些流言,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们不过就是不图任何回报的告诉人们真相及一些真相故事,为何如此谩骂太造业了,
    我想问问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炼吗?你比如说为了解决家里不正常的现象啊?为了怕瘟疫啊,为了解决附体啊?等等,看书真的向网站上说的那样,看一遍有一遍体会,要是没有呢怎么办,就是无缘分吗?只是好奇来问问,因为之前看到别的网上是这样说,但那里不能询问,所以就来问问你们,不管怎样,觉得你们是好人啊,看到别人遇到危险了,好心的提醒别人,怎么躲开这危险没有错啊,不过不明白的人观念一时接受不了,他要骂,也可以理解,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下子接受的,可以慢慢的转变他,就怕他再也不来了,也就没有机会了。

    • 朱同修

      @libojue 据我所知,这一次师父普度众生,大家都有机会,都可以修炼;入门前无论有任何想法都很正常,认真学法后都可以解决;学法无求而自得最好,担心没有感觉不好,该有的东西真修弟子都会有。

    • 真相网

      @libojue
      据个人修炼二十多年的体验,以及修炼大法前在名山大川找寻修炼法门的艰难经历,这次法轮大法是弘传世间、普度众生,而且是末法时期、末劫时期最后一次弘传普度,不管入门时在人世间究竟有什么外在原因让人走入修炼的,那只是外在表现,能够接触大法,能够走进修炼,都是有前世久远以来的善果,只要愿意修炼,趁现在大法还在世间弘传,就放心去修炼吧,都有机缘,但不一定人人能够把握这次机缘,大法弘传的机缘万古难寻十分难得。
      走进修炼,修炼心性,层次的提高,对人生意义和生命的理解,都会有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质上的体会,而非不修炼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大法修炼,只要精进实修,学法修心,层次突破很快,真的是“看一遍有一遍体会”,但表现的程度如何,这与修炼人自身的状况和精进程度等等因素有关,放下心去修炼,不追求,“无求而只得”才好。

    • 真相网

      @libojue
      对于那些来骂人的,其实我们也是多次好心劝善,最近来的那位就已经是多次来到捣乱了。
      诚如您所说的,慢慢的转变他们,我们也真心希望能够让任何来到这里的有缘人都能够得到大法救度。我们会更耐心的面对和处理,谢谢您的鼓励。

  6. 肝脏

    这个大学生真够傻的,回他妈的子宫重造吧!

    • 真相网

      @肝脏
      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是什么?是被中共谎言欺骗而又自以为是、糊里糊涂作了中共陪葬的人,你说是不是最傻!
      傻不傻让时间来验证,到时候你一定会追悔莫及。
      中共人被中共驯养成了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妖魔。
      佛家讲轮回转世,那些为中共助恶为虐的人,连转世机会都不会再有,清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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