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指挥陆洪恩的悲壮岁月

【真相网2021.9.23】 （zhanghaitun网友投稿）历史是一推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一个民族,要有一群有宗教信仰和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

多年来访谈了很多人,记录了一些文革历史,真是泪水汪汪,几次哽咽,写不下去,但也要坚持写下去,让后人知道真相,一句真相比珠穆朗玛峰怀要高又深, 有多沉重。

文革 示意图（点图看大图）

陆洪恩，上海乐团指挥，66年5月28日因 “反动言论”被逮捕。68年4月27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曾经和陆关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在书中回忆，审讯最后，陆以20分钟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苟且偷生。

陆于为痛苦回忆父亲被抓走的经过，那是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 ”因为他听母亲说廿六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那是个阴霾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夜里单位同事来告知，这天父亲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强、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他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教钢琴的母亲也遭了殃，陆于为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

陆于为说：“十三年后，七九年九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才被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份子？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腥风血雨。”

陆于为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洪恩最后向政府表态，甘愿做义士去死的演讲一幕。由于陆洪恩在监狱犯了攻击诬蔑毛泽东的防扩散言行，政府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正义怒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 …… .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麽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份子在文革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降临的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我与家人同陆洪恩的相识

陆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钢琴老师。他的妻子胡国美是我的表姐，胡国美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三姐。我们一家一度与三姨妈胡家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掹德里内，我们住六十一号，他们住六十五号，我们住的是他们原来的汽车库改造后的房子。一九四四年，我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胡国美当时已经从上海国立音专键盘系毕业还没结婚，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三姨妈和我妈带我去南京路的一家咖啡馆去“相女婿”。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在咖啡馆弹钢琴被上海人称作“洋琴鬼”的陆洪恩，当时他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大约二十五、六岁，五官端正，长长的脸，眼睛不大，微笑时瞇成了两条缝，很是潇洒快乐的样子。此后陆洪恩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不久他和胡国美就结婚了。

后来，我的钢琴老师便由胡国美改成了陆洪恩。在他的指点下，我的进步很快。他说，学钢琴，就必须要练巴哈的作品，这是重要基本功之一。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从弹小奏鸣曲而进到了弹奏鸣曲的阶段了。记得，他教我练的第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是K.No.545，而第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则是Op.49，No.2，都十分好听，却也都有一定难度。这些曲子，即使后来有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八十年代我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对我严格要求的结果。

学钢琴的学费是很贵的；然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我父母为我给陆洪恩交过学费，他也从来没有计较过。他觉得我练琴很投入，也还有点悟性，就开始给我加了几首片段，让我不至于感到练得太枯燥。更加深了我对钢琴演奏的兴趣爱好。这个阶段，我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我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我都要请求他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我最喜欢听他弹Polonaise in A Flat（Open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62，No.1），他总能满足我的请求，信手弹来，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总使我无限陶醉，给了我一种美的享受，我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陆洪恩也常常鼓励我说：“你好好练，将来一样也可以弹这些曲子的！”

一九四九年，我初中毕业在即，陆洪恩鼓励我说：“如果你准备考音专，初中毕业就去考，我帮你准备，你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当时真的很想去读音专。但是，我家没有钢琴，经济困难，只得去考“育才学校”，被录取，得到了奖学金，住宿和饭费也全免，我放弃了考音专的念头，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陆洪恩为此深表惋惜。但是，他为我教授钢琴的这段日子却成为我永远的美好回忆。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我在上海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和我离开上海后他都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我妈常常会为他做上几样小菜，陪他一起喝点小酒，他喜欢听我父亲谈诗说文，也喜欢我们家的温馨气氛。一九五六年，父亲应赵朴初之请，到北京参加编辑《佛教百科全书》的工作，全家由沪迁京；当时我也在北京从部队转业，不久又去了唐山。我们有时也会在北京见面。陆洪恩一直视我父母为他的知己，与我父母和全家经常有书信来往。这些书信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感情，也颇表现了他不一般的文才。

天主教家庭，和黄贻钧的友谊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十七岁时为一天主教徒所收养。二十岁结婚，后来在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任职员，生活尚称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颇为受宠。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最为虔诚。她性情温和善良，是邻里间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爱心，她妈的这种性格感染了他；但是不像兄姐那般恪守天主教徒的规矩，他不常去望弥撒。

一九三二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求很严格，对于法语的要求尤其高，他对教会的管理很不习惯，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学法语，常考不及格，然而玩足球和篮球却特别出色，对于音乐课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要求父亲给他买钢琴，到了高中二年级，更加迷恋于音乐，并在一九三七年考取上海音专键盘系，专攻钢琴演奏。然而，他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他从上海音专毕业。

他毕业后，正巧费穆先生的上海艺术剧团邀请上海著名的音乐家黄贻钧主持一个乐团。黄贻钧热情地请陆洪恩到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从这一年开始，陆洪恩和黄贻钧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陆洪恩多才多艺。费穆有一次甚至将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任务交给了他。陆洪恩虽然没有学过话剧，居然将《罪与罚》的剧本写成，不久即搬上舞台，公演受到好评。

抗战胜利不久，费穆先生的剧团解散了，陆洪恩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不久，李之华跑去了香港，陆洪恩也被迫从报社里退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李之华从香港托人带口信给陆洪恩，劝他留下来。说天快亮了，上海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五○年一月，在黄贻钧的帮助下，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开始担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员，一九五三年任乐团副指挥，第二年任交响乐队副队长，这时他才三十六岁。

主持上海交响乐团的副团长

陆洪恩初入交响乐团时，前任指挥是个叫富华的意大利人，富华离去后，乐团选拔了三名指挥：黄贻钧，陆洪恩和陈传熙。陆洪恩被选拔后，格外投入，常常到深更半夜还在家中反复听一些名家指挥的名曲、读总谱、练习指挥；后来陈传熙被“上影乐团”调去成了电影配音专家。一九五四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正式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

一九五○年中，我转入上海市育才中学高二，母亲为我租了一架钢琴，于是我重又学起了钢琴，老师当然还是陆洪恩。我常与高年级几个爱好交响乐的同学去兰心戏院或美琪大戏院听音乐会，我们没有钱买票，常常去乐团做义工而到后台或台下两侧听他们的演奏。陆洪恩敲打定音鼓，那样有劲，那样投入，乐曲常常由于他的定音鼓声而进入高潮。后来，我们也去听过由他指挥的音乐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他的指挥那样潇洒，那样令人陶醉。后来他把这部交响曲的总谱送给了我，叫我好好对照总谱多听，多体会，直到现在，我仍然保存着这本总谱。他还送给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浮士德这个人物，因为剧中的浮士德体现了知识分子追求为人类社会谋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他似乎确信这一生活的真理。因此他与黄贻钧的配合十分默契，格外愉快。

一九五六年，建国后的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陈毅元帅和周总理均赞成由上海交响乐团为各国使节作一次专场交响音乐会的演出。有人记载当时的盛况说：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为各国使节做了精彩的表演。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陆洪恩在乐团排练时要求很严格，每次都要分声部练习，所以乐团成员常感到苦不堪言，难免对他怨声载道；不过，到了演出时却往往效果很好，他指挥的演出总会得到一片赞扬声。加之，他为人诚恳，没有架子，人缘好。后来，他的练习和指挥方式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赞扬。

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国际级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与苏联专家的配合演出尤其频繁，因此也特别忙碌，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候。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他在给我父母的信中说：“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

由于团长黄贻钧经常出国，陆洪恩就成了常务副团长，主持乐团的工作十分操劳，颇乏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决心要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作一部管弦乐作品。他的儿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这样记载父亲在国庆前夕一直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的情景：

“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每顿饭他少则几两，多则半斤。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忽然间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越来越起劲，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拨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国庆节的早晨，父亲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色夹克衫，双手理了理头发，习惯地看了看手表，‘哟，时间不早了！‘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前门牌香烟，点燃一只，猛吸一口，然后骑上那辆‘老爷’脚踏车上班去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创作成功。五九年十月一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

妻子的家族与夫妻性格差异

西谚曰：“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人们的经验之谈。陆洪恩纯笃敦厚，胸无城府，心地善良，诙谐幽默。他生活随便，喜欢美食，爱喝酒抽烟，爱游山玩水。总之，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好书、好画、好景、好音乐。他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有啥就说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凡事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不懂得韬略，不会审时度势，就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如果说，陆洪恩自己的家庭出身不算太好（父亲算是洋行职员）的话，那么，他的妻子胡国美的家庭可说是一片红的革命家庭。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后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她的父亲胡咏琪出自浙江鄞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赴美学习保险业的首批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在上海开办第一家保险公司，这时他被吸收入了共产党，还是直接经周恩来批的，但他在抗战胜利前因患胃癌而英年早逝。国美的母亲解放后也始终是里弄里的积极分子。

国美的哥哥胡国城是上海沪江大学的地下党员，毕业后去了延安，四九年后任新华社记者，常随周恩来出访各国，后负责驻捷克的记者站和办事处，还娶了一位捷克夫人。国美的大弟胡国定，曾任上海交大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建国后，他去了南开大学，先后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至今仍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和专家。国美的小弟胡国安毕业于上海俄语学院。

胡国美是家中独女，父母特别宝贝她，加之，三姨妈对女孩子管教特严，不许她与人多有交往。家中条件优越，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有自己不小的独立卧室。她是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女孩子，比较拘谨，也不大合群。有时胡国定有同学来家里开会，在客厅喧哗，她就会出来指责，甚至碰门以示不满。

胡国美与陆洪恩虽是同学，但以前根本没有交往，在那次“相亲”后，他们很快结了婚；没有考虑家庭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之类的问题。

家庭是生活中的避风港。夫妇有时在外不愉快的事，可以回家互相倾诉，得到温暖。然而，陆洪恩和胡国美之间缺乏互相的理解和爱抚，胡国美常会埋怨陆洪恩生活太不拘小节，说话太不注意，对于他的幽默诙谐毫不理解，有时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闹到不愉快，但又不愿让年幼儿子有所觉察，于是陆洪恩就更加独自喝闷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烟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齿都染黄了，有时甚至不慎而引起小小的“火灾”。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然而，陆洪恩是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对妻儿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于是陷入内心苦闷而无法摆脱。

质疑面对工农兵不面对贝多芬

一九六四年，他被确诊为有轻度的忧郁症（或曰精神分裂症），但并不严重，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坚持用药，配合心理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奈何这时恰恰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情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在文革中，他们家像胡国城、胡国定这样的老革命也都受到冲击，更何况陆洪恩？陆洪恩在文革前历次运动中已经有着一些“辫子”留在党组织的档案里了。请看：

陆洪恩和黄贻钧都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一九五一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大受批判，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作者注：该诗宜用上海话念！）这首诗后来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五七年反右整风直至六三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他们都要为“争取在十年后（一九七二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陆洪恩更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当时，黄贻钧有意识地常常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会议活动，不开会，所以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六二年，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他在给我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这在后来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以上这些言论是有案在录的，而他平时的趣言和俏皮话又不断出现，要给他治罪本来就不难，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还是“有啥就说啥”，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

六五年十一月至六六年五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的文章，气势汹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陆洪恩缺乏政治嗅觉，只凭自己的善良之心而直言不讳，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只看作其本人的一己之见，殊不知此文之大有来头。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大、中、低音提琴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

“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批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张春桥下令杀害陆洪恩

五月廿八日星期六，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的家当时就住在乐团的宿舍里，妻子胡国美和儿子陆于为（当时读初中三）都嘱他不要再发言，他也点头说：“我明白！”他想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就不再发言了。岂知，这天的讨论会上来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开始便愤怒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这时，陆洪恩感到实在难以按捺，一下子便站起来大声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作者注：当时，大概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处于特别紧张、激动的状态，他的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失控了。团里熟悉他情况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过于激动，一激动就会出毛病。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被他的惊人举动吓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有一些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去了！这就是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文化界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团里好多人对他平时的为人都有所了解，知道他心直口快，都认为大约过上十天八天他就会被放出来，没想到他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风，竟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惊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一时没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名单上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据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回忆：当时有人曾提出，陆洪恩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联系不上……）

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陆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

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要他批判贺。而陆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还称贺是自己的老师和师兄。还有另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严厉和狠毒。进入监狱后，他一直服用的镇静剂被停用，当然也不给烟抽。经过如此这般的折磨，他常发烧，乃至说胡话，到后来，竟至看到红色的东西就要破坏，当时到处都是红色，而他对红色的反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据当时与他一起的难友说，在多数情况下，陆洪恩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后来的发作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一九七九年平反昭雪

刘文忠先生曾与陆洪恩在狱中日夜相处了近两年时间，一九七九年他被平反出狱后，于二○○四年在其所著《风雨人生路》一书中曾以专门的章节描述了陆洪恩在狱中的表现；二○○八年十二月，刘先生又在《缅怀音乐家难友陆洪恩》一文，详述了他与陆洪恩在狱中相处的日日夜夜以及陆在暴虐凌辱下绝不屈服茍安的种种表现。根据刘先生的记载，陆洪恩在最后一次有狱中难友十几人参加的逼供审讯会的表态中，发表了足足有十五分钟的慷慨陈词。

审讯人员问他“你究竟要死，还是要活？今天你表个态！？”陆洪恩这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地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茍且偷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和希望……”

就在那次“审讯”后几天，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被称为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有文记载曰：“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吗……”也就是在这个“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罪证”是“防扩散”，随即被押赴刑场处决了！

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让当权者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而罗织罪名将他杀害了。当时，在上海舞蹈学校任钢琴伴奏的陆的妻子胡国美被赶到食堂去劳动，还经常挨批斗，受尽凌辱，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年仅十六岁刚初中毕业的儿子陆于为则被送到新疆去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摧毁了。

一九七九年，经过陆洪恩妻弟胡国定的多方再三申诉，陆洪恩冤案终于得到重新审查和彻底平反，他儿子陆于为也才得以回到上海。以上有删节.他儿子陆迎为每当谈起他父亲时眼泪汪汪,我也不打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