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豚:劉文輝、劉文忠「文革」被迫害的經歷

真相網2021.10.2】劉文輝遺書:(劉文忠註: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四時許,我在法警強力馴逼之下,在不大於五平方的私堂與外人隔絕,由檢察院一人給我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後仍由他代表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人民法院就傳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我的上訴書剛寫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來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麼「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式手續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姦。他們逼我在不大於50平方尺的法庭中與外人隔絕,在法警的強力下馴服的。此遺書一定要保存,讓我死得明白。我說它是私堂並不污誣它們。

親人,我想但不能寫明你們的名字,顯然是怕當局迫害你們,因此希望你們從這不能盡訴的遺信最後見面,我不久就將死去。我為什麼被害,因為我寫了二本小冊子:《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此稿已被紅衛兵抄去。另一本是傳單「反十六條」,其中分別分條: 「窮兵黷武主義的新階段」、「主流和曲折」、「敢字當頭, 獨立思考」、「反對教條,自作結論」、「讓群眾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正確對待同胞手足」、「區別對待黨團幹部」、「警惕匈牙利抗暴」、「史達林鬥爭中的教訓」、「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關於自殺與拼殺」、「武裝鬥爭的部署」、「裡應外合」、「知識分子問題」、「主張部隊研究它、批判它」。

此傳單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導線。

我是個實行者,敢說更敢做。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我在經濟上對家庭大公無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無私。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不要從私情上庸俗地讚揚我,應明智些不因當局的壓迫、愚弄而誤會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史達林死後俄國升起希望一樣,那就是毛死後,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將會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堅決反對鎖國排他主義、軍國主義、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焚書坑儒主義。階級鬥爭是惡性報復,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對所謂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謬論。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誤解我,相信我的正義行為,毛時不易證明,就留待日後吧!

外甥們成長吧!要相信烈士遺書的價值。我的血不會白流。請把我的詩與血書銘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會死。

視親人能見到我立碑的榮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滬監牢167號。我的手腳被銬著,不准我寫信和要求見親人面。此遺書是寫上訴書時偷寫的,不容易,也不能盡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見此書後,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權下你們只能受侮辱、損害,但毛政權倒台後,作為烈士,必能恢復你們光榮,洗白我家庭,所以請你們將遺書交給我的弟。

今3月18日,閻羅殿的判官到監獄來,催我曰,明或後將開群眾大會,要我態度放老實點,言明將視態度而改判與否。我鬥爭很激烈,我當然立志於將頭磨鈍屠刀,把血濺污道袍,也即站著死,不跪著生,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遺恨是不能做更生動的更重大的貢獻與人民。如今我謂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氣息奄奄之際。我多麼想活下去,再來個反戈一擊其死命啊!我應當為人民做些事。請原諒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鬨動受蒙蔽的群眾中呼聲。

作為歷史將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權死刑的發言。我寫的上訴,應當在毛政權垮台後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國家前途者都必須是理智現實謙虛的愛國者,而不能是狂妄熱昏好戰的陰謀者,我甘願為毛的戰爭政策失敗而鬥爭,為鎖國排他主義而鬥爭。另一途徑是,毛髮瘋,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億萬人民作孤注一擲,拼其偉大理想的實現,正因為此危險計畫在實施,所以作為匹夫,我就願意敢於與它鬥爭,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賦毛澤東詩詞共七首,分別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請將它發表。

臨刑前十分抱憾,不能著手寫心中久已策劃的一份《人人報》或「層層駁」,其內容是針對毛反動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為個歷史人物對中國人民是否有功由歷史評論。但自56、57、58、59年後就轉化到反動方面去了。整個世界在變化,但他竟這樣昏聵、剛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為救世主,以至內政、外交竟是亂弱難定,計畫越來越冒險,成為國家的災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強制人民服從、清除戰友政異、玩忽職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訴,我是個國際主義者,我反抗毛所謂解放三分之二的謊言野心,反毛的擴張主義;先烈們,我上訴毛貪天下之功為己功,把先烈血換的家業作為實現自己野心的本錢;我向人民上訴,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實踐是反動的,是奴役廣大人民的。

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軀來摧毀。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十年前,在《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共中央又於1966年8月8日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 「十六條」。此後不久,上海青年技工、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劉文輝先生寫出小冊子和傳單,明確反對「文革」,反對「 十六條」、反對專制暴政。他於當年11月26日被逮捕,於四個月後的第二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槍殺。

劉文輝是目前所知因為反「文革」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在今天的節目里請繼續收聽長篇專訪與劉文輝同案的倖存者劉文輝的胞弟、現在上海的劉文忠先生。今天播出的是第二輯:「反『文革』 的義士劉文輝及家人」。

*劉文忠:我三哥劉文輝對我影響非常大,他一直教我做個自尊、自立自強的人*

劉文忠:「我是劉文輝的兄弟,在1966年我參與了劉文輝『反文革、駁文化大革命 十六條』這個案件。在1966年我跟他同時被逮捕進去。四個月後他被槍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被)平反出來。」

主持人:「『文革』開始時您是上學還是工作?」

劉文忠:「我已經沒有上學了。高中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到一個殘疾人的里弄街道工廠。因為當時『出身不好』的人都沒辦法考大學,或者怎麼樣升學,基本上都是作為社會青年分配出去。

我兩歲不到得了小兒麻痹症,當時因為醫藥水平比較差,從小就殘疾,肌肉萎縮了,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小時候我不能走路,上學時都是姐姐背著去的。但我母親對我要求比較嚴,一直希望我能夠自己走路,所以從小跌跌撞撞,就這樣走路。

我三哥劉文輝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從小比較崇拜他。他一直教我怎樣做個有自尊、自立自強的人,他講一些殘疾人……比方美國總統羅斯福,他也是坐在輪椅中,也是小兒麻痹症……等等一些人殘疾人的人物來激勵我,這個我印象很深。」

*劉文忠:他寫兩本小冊子藏在傢具板面里,後被公安搜走作「反動罪證」寫進判決書*

主持人:「『文革』中您和哥哥劉文輝是怎麼成為同案的呢?」

劉文忠:「 1966年『文革』高峰時,我哥哥經常白天被監督勞動,失去自由。晚上深更半夜時,他叫我幫忙把我上班回來的自行車悄悄停在外面,他半夜就偷偷摸摸出去騎著自行車到一些大學裡去,交大啊,復旦啊,同濟……去看大字報,他很想了解當時國家究竟發生的情況到了什麼程度。

他去看了好幾次,特別印象很深的,他看了……大概是在同濟大學,一個『右派』寫了一張……人家把它貼出來……大字報,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一個重現,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什麼的……作為一個『反動的傳單』『反面教員』把它貼出來。

當時我哥哥看了以後非常有感觸,告訴我說『現在完全是一個失控的時候,一些紅衛兵可以把一些所謂『反面的』、『反動的』東西作為大字報貼出來』。所以他受到一個啟示,他很想寫一封東西,把他駁斥『文化大革命16條』的內容寄出去,透過這樣一種方式,或許『作為反面教員』能夠貼出來,讓人民看到。

那時應該是9月23日跟我談的。但我知道此前他在『文革』時白天被批鬥,晚上深更半夜老是在寫東西。在八月份時,他寫了兩份,一份是《冒牌的階級鬥爭與實踐破產論》,第二個是《通觀五七年以來的各項運動》兩本小冊子,是我幫他藏的。

我家裡有個紅木傢具的板面,就把這個板撬開了以後,藏在裡面。最後我們兩個都被抓起來,在家裡搜的時候,這兩本小冊子被公安局搜走了。他的《判決書》上面也寫到,這兩本小冊子是他『反動的罪證』。

*劉文忠:我幫他抄寫時,筆兩三次掉在地上,知道抄下去要殺頭,筆都掌握不住*

劉文忠:「也就是在8月8日《人民日報》、所有的廣播都在播《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十六條,劉文輝決定要揭露中共的陰謀,到28日他就告訴我說,他對著16條,一條一條地駁。

30日這天因為他白天沒有辦法寫,到晚上他叫我抄寫。因為我哥哥的毛筆字寫的非常多,他從小學我太外公的書法,他的書法非常好。他寫的書(法),人家一看就認得出來,所以他最後跟我說『兄弟啊,我的字很容易被人家認出,你還是幫我抄寫一下吧』。

我是晚上深夜幫他抄了好幾個小時。我幫他抄時,筆兩次到三次掉在地上,因為每抄到『毛澤東』三個字……因為他在駁毛澤東是個暴君、野心家……我當時就知道,我抄下去要殺頭的,所以我當時的筆都掌握不住。

我三哥問我『你是不是抄不下?』我說『我是抄不下』。我含著眼淚跟我哥哥說『三哥你不要寫了,你不怕殺頭,當然我也可以幫你,但是你寫了以後,家裡要有災難的。』

當時我哥哥回答我『如果每個人都像父親一樣不反抗,這個國家是沒救了。』他說,他願意。我記得當時他為了使我能夠抄下去,把所有毛澤東的毛字,改成一個冒名頂替的『冒』,當時我才能夠落筆下去。否則我落不下去,因為我落下去我知道肯定要殺頭,這個我印象是很深很深。」

*劉文忠:我利用串聯機會到杭州投寄,在靈隱寺向交警問過郵箱,我不知信紙有編號 *

劉文忠:「他要我幫他去投寄。我利用串聯機會,到杭州去寄的。10月1日早晨,我就偷偷摸摸到杭州去。火車站下來,到西湖的邊上找郵局,每一個郵局丟一封信,十四封信在這樣一個區域當中丟下來。

最後一封信是丟在靈隱寺這個地方,杭州的一個景區。當時我在丟的時候,也比較恐懼。靈隱寺是我一直非常嚮往去看的一個景點。但是我沒有想到,到了靈隱寺之後,當時紅衛兵把靈隱寺的很多佛像都敲掉了,當時被封掉了,已經不能進去。我進去看到寥寥無幾的幾個人,我就問一個女交(通警)察,一個阿姨……因為我當時一摸包里還有一封信。我說『這裡有沒有郵箱?』這個阿姨就指著一個辦公室這個地方,說『這不是一個郵箱嗎?』我當時沒有猶豫,就一拐一拐的到了裡面,把最後一封信丟在這個郵箱里。

後來我被抓進去以後,內部的人才告訴我,最後破案跟這個很有關係。因為當時我跟我哥哥寫匿名信時,並不了解危險性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因為我被關進去了以後,碰到一些公安局也出事關在裡面的人告訴我,才知道實際上我們當時所用的信紙都是共產黨的……或者印刷廠,或者新華書店的,裡面都有編號,告訴你『這個是上海印刷廠出來的,這個郵局也是上海的』……所以從編號當中馬上就能知道,這是一個事情。」

*劉文忠:公安部長謝富治把我哥哥寄出的信作為重大案子在全國搜查*

劉文忠:「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事情出了以後一個月,我一直跟我哥哥說,當時串聯成風,我很多同學都在外面串聯,當時我19歲的人,也很想到北京或其它地方去走。當時我哥哥屏了一個月以後,看到事情沒有什麼敗露,以為這個事情是沒有了,他就同意我出去了。

但是據他們後來告訴我,我去串聯是這個案子直接被破掉的一個原因。因為我是一個『反革命』的子女,我出去了以後,單位里馬上就把我離開單位到北京去的這個情況向公安局去報案。當時正好在全國查我這個案子……聽他們後來說,是公安部長謝富治作為一個重大的案子在全國搜查。當時八大城市、14所大學都收到我哥哥丟出去的信,所以全國在搜查。而我當時的這個串聯,就自然而然把我們自己的這些情況透給了上海公安局。

上海公安局馬上就把這個事情聯繫起來,所以後來沒有多長時間,等我串聯回來時第一天,哥哥就告訴我,單位里『造反派』已經上門兩次,公安局也來過,要他勸說我馬上回上海,不回上海的話我就要被廠里開除,但他們完全沒有跟我哥哥說這個案子的事情,當時還是欺騙我哥哥。

但我哥哥隱隱約約知道,我在外面已經引起了他們注意。

我出去串聯時……哥哥私下跟我說,他當時想逃出去。第一次串聯他叫我從北京走了以後,馬上到老四……老四在四川,他叫我通知老四以後,到老五那裡。老五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在雲南的邊境,靠近寮國、緬甸。所以當時他要求我們三兄弟到老五那裡去,叫老五想辦法,看邊境有沒有出去的路線一起逃。

但是我到四川時,老四馬上告訴我,叫我馬上趕回去,說老三來電,急於要我回去。」

*劉文忠:我串聯回來當晚和三哥一起被抓,他說「兄弟,冷靜一點」,我回頭看他被銬*

劉文忠:「我回去了以後,三哥才告訴我為什麼叫我回來。因為公安局到單位里去找過他了。他為了不使這個案子泄露出來,就叫我先回去。但是我跟他都不知道,公安局早就已經掌握好,等我回來就把他一起抓去了。

我回來當天晚上,我們兩個人被抓進去。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先抓我,當我被銬起來的時候,我非常驚慌。我哥哥看我被抓走時,就跟我講了一句,說『兄弟,冷靜一點』。我回頭看了他,公安局好幾個人也把他銬起來。

我們兩個人就進了第一看守所。」

*劉文忠:兩年後我才知道3月9日是我哥哥被判死刑的一天(23日執行)*

劉文忠:「後來,我在第一看守所四個月以後,我還不知道哥哥被槍殺。但我印象很深的是1967年3月9日這一天,我去(被)提審的時候,發覺不是一般的提訊室,是到一個接待室裡面,來提審我的介紹說是北京來的,講普通話。我從當時的現場……我進去看到被子丟在地上都散掉了,我知道我前面肯定我哥哥是被提審,提審當中我哥哥反抗了他們……

所以,當時在提審時我才有種隱隱約約的感覺,從北京來提審的人對我的一種態度……告訴我『你哥哥是死不悔改的一個人,等待他的就是死刑。你是19歲的人,你受你哥哥的利用,或者我們可以給你一條活路』……等等。

當時我不敢把這個問題想得這麼深,但是我回去以後告訴同監一些資深的人,他們幫我分析,當時告訴我『你哥哥是凶多吉少』。但我還是沒有一個正式的證實。

兩年以後,我才知道3月9日這一天是我哥哥判死刑的一天。以後我的案子就結束,我一直被關在第一看守所兩年四個月。

後來『六廠兩校經驗』的時候,監獄裡的人蹲滿了,關不下了。要把一些案子比較輕的放到單位里去作為『活靶子』,被革命的群眾監督。我就是在這樣一個政策當中被放到單位去。第一天在被批鬥時,我從他們口號『堅決擁護鎮壓反革命份子劉文輝』才知道,實際上我哥哥早已被鎮壓掉。」

*劉文忠:因我說要「為哥哥報仇」和被揭發所謂「參加反革命集團小組」又被判刑七年*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心情?」

劉文忠:「我當時講了一些話,也是我後來被重新判七年的《判決書》上面寫了的,就是我說『我要為我哥哥報仇』、我說『我哥哥死得冤了』這些話,聽的人有檢舉揭發了。

公檢法又來找我,說『你原來在拘留所的同案犯檢舉揭發』,說我在第一看守所參加了一個所謂『反革命集團小組』。當時我跟一些難友參加了一個『讀書會』叫孫文……就是孫中山,『孫文讀書會』,把我們所看過的書互相交流,他說我們在裡面交流『講了很多反動的言論』。當時要我交代,(說)交代了以後再考量。但是我當時拒絕交代,我自動要求進去,理由是我在外面的監獄儘管有一定的所謂『自由』,吃的好一點,但是我對家庭、對我父母、我姐姐、我外甥帶來的株連,是我自己都忍受不了。與其這樣,我還不如進監獄。我進去又關了一年多,最後又判了我七年徒刑,判到我1978年8月份。」

主持人:「實際上您是哪一年出來的?」

劉文忠:「實際上我是1979年。」

主持人:「怎麼還多出來一年呢?」

劉文忠:「我說的13年,就是我儘管是刑滿釋放,但還是戴著『反革命』帽子,在安徽、上海白茅嶺勞改農場、山下坡場員分場,叫『二勞改』。勞改農場里出來的人,儘管刑期滿了,還是戴著『反革命』帽子,還是失去自由。一直到1979年2月份,我平反回上海,才真正獲得自由。「

*劉文忠:因父親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過職被戴「歷史反革命」帽子株連全家*

劉文忠:「『文化大革命』對我家裡的衝擊非常厲害。

我父親是商人出身,我祖父很早就到上海來經商。父親是在上海著名的敬業中學高中畢業,早期英文學得比較好,所以一直在外資單位,美國的花旗銀行……等等,一直在工作。

他最主要的轉折,就是銀行界推舉他參加了抗戰時候聯合國有四十一億美金對國民政府的援助,當時就建立了一個叫『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我父親進了這樣一個組織,作了個管後勤的負責人。『解放』以後,政治上就作為一個要追查和扣帽子的。

父親1953年就被審查,1954年被迫離開了單位,家庭的收入都沒有了。我母親就變賣家產維持。所以被迫……我哥哥16歲,跟我姐姐放棄學業去工作了。

因為我父親株連了整個家族,我們兄弟姐妹九人,整個『文化大革命』因為我父親的『歷史反革命』這戴了25年的帽子,所以我三哥最後也被殺了。」

*劉文忠:父親因愛國1949年從香港回來,被共產黨折磨25年,像個軀體,沒有靈魂*

劉文忠:「我當時的家庭是最慘烈的。有『被管』,就是管制我父親『歷史反革命』;『被殺』,就是我哥哥;『被關』就是我,我是最小的,老九,被關在監獄裡。

在『文革』當中,『被殺』、『被關』、『被管』的三類家庭,所謂說是『最反動的家庭』。所以當時父親這個人,在我們家裡九個子女是怎麼認識呢?我們談到父親都是心非常痛。

我可能沒有我哥哥、姐姐痛得這麼厲害。因為他們從小看到,我父親是一個長得英俊、又有才華,又是民國初期的一個金融界的知識精英。原來的父親是這麼一個高大、比較是大家羨慕的人。

『新中國』來了以後,我們家裡九個子女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怨恨父親。因為解放初期時,他的單位是應該遷移到台灣去的,也叫他遷移到台灣。他當時出於愛國,沒有去。

還有最重要的問題,1948年時他還在香港,因為我叔叔在香港有企業,他在香港幫我叔叔弄。他在1949年以前還在香港,後來他回來。為什麼回來呢?跟他的一個師兄有關係,就是章乃器,『大右派』章乃器,他那時候作了一個大概是交通部長吧。勸他的師兄我父親回來,當時我父親出於一種愛國,就從香港回來了。

家裡馬上就感覺到,他的愛國最後沒有好下場。沒有幾年就失去了工作,判這個『歷史反革命』。

所以父親在我們家裡一直有個印象,就是他被共產黨25年折磨下來,像一個軀體,沒有靈魂了。他老是對我們子女說,他害了我們,他有罪。他要贖罪,他有原罪。所以我三哥和其他的姐姐一直告訴他『父親啊,你醒過來吧,你沒有什麼罪』。但是他老是想不通這一點。」

*劉文忠:「文革」中父親每天被迫掃垃圾、挖陰溝,被趕出自己的房子,流落街頭*

劉文忠:「你非常難以想像,他在一個『工人新村』,他每天要八個小時以上掃垃圾、挖陰溝……隨便什麼人,都可以羞辱他,甚至可以打他、罵他。『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批鬥,他幾乎是每個月沒有太平。

當時每個家庭一定要掛毛澤東像,我父親一直指著這個像老是在對我們子女悄悄的說,他要跟這個人比一比,看誰活得久。他說,一生他希望還他一個清白。25年的 『歷史反革命』帽子,他沒有做對不起共產黨什麼事情。

母親對我們的影響很深。她從來沒有工作過,原來是個大家閨秀,她的家教那些都是我們最敬重的。整個一個家庭的支撐也離不開母親,如果不是母親咬牙,我們兄弟姐妹也不可能在這麼艱難的、艱苦的時候能夠堅挺下來。

我記得『文化大革命』最慘的時候應該是1966年、1967年。那時候我們家的災難是最厲害的。

1966年的抄家是四、五次。家裡也一切空,空到什麼程度,我跟我哥哥被抓進去時,父親被趕出去,他的房子被江南造船廠造反派沒收。我父親趕到『工人新村』,裡面都沒有居住的地方。因為當時我大姐跟我們住在一起,我的姐姐不願意收留我父親。當然她也有原因的,她認為江南造船廠應該還我們的房子。但是我父親在這個『新村』裡面,足足有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流落在街頭,最後病倒。派出所怕他死掉,逼著我大姐、姐夫接受我父親。」

*劉文忠:派出所和造反派逼我母親交出槍斃他兒子的「子彈費」母親瘋了,自殺未遂*

劉文忠:「母親在我哥哥被槍殺的這天,跟我父親一直在『工人新村』被斗,大概五、六個小時。當時的派出所和造反派,在幾百人的圍觀之中,逼著我母親交出槍斃他兒子的『子彈費』。」

主持人:「到底要了多少錢?後來這個『子彈費』的事情是怎麼樣了結?」

劉文忠:「當時的『子彈費』,我母親告訴我們是兩毛錢,但我姐姐當時說,母親講錯了,應該是一毛五。但是這個並不重要,因為當時是非常瘋狂的時候,來要……我姐姐也在旁邊,當時是我母親跑出來的。

但是據我知道,當時要『子彈費』……我後來從公安局了解,並不是公安局的規定,而是跟當地的派出所、一些 『造反派』有關係,他們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立場』,羞辱這些所謂的 『反革命家屬』。公安局說,他們沒有這個規定。反正這個事情據我知道,林昭、王佩英……很多人都有類似收『子彈費』的事情。」當時母親真的是瘋了,我聽我大姐說……因為我當時在監獄裡……當天晚上我母親差點自殺,被我姐夫發覺,沒有成功後。

後來為了救我母親,我兩個姐姐悄悄的兩次……第一次把他送到我二哥那裡。當時我家裡唯一的 『革命幹部』就是我二哥,是『抗美援朝』當過『志願軍』的,也是一個軍官。

但是,我二哥的孝順還是抵不過共產黨的所謂的『原則立場』。我二嫂也是個軍人,把我母親又趕了回來。

母親第二次又逃到……當時我三姐在西安,是個軍工單位。我的三姐夫也是一個軍人,在拉薩公安廳工作。我母親在那裡躲了一年多才回到上海。「

*劉文忠:家人講述劉文輝被執行死刑當天的情況*

劉文忠:「我被押到單位,戴『反革命』帽子管制時,回到家當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問我姐姐跟我母親和父親,三哥的事情整個一個過程。

他們告訴我,1967年3月23日,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七個人被押上來,第一個就是劉文輝。當時在全上海還有二十四 萬個公判的一個宣傳廣告,貼在所有的里弄到街上。

在公判以前兩個小時,我父親被押到『工人新村』批鬥現場,拉廣播收聽。我母親跟我姐姐他們都是作為陪斗對象,我父親大概六個小時是昏過去。回到家裡的當天晚上,我們家的院子,包括我們家的玻璃門窗全部打光,就是『工人新村』的一百多個所謂的 『革命幹部』或者『革命群眾』都把我們家作為一個出了個『反革命』的家屬來發泄,或者顯示自己『革命立場』的一個對象。

以後的半年,我父母簡直不是人的生活,他們每次出來,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打他們。「

*劉文忠:三哥劉文輝生命最後一刻的遺書怎樣傳出、內容如何存記下來*

劉文忠: 「我當時唯一聽到我父親講了一句話,使我非常震驚。父親在晚上告訴我,『老三死了以後,唯一留下的就是有他的一個血書』,是老三的遺書,用自己的血跡,後面簽字寫下來,我三哥生命最後一刻的遺書。

我三哥被槍殺時,還沒有軍管,因為是1967年最早的時候。被槍殺的人遺物交給家屬來領取。我父親就是到提籃橋把我三哥的那些被子啊,遺物領回家的。

我母親跟我父親都知道,自己的這個兒子一定會在自己的遺物里留下東西。因為他們太了解這個兒子,不可能死了不留任何痕迹的。所以我母親非常小心的把這個被子全部拆開,甚至把棉花都撕開。

最後在棉花胎裡面發覺了我三哥的遺書,他是用當時(寫)交代的裡面的紙頭寫的。這個遺書當時出來以後,我父親小 心的藏了三個月。一直藏到我五哥探親回到上海時,我父親因為感到藏在他這裡太危險,他叫我五哥帶到雲南去。但是沒想到,我五哥帶到雲南去以後兩個月,他也被隔離審查。因為我三哥的死一直株連到我家裡兄弟姐妹,我大哥、我四哥、五哥全部隔離審查。

我五哥感覺沒有辦法保存我三哥的血書,他想了個辦法。因為當時在隔離時,有一個毛澤東的《語錄》,他把我三哥的血書的字母,用我家裡的電話號碼,把它拆開了以後編織,編到了毛澤東的《語錄》、《毛選》當中。

比方舉簡單的例子,我三哥的遺書當中寫的『1967年3月9日四時許』他就把這個字母透過我家裡的電話號碼的一二三四編好,拆在《毛選》、毛澤東的《語錄》旁邊後,畫一畫,或者圈起來,就是他自己知道這個編碼。把這個字……一個字都畫在毛澤東的《語錄》上面,所以後來到『文革』結束時,我三姐跟我從監獄裡出來以後,迫切需要他把遺書還原時,他馬上就把我三哥的遺書還原出來。因為這個毛澤東的《語錄》一直在他手裡,不會被抄走。」

*劉文忠:父親咬牙活到九十多歲,拿到三張《平反書》,雙目失明已無淚*

劉文忠:「我還要補充一點,就是這十年當中我一直在寫『文革』的回憶錄和研究,我也看到很多資料,包括『文革』當中一些犧牲的英烈。

當時第一波槍殺是1968年,比方像林昭、我的難友陸洪恩,都是1968年4月份。

而第二次的『文化大革命』槍殺是在1970年,槍殺的比例還要多。比方像遇羅克、王佩英他們都是這樣。像張志新被槍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晚期1975年。

平反也是分兩個階段。『文化大革命』結束,第一期的平反一般都是在1979年,比方像遇羅克、張志新都是1979年。第二階段是1980年,像林昭。

而我哥哥確實是唯一在1967年3月份被槍殺的,研究『文革』歷史的很多人告訴我,像這麼早被槍殺的很少很少,幾乎是找不出的。平反也是一樣,我三哥是1982年。

1980年12月份,中共中央胡耀邦平反幾乎就是結束。但我三哥是一直拖到1982年才平反。當時據我知道,我三哥的平反……最後為什麼會平反?內部的人告訴我,因為我三哥(的平反)在1979年就被上海最高法院駁回。我是被放出來,他是被駁回的。駁回的理由就是,他們認為劉文輝不但反『文革』,也反毛澤東,也反共產黨。

最後,據說高層……是我姐姐透過內部,把資料送給彭真的秘書,秘書再送到彭真手裡。」

主持人:「彭真當時是政法委……」

劉文忠:「對,對。『文化大革命』結束,他是負責政法委,全國的政法委都是他抓。聽他們內部告訴說,彭真在中央對劉文輝的案子就講了這句話『像劉文輝這樣的人不平反,在上海人心目當中是過不去的。』

父親一直咬牙等到『文革』結束。1979年當我從白茅嶺(被)接回來的時候,我父親第一次有笑臉,看到小兒子關了13年出來了。沒有多長時間,他又接到有關方面給他的一張所謂《平反書》,對他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分子』這個結論作了平反。他當時已經笑不出來了,他雙目已經失明了。1982年時,總算接到了老三……就是被駁回第三年以後,最後為我三哥平反的這張書,當時我父親眼淚已經掉不出來了,因為眼睛已經瞎了。但是老人家總算心就定下來了,感覺他咬了牙最後能夠得到三張所謂《平反書》,就是還所謂『家庭的一個清白』。但是話又說回來,這個老人家已經受盡折磨,沒有多長時間他就過世了。」

主持人:「他是九十幾歲過世?」

劉文忠: 「91歲的時候。父親能夠活這麼長,也是一個奇蹟。我們周圍的親戚朋友都是難以想像,子女都感到非常奇怪,我父親能夠咬牙活這麼長時間,一般人真的是受不了。我父親先過世,母親是我父親走了以後大概第二年走,是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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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張海豚:劉文輝、劉文忠「文革」被迫害的經歷 - 真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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