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91岁辞世 知识份子气节风骨典范

【真相网2021.8.6】中国史学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八月一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耆寿九十一岁。曾获“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的余英时，学术成就通古今之变，一生反共并积极为民主自由发声，被公认是胡适后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史学泰斗余英时91岁辞世 知识份子气节风骨典范 图取自于网络（点图看大图）

师从钱穆 史学泰斗

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研究，扮演开创性的角色。

一九三○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的余英时，祖籍安徽，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赴美接受史学大师杨联升指导，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生出版中英文著作超过六十本、论文四百多篇，以“历史与思想”一书奠定地位，曾经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校延聘为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备受推崇。

余英时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的学术荣誉。一九七四年当选中华民国中研院院士。

二○○六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登上学术顶峰，二○一四年获首届“唐奖汉学奖”殊荣。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二○一四年委托中研院历史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

“我对历史研究产生兴趣时，中国正陷于一种反传统的模式中，中国的整个过去都被负面地看待…我也陷于一种完全的迷失中。”余英时当年在领取克鲁格奖致词中这么说，这个奖不是表彰他，而是西方“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史的敬意”。

身为国际权威学者的余英时桃李满天下，国内的史学大家黄进兴（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中研院院士）、台大历史系教授陈弱水都是得意门生。

余英时的学生、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引用“克鲁格奖”的褒词，指出“余英时是这代最伟大的思想史家，也是近代用中文写作最常被广泛阅读的史学家”。

博古通今 从尧到毛无所不包

王汎森表示，余英时所学横贯中国古今，从早年写上古知识分子，到近年写胡适等近代学者，可说“从尧到毛”无所不包，罕有人能像余英时那样跨越时代、“通古今之变”，论断任何史实都可有丰厚两千年背景，“他的丰富遗产永留人间”。

受余英时十余年“知识震撼”的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表示，为人温和、思考锐利的“余老”，“任何题材都可以信手拈来，在每个领域都是一代宗师”。

陈弱水也表示，余英时是中文历史界第二次现代化重要的发轫人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统治中国后，学者难有学术自由，将学术基础破坏殆尽，余英时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带入中国历史学，“他通过等身著作与研究成果，来展示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如何和中国史学可以自然且有创造力地融入。”对整个台湾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帮助许多，“彻底打开大家的眼界。”

虽为中共统战最大目标 不向中共强权低头的知识份子典范

余英时向来捍卫自由、民主，反共立场鲜明。黄进兴为余英时任教哈佛大学时的门生，他说余英时从不退让立场，因此一直是中共统战最大的目标之一，中共说“因为只要统战成功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据陈弱水说，余英时在成为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前，更是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对各种违反民主、自由、人道价值的事物都挑明立场表态，从不回避表达看法，“老师对自由、民主、人道的红线非常清楚，对他来说，在这些价值前，民族利益、荣光等都没有意义，也从不影响判断。”

一向主张要将中共跟中国分开

据黄进兴说，在中国，余英时的著作被中共官方列为禁书，但余最大的粉丝群、读者群就在中国的学术界跟教育界，“书店不敢摆，但只要说想要余某某的书就可拿到。” 他说，余向来主张要将中共跟中国分开，“老师说中国文化是可爱的，但中共政权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生“反共”

余英时一生反共，他曾在《余英时回忆录》自述，年轻时曾是左倾份子，甚至曾加入共青团前身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后来在沈阳、上海陆续看到苏联红军、中共对待所谓地主、资本家的暴行后，逐渐转变思想。

一九四九年余英时原打算要和之前已来台湾的父亲会合，因二二八事件，父亲转赴香港，余英时也跟着从中国转赴香港探亲。

余英时描述一九五○年元旦，他从深圳穿过罗湖桥来到当时英领、仍有自由的香港时，“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他后来自我爬梳，发现这是“吸取自由空气，潜意识的心理压力终于释放”。

坚持平反六四 被中共列入黑名单

余英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时，王汎森是他的学生，他说老师不只天资极高，更非常用功，常彻夜读书与工作，“那时如果课是早上，老师的脸色总是很苍白，就是因为前一天都是熬夜治学。”王汎森求学时，中国发生八九民运（六四天安门事件），他说当时曾经协助老师送棉被等物资给流亡的民运人士外，《纽时》曾刊登一全版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广告，广告上的毛笔字就是余老师亲笔。

王汎森说，余英时是有良知的史学泰斗，具有风骨，终身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深信“整个时代变化向着民主来”，对专制、共党体制批判不遗余力，除早年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也曾声援台湾党外人士，几年前也曾支持太阳花学运，发言支持香港占中、反送中运动。

同样是他门生的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也说，余英时虽反共，但最大的粉丝就在中国。

余英时在中国大陆也是独特的文化现象，因反共、坚持平反六四，名列中共黑名单，书籍不能在书店上架，却在知识界享有极高声望，对年轻人也深具影响力。

余英时在2013年接受BBC专访时，谈到了毛泽东与习近平，概括的讲，毛就是个造反式的强人，习想学他抓权，但时代已经不同。

近年来，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一直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扬过于热烈则又有可能助长党内“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