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证据” 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

真相网2020.4.4】【作者:黄芩、莫凌】前言:镜头里的罗贝尔特·罗特先生显得轻松平和,他在波恩召开的国际人权组织(IGFM)年会上发言与接受采访过程中,谈起在中共东莞监狱的遭遇,看上去也很平和。当笔者开始阅读他的新书《龙年——七年零七个月,我是如何在中国监狱幸存的》时,才惊觉,要有怎样的毅力和强大的内心信仰才能将此书完成。在他平和轻松的外表下,谁会轻易察觉那九死一生的经历、支离破碎的心和无数咽入肚中的愤怒与泪水。

“我是证据”   德国富商从中共地狱中幸存
2020年3月14日,罗贝尔特·罗特先生(Robert Rother,右)在德国波恩国际人权协会(IGFM)年会上发言并回答问题。(黄芩/大纪元)

罗贝尔特·罗特先生(Robert Rother),一位曾在中国如鱼得水、迅速积累资产,营业额远超过上亿美金的德国人,如何从在中国过着纸醉金迷、混迹中国上流社会,到一夜之间变成身无分文的阶下囚;

如何被非法关押了13个月,辩护律师还拿不到他的任何资料,直到被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后才被判八年监禁,罪名是他从未承认过、没有证人的合同欺诈罪;

如何在东莞监狱里做奴工,每天九小时、每周七天和每月可得22元人民币;

如何做完奴工后,每天两小时坐在小板凳上观看《新闻联播》、接受训话及有关共产主义、一带一路项目等话题的洗脑。

在书中,罗特先生还披露德国领馆让他不要触怒中国(中共),不要向媒体披露,直到他忍无可忍,以要自杀来迫使母亲不再遵照德国领馆的叮嘱,四处告状和求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为自己公民在中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司法待遇发声,不过最终这些努力全都落空。

罗特以自己在中共监狱中地狱般的经历得出结论: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历经苦难浩劫,罗特先生最大的感触是中共谎言无处不在,为了面子它可以信口开河,编造任何情节。也是因为这场浩劫,让他反省自身,重新审视道德观和价值观,靠着信仰的力量从中共地狱中活着出来了,没有陷入疯狂和自我毁灭。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的罗特表示,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说词。

“我的往事就是证据!”这也是罗特先生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推动他的是一种愿望,哪怕能让情况稍微好转一点都成。

“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保证不是两辆法拉利和豪华手表。真正的财富在于仁爱以及为人处事无愧于心。”
《龙年 Drachenjahre》作者罗贝尔特·罗特(Robert Rother),出版社Edel Books,ISBN 978-3-8419-0699-1。(Edel Books出版社提供)

3月14日,大纪元记者在德国波恩对罗特先生进行专访,以下部分是根据采访内容以及《龙年》一书部分内容整理成的。

结识上流社会 公司业务递增 纸醉金迷

少年时期罗特先生就想要一辆法拉利,这个愿望在他2004年到了中国几年之后就实现了。那时候他和合伙人、来自上海的姑娘Angelina一起经营了投资公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他们带来了商机,公司业务爆发式的增长。

之后,他买了一辆法拉利,当然车价比在德国购买要贵上三倍。这让他成为首位在中国购买法拉利的白人,得以加入法拉利俱乐部,那时深圳只有50名成员,成为他跻身中国上流社会的通道。

有了这些渠道,罗特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和有钱人,跟他们建立了关系,公司业务成百倍上涨,很快营业额就远超过上亿美金。那时候,罗特被金钱所膨胀,学会过着中国上流社会人的奢侈生活,纸醉金迷,放纵自己。那时的他春风得意,自我感觉“太棒了”。

触动中共根本利益 祸从天降

祸端的起源也许从罗特建立“Finance China”的英文网站开始的。这是一个分析中国股市的网站。“我从中国政府那里购买了中国许可证,一切手续都合法。网站非常成功,我投了大量资金,高价雇用了30多位金融分析师和翻译,进行股市分析和新闻翻译,并为外国投资者建立平台。”

公司成本非常高,当罗特收到来自美国和欧洲银行以及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许多询问后,让他喜出望外。一旦它运行下去,就可以飞速运转并赚更多钱。他不清楚的是,这家公司的存在已经触动了中共的地盘。

中共让他的公司运转了一年半。“但是这个项目令中国(中共)政府不满,我被拘留前的一个月,一位熟人警告我,说你做的这个网站,政府不满意,将会关闭这个网站。”罗特说自己持有中共政府发放的执照,一切都是合法的。熟人告诉他:“你还不明白吗?你在监视名单上。”罗特没有太当回事儿。

事后罗特说自己太愚蠢了,“自信的过头了”,他说,“我有许可证,一切都合法。但这些在中国都没有价值。”

罗特先生在书中写道,我把自己当作什么人物了?(实际我就是)一个渺小的德国人,却在分析中国股市时毫不顾忌政府的利益。共产党的统治者绝无可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完全忽略了:我的网站可以影响民意左右情绪,却不受政府所控。一下子我就被宣判成了国家的敌人。直到我被关押,我才明白自己是在跟谁打交道。

“当我入狱后,听说还有许多其他商人因“腐败指控”或“欺诈指控”而入狱。”罗特对记者表示,“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是,我们拥有一家在边缘领域非常成功的公司,然后中国(中共)政府干脆将其吞并,并将他们关起来。”

非法关押 系统施压 警察只想让你精神崩溃

“在我被扣押那天(2011年5月20日),警察和我一起去了我的公寓,让我打开保险柜,包括珠宝、现金、手表等在内大约有百万美金。所有的东西后来都没在没收的清单上,是被警察偷走的。”罗特介绍说。

“我被拘留期间,有个年轻警察也因腐败被判入狱,他向我做了解释。当有人被拘留时,警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劫公寓,然后由他们瓜分。”罗特说自己还向法官报告了这事,然后法官说:“好吧,让我们调查一下此案。”其中一名从他公寓偷东西的警察也参与调查。当然他们发现案子“不是他们自己干的。”

“警察对我系统的施压,不让我入睡,侮辱和谩骂,威胁说如果我不承认有罪,或是供出合伙人、前女友安吉丽娜有罪的话,就判我死刑。”罗特说。

“拘留从三天延长到一周,之后是一个月,直到13个月。他们实际上没干别的,只想让我精神崩溃,然后签名说“好,我有罪”,或者让我指控安吉丽娜有罪。”

罗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认罪,公司合伙人也没这样做。“警察会拿来假材料,说我的合伙人已经揭发我了,说我有罪。”他说,“警察还伪造了我的中文声明,他们写下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从未说过这些。”罗特说自己总用英文写声明给警察,可是翻译出来的中文跟英文根本就对不上。

“总之,中国警察使用一切方法来进行欺骗,最主要的是他们尽量延长时间,让你晕头转向,分不清真假,他们说的一切都是谎言,纯粹的谎言。目的是让人崩溃,揭发对方,然后自己也获罪。”罗特说。

在长达13个月的关押期间,罗特的律师扮演的角色更多像是牧师,因为中国法律的禁止,他拿不到任何关于案件的资料。律师提出的几项异议,全部都被驳回。

罗特在书中写道,到了2012年底,律师终于可以开始阅读警方对罗特的指控材料,在读完全部两万页资料之后,律师对他说,“知道您有位什么样的合伙人吗?安吉丽娜没说过一句指责您的话,她承担了一切。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一直相信安吉丽娜,善良、坚强、聪明的女人,不会让我陷入困境。 现在这点确定了。 我很感动,默默地感谢她。 那可能是在中国被拘留七年零七个月期间最感人的时刻。”罗特写道。

当问到这期间最糟糕的经历时,罗特告诉记者,“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什么都不告诉你,也没有任何指控。你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或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他说牢房中还有一些警察的探子,会说“我们是您的朋友,我们帮助您”,并试图监视你。你完全是无助的,任人摆布。”

“只要有可能他们什么都干,只为得到你的签名,他们什么都承诺,试图让你认罪。”罗特说一旦签名认罪,他们将摆布你,说“你签名了,现在您有罪了。现在您可以终身监禁了。”罗特说,“那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说谎者。”

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罗特在书中写道,德国领事馆一直建议罗特不要向媒体公开他的情况,理由是“不要惹怒中国人”。为此罗特一忍再忍,靠着信仰的力量活下去。在被关押了两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中国(中共)的法律制度早就丧失了信心。

“我为什么要长期听从(德国)外交部官员的建议,在我看来,他们害怕惹怒中国人。我不在乎了,我的案子早就被定罪了,审判只是一场闹剧。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他们最讨厌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场合提出批评的问题。”

“我决定自杀。我认为这是我唯一洗脱满身脏污的办法,哪怕倒在地上,但抬着头颅。”他写道。

罗特给母亲去信,“妈妈,我在这里看不到希望了,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你现在就去找媒体。如果这个案件到2013年9月12号我生日那天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的话,那么我已经死了。如果不在媒体上公开,我会在生日那天自杀。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现在你必须往前冲,否则只有我的死可以带来改变。因为那样(中共政府)不得不回答问责。我受够了,我不怕死亡。我与神沟通过了。我的死可以使许多无辜的人改变人生。”

罗特自杀的威胁震撼了他的母亲,她终于抛开德国外交部的建议,开始联系媒体。她写信给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尔、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他们的回信语气礼貌,但内容无关痛痒。

北威州的报纸充满了对罗特案件的报导,人权组织“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ACAT)注意到了他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努力帮助他。柏林和北威州的议员也在帮他,敦促联邦政府“利用其影响力,以便在没有针对罗贝尔特·罗特的具体指控时立即释放他”。但是德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尝试的话。

“基督徒废除酷刑行动”没有放弃, 2014年1月在中国(中共)对罗特作出判决时,该组织给当时的外长斯坦迈尔写信,并要求他提供有关外交部和驻北京使馆正在做什么的信息。”

“外长的回信没有明确的立场,只提供了一些答非所问的信息。当2018年罗特回到德国看到这封信之后,对这封信的印象是:“这与我在东莞的地狱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印像是一致的:德国经济利益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比人权更重要。”

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同乘一条船

在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多之后,罗贝尔特·罗特(Robert Rother)终于可以走上法庭。第一次庭审时,罗特终于见到了他的合伙人、前女友安吉丽娜,她苍白著脸,眼睛盯着地面,不跟他对视。他们双方律师都为他们进行无罪辩护。

罗特在书中写道,像我一样,安吉丽娜一再重申她的清白。审判过程中没有听到一个证人的证词,判决完全基于警方漏洞百出的调查结果。

当我的辩护律师对警方的调查提出怀疑和质问时,主审法官正义凛然似地大声咆哮,让厅里听审的人都吓得抖了一下。(他称)这是对警方及检察官工作能力的“污蔑”,他不能允许。

“我的律师杨谦武(Qianwu Yang,音译)要求法庭展示被警方没收​​的我的笔记本电脑的内容。(法庭)借口令人惊骇,例如调查人员尚未对苹果电脑设备进行评估,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电脑充电器。所有这些都很荒诞。最后法庭检查完所有电子邮件后得出结论,邮箱中没有我与据称受到合同欺诈的证人之间的联系。”

尽管如此,法庭还是以“严重诈骗合同”罪判了罗特8年徒刑。“8年,该死的漫长时间”他在书中写道,“但是安吉丽娜要怎么说呢,她被判了终身囚禁。”

罗特对记者表示,幸亏安吉丽娜没有出卖他,也因为他是德国人,获刑8年,身为同一案件中的中国人安吉丽娜要被终身囚禁。

“在中国要判你刑很容易,因为有中国的‘法律’,甭管你是加拿大人、美国人、哥伦比亚人还是哪国人,在那儿判你刑绝对‘合理’。”罗特说,“如果他们想判你的刑,总能找出点什么理由来。”

说到中国法律与德国的不同之处,罗特说:“根本无法进行比较,中国没有法律。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坐在同一条船上。”

德国法律教授:在中国几乎没有无罪释放的

在《龙年》书中有张图片,被警察押送走出法庭的罗特笑容灿烂,令人不解。读过书之后才明白,罗特在100多名记者面前始终抱持着这种笑脸,他在用形体语言传递这样一种讯息:整个审判过程就是一场滑稽闹剧。“除了信仰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夺走,就是我的高傲。”

第二天,很多报纸刊登了这张图片,“人们也许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他们看不出我刚因为‘严重的合同欺诈’被判了8年徒刑。”罗特写道。

在书中罗特写道,2018年罗特被释放回到德国后,他在研究中国法律时,找到一篇2017年初德国之声(DW)对科隆大学中国法律文化教授比约恩·阿尔(Björn Ahl)的采访。中国(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建议不要效仿三权分立和独立司法机构的原则,他要求所有法官“坚决与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和具有西方特色的独立司法机构保持距离”。

书中还写道,阿尔教授讲述很多中国律师呼吁,刑事判决应更多以庭审为依据。教授提到,“到目前为止,辩护律师实际上没有能力为被告辩护,判刑主要根据警察记录和其它文件来决定。(要辩护)很难,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警察机关,这个系统的影响力非常大,用法律来制约他们绝非易事。在刑事诉讼中,定罪率远远超过99%。几乎没有无罪释放的。要在中国进行公正刑事审判,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意识到,我在审判前拘留期间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贿赂任何人。”罗特写道。

重新审视内心 人真的可以找到神

当谈到罗特先生是如何在中国坚持度过这漫长岁月,精神上没有被打垮,他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我希望能讲述自己还有监狱中的朋友们的经历,能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在监狱我跟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彼此间进行非常深刻的交流。”罗特介绍说他被判刑8年还说是短的,别人还很羡慕。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被判无期或死刑。“我得安全地活着出去,才能讲述他们的故事。”

“第二是信仰。在监牢我已经阅读了所有有关道教、佛教的经文,还有《圣经》等方面的书籍。”罗特说,“我对人类价值观的看法改变了。”提到自己最大的改变,罗特说,“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一切都不再一样,真的找到了神。”

“人能非常清楚了解到,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存在,引导并教导着我们,带领我们走上正路。”他说,“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生机,我由着祂引导。当人处于困境,例如监狱中时,就会深切体悟到这点,这种力量就在身边。”

在书中罗特写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予的礼物。在被关押的最初,他曾经历了怨恨,心中充满愤怒,“我们每天都要忍受着不断的虐待和屈辱。(狱警)强迫你玩他们的悲惨游戏(强迫洗脑,侮辱人格、挑拨囚犯之间的关系),对此你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忍受他们的再教育措施,他们本身是全世界最厚颜无耻的罪犯。”

很多人自弃自暴,慢慢变得疯狂,像没有灵魂的生物被操控。罗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仇恨会让他变得没有人性。

他开始反思,“为什么过去金钱、虚荣和荣耀,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什么都重要?”他还反思自己,为什么那时要不惜一切代价引人注目,那些轻浮的举止、奢侈的生涯为什么没让他感到难堪。“我真愚蠢。我在追求财富时,没注意到已经丧失了慈爱、道德、正义和尊重,变得如此冷漠。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看明白这点。”

罗特在书中描述了自己转变的过程,认为所有这一切纯粹是来自神的礼物。信仰将他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成为仅剩的唯一所有。“甚至监狱里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也无法夺走我的信仰——神和我自己的信仰,因此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在监狱中,不同种族人们都在祈祷,他们说除非杀了我们,非则就不会停止祈祷。”罗特说中国(中共)政府和警察都有些害怕,“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有宗教信仰,会获得超强力量。因为信仰是控制和操控的障碍,这也是为什么维吾尔人要被消除的原因,法轮功学员也一样。”

进口奴工产品伤害人的尊严 违背德国基本法

判刑之后,罗特松了一口气,以为就要离开被扣押的地狱了。到了东莞监狱他才明白,原来拘留所只是通往地狱的前厅。罗特在书中这么描述。

在东莞监狱,每天9小时、每周7天的奴工,在监狱生产各种产品。罗特告诉记者,“那时我们主要生产高频变压器,为一家美国公司进行批量生产,并将它们销往世界各地。”他说,“我们还生产带有德国车徽标的模型车,还为一家大型美国公司的行李箱制作转锁,还制作了各种语言的圣诞贺卡和新年贺卡。”

罗特告诉记者他们在东莞监狱里的作息时间:

7:00~12:00 干活,然后午餐和午睡;14:00~18:00 干活,然后晚餐;19:00~21:00接受洗脑,观看《新闻联播》,听警察告诉你任何故事,或者必须看一些电影和有关共产中国的宣传,例如“一带一路”等项目。我们被告知这些都很好,因为……。人不能独立思考,否则就剥夺你的一切。

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罗特说,“他们通常会给你找麻烦。例如让你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住,或挪到厕所旁边住,直到你闭上嘴。对你的朋友说你的坏话,让他们疏远你。他们有各种方法给你制造麻烦。”

强制劳动每月可挣22元人民币(按当时兑换率少于三欧元)。“如果没有这笔钱,就不能额外的购买食物和打电话。”罗特告诉记者,如果有人因为生病不能干活,等待他的可能是惩罚,不让打电话,不让购买食品,要面壁而坐,不能参加娱乐活动,甚至被电击,或是罚坐带尖的铁椅子。

“受到过这种惩罚的人身体损伤很大,无法正常行动,人就像没有生命的移动体。”罗特说,中共警察经常使用这种惩罚,带尖的铁椅子随处都是,人人都能够看见。当有人坐在上面被惩罚时,更多的是为了震慑其他人。

至于说在德国,如果不关注中国人权,只考虑从中国购买廉价商品,是否也是对德国人造成伤害。“当然”,罗特表示,“我们在德国有《基本法》,第一条中说‘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德国人有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实施这条法律。如果我们真的代表我们国家的话,就应该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必须认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如果我们现在从条件非常恶劣的奴役劳动中进口商品,将违反自己的法律。”罗特表示,“当人被用酷刑威胁去劳动,你无法说这种行为是有尊严的。这是我们现行政治中的错误,我们必须从自身认识到这一点。”

“德国是有法律的。”他说,“而我们是否能遵守,这里有很多东西需要关注和改变。”

下巴歪斜的死囚

“医务室后边的小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正在等待死亡。据我所知,他们一直被绑在床上,我猜他们都服用了镇静剂。我怀疑他们不知道哪天对他们执行死刑。”罗特在书中写道。

“人们可在清晨透过塑料窗看到死囚穿过走廊(赴刑场),我注意到他们的下巴歪斜得不自然,我觉得是脱臼了。在监狱中,据说刽子手会这样做,使死囚们不会发出尖叫。他们看起来像恐怖电影中的僵尸,令人毛骨悚然和心碎。”

“大约每周三回,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就会从我眼前路过,有时三个人,有时只有一个人。每次下巴都倾斜,看上去都是中国人的样子。这场景令我无法忘却。”

“让囚犯的下巴脱臼有意义吗?”回到德国之后,罗特询问了国际人权协会(IGFM),他们给了罗特很详细的答复。

虽然迄今为止国际人权协会尚未从中国(中共)官方消息得到任何执行死刑的药物证据,但可以推测,囚犯在处决之前确实被封口了。显然,使用的不像手术用的麻醉剂,而是镇静剂,花费明显更少。简单的注射就足以使人失去行动。与麻醉相反,人在镇静期间不需要人工呼吸器。用外行的话来说,病人并没有像麻醉下那样完全失去知觉,在这种状态下可减少疼痛或难以感觉疼痛。

“致命的注射一针就足够了,被处决者已作为器官捐献者躺在解剖台上。多年来,国际人权协会一直谴责中国(中共)‘有组织地盗取器官’,他们认为每年有几千甚至几万个可疑案件。国际人权协会提到维吾尔族、藏族、基督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受害者。”罗特写道。

2770天炼狱 终于获得自由

在被关押了七年零七个月之后,罗特被提前五个月释放了。一是因母亲为他缴了巨额罚款,二是他在监狱工作中完成指标,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个积分,这些积分可减免一些刑期。

罗特先生在书的第一章用了整章篇幅,详细描述了获释那天的种种场景。2018年12月19日,在被关押了2770天之后,他终于能够获得自由了。

早上5:30分,如东莞监狱中的每一天那样开始了,早餐过后,7:00大家列队到工厂干活,一刻钟后,罗特到了干活儿的地方,他必须将该死的电线绕成卷,那是为美国一家公司加工的变压器。罗特全然不知自己几点钟能获得释放。大约不到9点钟,看守来了,给罗特一些要填写的表格,还给他护照,还有2000元人民币。

这是罗特过去一年的工资加上家里给的一点钱。在最后几个月中,监狱里发给他每个月400至700元人民币,而不是通常的22元。罗特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我要被释放了,所有的施压已经没意义了,他们想对犯人释放些‘善意’,以便犯人不会投诉他们。”

“自由会造成呕吐感。我设想过各种感觉,从未想到过这种结果。”罗特在书中描述到。在等待办理各种手续要离开东莞监狱时,他突然感到内脏翻腾难受,一直想呕吐。

“走到工厂100米外的另一端,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路程。”罗特写道,“一分钟内我从所有朋友的身边路过。忍住不断的呕吐感,我将自己拖到出口处。看着朋友们的眼睛,我不敢停下来。那天头一次我感到激动,好像朋友们在向我挥手或鼓掌、甚至起立欢呼的感觉,实际上在工作时间这些都是禁止的。我努力忍住眼泪。来自哥伦比亚、奈及利亚(尼日利亚)、贝南(贝宁)、巴勒斯坦、泰国、越南和加拿大的人用一种所有人都理解的通用语言(眼神)说再见!我不知所措。”

“工厂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我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

警察带罗特到广州机场,他们到安检时已经11:30分,飞机12点出发。经过一番周折,警察移交了他的所有判决文件的副本,海关和边检照无数照片后,终于把他放行了。飞机上升了,罗特望着下面的中国大地,在心里说,再见,中国,再也不要见了!飞机在莫斯科降落,从那里罗特转机飞往汉堡,最终回到了德国。

中共为了能圆了它的谎 可以信口胡说

回到德国,他开始着手写书,虽然回忆监狱地狱般的生活非常痛苦,但他还是完成了《龙年》的写作,2020年3月6日,这本书终于问世。他在前言中写道:“我的往事就是证据”,他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部书,从中了解学到一些东西,哪怕只能改变一小点也好。

从中共的深圳第三拘留所和东莞监狱的地狱中幸存下来的罗特,对中共的本质了解得相当透彻,说到中共试图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起因转嫁给其它国家,罗特先生对记者表示,“就我对中共的了解,只要能保住它的面子,它会编造任何故事,为了能圆它的谎言,可以信口胡说。”

罗特说,“在监狱里,我们从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真实走向。我们仅仅知道他们对你撒了某些谎,让事情能继续运转下去。人们可能不会相信,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宣传自己更高大的形象而进行捏造。”

有关中共病毒 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

2020年3月9日,罗特先生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公司(SWR1)采访时被问及关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时表示,他跟中国的一些朋友还有往来,有的朋友目前还在监狱,太太们在外面,太太们通过电话得知,监狱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也得了新冠病毒(中共肺炎),情况很危险。

当主持人问罗特,李文亮的死让一些中国人发出了不同声音,他是否认为这对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来说是个机会。罗特表示,“您认为那里的人会改变吗?很难。中国政府(中共)可能会用血腥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我们看到武汉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他们‘控制’了病毒,也‘控制’了那里的人。谁不听话,就把他除掉。”罗特表示,“人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人们很害怕,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相信中共的数字,我从未见过中共给出真正的数字,在监狱里没有,在经济界也没见到。”

一带一路看上去诱人 但是怎样的代价

当本报记者问罗特先生是否知道中共一带一路项目时,他几乎哭笑不得。因为在东莞监狱,他们每天都要坐在小板凳上两个小时被洗脑,听《新闻联播》、警察的训诫,灌输共产主义,还有花很长时间讲一带一路之类的中共项目。

德国有很多政治家,包括总理默克尔在内都在为中共一带一路唱赞歌,对此罗特的看法是,中共的确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束缚很多国家,在贫穷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先不用付款,但要欠中共的债,当他们不能偿还的时候,就只能归属于中共了。中共向他们承诺很多资金,“我们为您建设”,很明显这对中共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项目必须由中国公司承担。

罗特认为,中共挑选出一些国家,使他们陷入依赖中共的陷阱而无法脱离困境,人们低估了这一点。一带一路看起来很诱人——我们会提供这个或那个给你,但你却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中共)是不会提供免费午餐的。”

在接受德国西南广播公司(SWR1)采访的时候,提到德国政府对使用华为5G的态度时,罗特曾用“轻率”一词来形容德国政府的决定,理由是什么呢?

罗特表示,“华为说我们签署合同,保证不进行间谍活动。从我自身遭遇来看,可以说在中国无论是印在纸上的还是签了名的纸张,都没有任何价值。合同在中国没有口碑。如果合同具有合法性,我在中国就永远不会被逮捕。”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无论华为保证什么,都只是在作秀,为求得这份合同,他们什么都可以说。”他这么认为。

德国政治家太天真 要用华为5G不可思议

很多德国政治家在跟中共会谈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只在私下里讲,对此,罗特表示,“老实说,我看到这件事背后的天真。”

“作为政治家的目光去看中国,大多数人是为了经济游说,许多与中共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自然希望维持良好关系,以便能继续扩大业务和赚更多的钱。”现在中国人和中国人也是不同的。罗特说自己遇到过很多友好和优秀的中国人,他们做正当的生意、有很好的工厂和企业,可以与他们毫无问题地做生意。

“但是人们得了解,政府在背后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些东西你将无法为之承担责任。例如监狱中的强制劳工等事情。”罗特说。

从中共地狱中幸存回到德国的罗特,是否认为德国政治家对中国现实真正了解呢?

“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其它的担忧,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大公司如何在中国做生意更感兴趣,因为那样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献金和选举经费。很显然在德国,政治家在这方面做得太少。看待中共政策,他们简单幼稚。”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但从现在的政治局势来看,我无法认同,是有些不对劲儿了。”罗特表示。

对于默克尔政府坚持要使用华为5G,罗特表示,“简直不可思议。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默克尔女士对此太轻率了。默克尔女士应该明白这点,她在东德长大,她在哈佛演讲中谈到自由非常重要这一事实。”“好吧,她的演讲很出色,但她真正实施的政治和这些完全不相符。她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可思议。”

出卖价值观和法律 无法长久

至于说,德国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柏林墙已经倒塌30年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已构不成威胁,就这点而言,罗特认为,“人们要当心了。看看中国(中共)在非洲做了什么,如何投资,‘一带一路’在非洲传播有多广,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我并非指我们不应该跟中国做生意,不允许跟中国做生意,不是那样的。人们当然可以跟中国做生意,我在中国遇到过很多好人,问题是要把中国人和政府(中共)区分开。”罗特说,“对德国也一样,我们如何生产、如何生活,是有一定价值观的,当我们跟中共做生意、进口产品时,必须在同等价值水平上和法律条件下进行。”

“我们不能在没有尊严的条件下在中国生产产品,仅仅为了廉价产品,就逼迫人们从事这类生产,欧盟和整个西方世界都应该禁止这类事情。”罗特表示。

“我相信,只有在发生新的重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情况才能真正改变。”罗特说,“比如目前的冠状病毒(中共肺炎),许多工厂状况变得非常严峻,当人们失业、工厂必须关闭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只能推测。我知道监狱里一些情况。可那里发生了什么,从来没有公开过。”

“作为德国企业家,我应该真心问自己一个问题,生产超级便宜的货物有意义吗?最终伤害的只会是作为企业家的自己。如果事后真相被揭穿,那我的名声就毁了。作为企业家,我们必须有更明确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它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你出卖了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那你是谁?那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了。”

抛开恐惧 摆脱束缚

罗特先生在中国生活过15年,遇到过很多善良人,热情好客。他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人可以摆脱束缚,真正实现自我。因为只有摆脱恐惧,生活才能真正发挥创造力,成为真正的自己。”

“中共仅仅是利用恐惧来控制人们。在监狱中我们曾经历过,由于害怕遵守规定,但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罗特说,“要想让生活充实,只有抛开恐惧。如果你可以生活无惧。因为当我知道我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的家人会受到威胁,或者我自己会受到威胁,那我永远都不会获得自由。”

罗特在书中写道,他时常思念安吉丽娜,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随心所欲的岁月。“我现在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保证不是两辆法拉利和豪华手表。真正的财富在于仁爱以及为人处事无愧于心。”

“我的往事就是证据!”这也是罗特先生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推动他的是一种愿望,让人们从中能看清一些事实,学有所获,哪怕能稍微改变一点都是好的。

想了解罗尔贝特·罗特(Robert Rother)更多信息,可访问他的网站https://robertrother.com,或阅读他的书《龙年(Drachenjahre)》,ISBN:978-3-8419-0699-1,在书中描述他了在中国的经历。

转载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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