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校军官认识法轮功真相的人生历程

【文／于清】回顾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以前人家说我三十多岁象六、七十岁，我现在七十岁象年轻人一样健康，白发变黑，走路生风，背一百斤东西上楼也不累。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人生准则，明白了自己的一生哪里对、哪里错，更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都胸怀无限的希望，因为我修的是最正的大法，我有最正的师父。我遇到天大的事想得开，遇到生气的事不生气，永远乐观洒脱。

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重压，或者正面对着什么样的挫折，只要我们今天还在世上，那就是希望。因为我们生逢一个希望无限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要放下观念去了解真相，一个全新的光明未来就将开启。

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最终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心胸豁达，身体健康，人生充满了希望。

我喜欢夏日的荷塘，喜欢那里的一缕清新一份宁静。年少时，读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就想，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超然向上？长大了，面对人生的种种坎坷，渐渐明白：这样的人，一定有着纯正的信念、胸怀无限的希望。然而那种信念是什么？希望在哪里？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其中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来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后，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入伍后更是如此。记得在部队人人过关，搞孤胆训练，半夜里拿着指北针按地图方位取东西，地点都是坟地，有时取的是死孩子，回来后打开包裹，既惊惧又无名的悲愤。那并不是历练真正的勇敢，而是让人淡漠人性，训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胆量。

一九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教育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热血沸腾，人越来越会伪装，刚才还喊着漂亮的口号，转身就变样了，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九十年代初，部队的一个厨师拿了一本法国人的著名预言书，在部队招待所传，说一九九九年人类大劫难，炊事员、服务员们议论纷纷：未来怎么办？我特地召开会议，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不要想那些，即使存在污染问题、原子弹问题、星球碰撞问题，将来也会有解决办法的。”我找到那个厨师说：把书拿来给我看看。看完后，我扪心自问：人的道德如此下滑，谁能挽救？人类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人性的迷失、真理的渺茫，或许可以置之不管、苟且偷生，然而面对病痛的折磨，人却不能无动于衷。当年在中央关于领导干部“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下，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开始出现眩晕症状，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感觉随时都要死亡。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三十多岁，却连上二楼都走不动，得拽着楼梯扶手。我曾经停下工作去疗养，那里的人都好奇地来看我，因为来疗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部队领导，而我是那里最年轻的干部，也是最年轻的重病号。从那以后，我的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地里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党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练到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但我明白了气功是真实的，只是有低有高，有真有假，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真正功法，想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我说“看看吧。”为了治病，为了寻找人生的指南，我寻觅了几十年，翻开《转法轮》，不知为什么，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 “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第二天还书时，我说：“从今天开始就学法轮功。你教我炼功吧。”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上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不用象原来那样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过了几天，我坐火车遇到熟人，是医院的一位大夫，他和我聊天说：“我家邻居炼气功，真的挺神奇。”我问“什么功？”他说“法轮功。” 我说：“哎呀，我正要见见炼法轮功的人呢！” 他说：“那你去我家吧。” 他到家准备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一会儿，邻居夫妇来了，女的是一位老医务工作者，男的是教育工作者。这位女士一看见我，就严肃地说：“你真不象话，书上怎么写的？你是怎么学的法轮功啊，还抽烟呢！”

我一愣，在部队我是一个官，从来没人和我这么不客气地说话。可是说来奇怪，听到她的话，我又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畅快，我脱口而出：“老大姐，你太好了，从你身上能看到法轮功的人和别人不一样，你们说真话，说实话，直来直去，真心为别人好。我刚看书，不知道法轮功得实实在在按照书的要求做。从今以后我一定做好。”

以前我一天抽两包烟，硬戒也戒不了，看《转法轮》有关抽烟的问题时，我再抽烟不是味了。一九九六年九月回老家，我把打火机扔了，这样抽了三十多年的烟彻底戒了；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没再抽过烟。

有一次我去干休所，他们正议论报销医药费的事，部队年年有医药费的名单统计表，表格上没有我的名字，有人说：“他炼法轮功，身体好了，以前人灰突突的，现在红光满面。”从一九九六年我学法轮功，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我的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有一回，我们和水利局共同做一项工作，他们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局领导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场地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部长支持说：“法轮功用，随便用。” 交流会上，大家讲述了修炼后的亲身经历，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多少年前，那位部队厨师传预言书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已渐渐淡去，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让我再次想起了“一九九九年人类大劫难”的话题。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 意识形态不同，这场迫害发生了。可是，当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残酷打压，当这个社会只剩下虚假、暴恶的时候，人们互相欺骗，以恶制恶，毒食品盛行，那不是人类空前的灾难开始了吗？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因为无论什么地位、何种职业，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今天的人们都面对着一个超越政治、超越世俗名利的良心抉择，只有明白真相，我们的选择才会给自己开创未来和希望。

迫害前，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 “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而我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的时候，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