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禁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电子版下载

真相网2018.7.14】推荐精品禁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电子版新书介绍及下载,博大出版社授权发布。

精品禁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电子版下载

下载:

本地下载:《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电子版下载

下载地址2:《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电子版下载


辛灏年新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自序

作者:辛灏年

当我读到这本《讲演录》的校样时,我才想起它应该有个“序言”或是“后记”什么的。

这是我的《讲演录》第一卷,是我“自我流放”以后第一个十年里的讲演录“选集”。虽然它并不包括那几篇可以独立成书的系列讲演,比如系列讲演《太阳最红的年代》和《辛亥三问》等。

凝视著校样,我不由想起,一九九四年早春,当我决心抛弃一切,离开大陆,以求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完成那本历史著作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此后我会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为讲演而四处奔走。那时,我想得很简单,就是悄悄地用任何人也不知道的“辛灏年”这个笔名出版那本书,之后,便悄悄地回到大陆,继续写我的小说。因为,我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就是从写小说开始的。我原来就是一个“没有特殊贡献”的小说家(注释1)。

然而,谁能想到,正是讲演,才使我“等是有国归不得”了。那本书还没有出版,我就因为讲演而暴露了自己的“真身”:“辛灏年,就是中国作家高尔品”——香港的报纸作了如是的报导。因为,1999年春天,当我应邀赴香港大学参加会议和讲演时,香港特区政府竟给了我一张拒绝入境的通知,理由便是接到了中央政府的指示。虽然同道的民运人士都能够进得了香港,虽然我的那本书直到半年之后才在美国出版。显然,是讲演才给我惹下了“祸端”。

1994年秋天,我因为在多伦多大学讲了一场《中国新文学的大趋势》,美国和加拿大杔部的一些大学,便开始连续邀请我讲“中国新文学史”,而我“透过文学史的烟雾”所讲的“中华民国真史”,赢得了许多留学生及其教授们的欢迎,比如来自捷克的著名女教授米列娜。特别是因为纽约著名报人李勇先生的热情推荐,甚至是一再地亲自主办讲演会,竟让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我,受到了纽约和美东地区侨学界的一再邀请。此后,纽约的老华侨们常常自费陪着我飞向美国东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全美学自联》也在美国中部的几所著名大学安排了我对留学生们的巡回讲演活动。我常说,倘若没有这个时期与学界和侨界的讨论,甚至是辩论,那本书也是写不好的。因为从“一言堂”的大陆来到了自由的北美洲,不仅让我听到了更多的真实历史,也让我听到了种种的”奇谈怪论“。甚至正是这些奇谈怪论,才迫使我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辨析。大陆超过半个世纪的“洗脑”,不仅使留学生们,甚至也使得海外的华侨,于无形中接受了“专制复辟者”蓄意制造的种种”概念,理论,历史和谎言“。所以,正是这一阶段的讲演,才使我扩大了眼界,展开了心胸,感到自己因十年思考和研究而得出的思想和理论,已经愈来愈得到了支持;而自己对中华民国的信念,也因之而愈加坚定。

一九九九年十月,书终于出版了。

十月十日,在纽约中华公所,31个华侨团体联合起来为我举办了《新书发表会》。

此后,北美洲九个大城市的侨学界为我举办了《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发行式。

有关《谁是新中国》主题的学术讲演,顿时在美国和加拿大铺展开来了。

北京终于在《光明日报》网站发表了三十万字的《为新中国辩》,对我施以“文革式大批判”,指骂我的书,尤其是我的讲演,“毒害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特别是毒害了青年一代”,一再地公开叫嚷要“将我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注释2),同时也使我的讲演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其艰难的阶段。

原因是北京对海外大学和侨社的渗透愈来愈广泛,也越来越深入。芝加歌被渗透的中华会馆竟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五年内不再邀请辛灏年赴芝加哥讲演”的决议,他们因此而在五年内获得了中共对他们的经济支持。然而,第二天的晚间,我就收到了从芝加哥寄来的一只美丽花篮,里面盛满了鲜花和美食,还有一封充满情义的道歉信,信上说,“五年后,我们一定要重新将你请回芝加哥”。果不其然。当我提笔写这篇“自序”的时候,要是从那时算起,我已经是第三次从芝加哥讲演归来了。

北京为了堵住我的讲演,甚至收买外国大学的东亚教学和研究机构,以断绝他们对我的邀请。当我应邀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演了“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之后,剑桥大学东方系便要请我赴该校作研究工作,对此,北京立即下了狠手,该校的副校长——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立即找到了该系的日本人系主任,说: “······如把此人请来,他会搞乱剑桥······”。我的讲演从大学开始,而今几乎是“无疾而终”。因为北京将能够收买的西方大学,特别是其中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人教授们,大约也“统战”得差不多了。

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以致我2012年应邀去温哥华讲演时,UBC的一些来听讲演的中国留学生,居然将自己化妆成了“老头或老太婆”。至于派人在教室的门口阻拦/威胁/登记来听讲演的留学生,早已是家常便饭。我甚至因在温哥华讲演,而遭遇了北京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精心策划的绑架,谁想天不灭我,就在最危险的那一刻,我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居然破门而入,救走了我们夫妇。虽然,那个从日本调来的“杀手”,那个“黄头发”,居然跟踪到纽约,走进我太太工作的地方,公然地威胁她,甚至在大街上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撞倒在人行道上。而他们精心设计的三次“下毒案”,虽然使我两度“命悬一丝”,但是,我还是活过来了,并重新走上了讲台。

国民党虽不致于像共产党那样,却始终对我采取“全面封杀“。太多的台湾华侨,特别是侨领们,为了我能够去台湾讲演,以提高岛内人民对于中华民国的信心,近20年来不知给台北政府,特别是台湾国民党,公开发出过多少次呼吁,私下里寄去过多少封恳求信,甚至一个个亲自上门去敦请国民党政要能够邀请我去台湾讲演。然而,他们不是屡屡遭遇冷遇,就是当场听到了“辛灏年是匪谍”的回答。迟至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当”芝加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郭自生博士,向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杨英毅询问“国民党为什么不邀请辛灏年赴台讲演”时, 杨英毅仍然用“有人说辛灏年是匪谍”这样一句阴冷的话,将老朋友郭自生先生顶了回去。就不说台港海外的著名报人,北美《世界日报》的创办人之一,辛灏年海外讲演的开创人李勇先生,20年来,为了辛灏年赴台讲演而霉头触尽的“故事”了。不久前,他还在给马英九总统的复信中,为了辛灏年的“20年委屈”而大大地骂了国民党一通呢!

台湾国民党不仅持续污蔑我是“匪谍”已近20年之久,并且利用他们所控制的海外势力,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抵制我的讲演,消弥我的声音,我“在台上讲演,在台下受气”的太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直至今日,当我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讲演”系列正在北美洲巡回之际,中华民国台北政府驻美国代表处的处长先生沈吕巡,居然为了配合中共纪念抗战七十周年的“海外战略”,公然违背台北政府“6.25通知”要求,做出了对不起中华民国前人和今人的事情,在逼迫我主动谢绝华盛顿的抗战讲演邀请之后,竟又指令芝加哥代表处临阵“换人”。或许他不知道,我是来海外讲演“国民党抗战”的第一位大陆学者,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和侨领们所“钟爱”的一位讲演者;他更不会明白的是,他不可能成功。因为芝加哥的侨学界早已拥有了抵制他“为共驱辛”,利用权势破坏辛灏年讲演的“免疫力”。

至于台湾的一些出版商们,则因“畏共自律”,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谁是新中国》在台湾的出版。台湾已有许多陌生的读者致信给我说:“······当台北重庆大道的一家家书店里,到处都摆满了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书时,为什么书架上就是没有你的《谁是新中国》出售?”

我只能“无语”。

许多年来,当我看着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的“人士”,甚至包括北京潜伏在海外所谓民主阵营里面的特殊工作者们,都被国民党及其政府用种种名目一次又一次地请到了台湾,我虽然”徒有羡鱼情“,心里也难免有憋屈之感,却从未对“中华民国的台湾”稍生怨怼之心。因为,那是国民党变了,中华民国并没有变,何况我就要自己去叩开台湾的大门了。“因为那是民国的门,它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全中国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民”。

在我的“问题”上,尽管“国共合作”得如此地和谐,但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华侨团体,各地的侨学界,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抵制了来自北京和台北的双重阻扰和反对,围堵和破坏,从而让《谁是新中国》的“天问”,《辛亥百年讲演》的系列,和《祖国在危险中》的开讲,还有我《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讲演——《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战七十周年讲演》——“国共抗日战略之对比》······,不仅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在海外,而且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国内,传到了国人的心里。成千上万封来自大陆的听众来函,大陆八零后/九零后的热血青年,和大陆年轻农民工们给我发来的热情来信,特别是整个大陆那一波又一波正在迅即涌起的“民国热”,以及大陆人民对于“光复民国大陆”的鲜明政治诉求,在在都于我的心里凝聚成了谁也摧毁不了的力量。任何污蔑和围堵,都动摇不了我要“为中华民国正名,为中国国民党历史辩污,为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辩护,为光复民国大陆而艰难奋斗”的决心;都绝然摧折不了一个“匪谍”对中华民国的坚强信念,和对“民国真史”的那一份刻骨铭心的“痴情”。

今天,当我“这个老人”站在海外的讲坛上,虽然常常会面对着许多老泪纵横的光荣前辈,我却能够透过那一双双昏花却又满怀希望的老眼,看见民国大陆那无数双年轻而又炽热的眼睛里正在闪耀着的革命火花。

21年了,我几乎是刚刚登上北美洲的土地,就开始了我的讲演,更在讲演里焕发过我中年的激情。而今,又将我一个老者的深情与期望,化尽在我每一场讲演的谈吐之间。

21年了,虽然台湾的大门对我总是冰冷的深闭着,但是,他们同样阻挡不了那一封封包藏着正义,爱心,理想和青春激情的飞鸿,阻挡不了它们飞掠大洋,飞到了我的眼底和心头,为我,更为大陆许多怀有光复民国心志的大陆人民,带来了扯不断的希望。

21年了,我的讲演生涯似乎还没有走到尽头,虽然我自知已经远不如从前。然而,只要北京“一不小心”又让我多活了几年,我就还要讲,还要将孙文革命,民国真史,和我对国人,特别是对两岸青年的期望,记录在我讲演的人生里程上。因为:“民国的历史,本无尽头,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动乱,倒退和专制复辟而已。与当年的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和那些推翻了共产党统治,重续了自己民族国家传统的东欧诸国一样,她的前景必将是无限光明。”(注释3)

我并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比起台湾“讲真话”的名嘴和大陆“讲假话”的名嘴来,我岂止是略逊一筹。就不说那些有着浑身解数,却又无处可讲,无处敢讲的大陆“真正才俊”们了。

不过,我始终以为——

讲演是要用真心去讲的。真心才会使你口无遮拦,讲的都是真话;也只有真话,才能博得听众的理解和倾心。

讲演是要用真情去讲的。唯有真情,才能化却误解,融化冰冷的心肠,将自己的心跳和听众的心跳悄悄地合到一起。

讲演是要用信念去讲的。只有信念,才会让听众感受到你的精神意志,感到信念之下,一切私念,都会变得那样的渺小,那样地微不足道。

讲演是要用知识去讲的。唯有那里面埋藏着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相,才会向听众传达出真理,描绘出明天。

讲演是要用思想去讲的。因为有了思想,就像在一个美丽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串闪亮的珍珠,闪烁著逻辑的光彩,主题的力量,和灵魂之美。

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讲演,将要求你持之以恒地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从而一天天地将它们积累在感情和知识的库存里,当你面对听众的诘问时,你才不会“枉顾左右而言他”。

讲演还需要爱,尤其是面对着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正在遭遇着“层层专制统治集团”持续蹂躏的痛苦之时,唯有真爱,才能使一个讲演者焕发精神,口若悬河,却不会偏离人民的追求和期待。

············

我是在太多的讲演中才渐渐地懂得了它们,实践着它们。这,或许便是许多听众会喜欢听我讲演的原因,或是某些听众总是要对我咬牙切齿的原由。

我的口才真地不是很好,所以我在每一场讲演前都会潜心研究,认真准备。一次系列讲演,它的“带资料提纲”,总是密密麻麻,至少有60页之多。即便是一次两小时左右的讲演,我的“带资料提纲”,也足足有二十多页。因为做事情,需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做学问,更需要“广所以求深,深所以思广。没有广就没有深,没有深也就没有广”。讲演也是一样。

尽管如此,每一次讲演前,我还要再做一次讲演卡片,甚至在临讲演前10分钟,我还会像一个临考的中学生一样,藏到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去重温一次讲演的要领,并将它们在心中迅速地默诵一遍,唯恐忘却了某个人名,某个地点,或某个事件发生的年/月/日。直到已经走上讲台,我的情绪才会慢慢地从紧张中松弛开来,因为我的全副身心,已在渐渐地投入到我必须同时付出理性和感情的讲演之中。虽然听众们看见的,总是空着两手走上讲台的我。

我之所以说了这些,就是想借此回答许多朋友的询问,想告诉他们,讲好一场讲演,你不仅要付出功夫心血,还要付出人格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你就会心神恍惚,吞吞吐吐, “一句真话三分假,半拉假话半拉真”,“既要拍马,又要撇清”,“既要改良,却谈革命”,那么,你又如何能够感动别人,让别人来接受你的理念,你的思想,你的“心声”?

讲演不难,难在你的心,你的情“究在何方”。对我们大陆人来说,难在你究竟怎样才能“去假存真”。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讲演者必须具备的人格要素。

或许,这便是我的经验,不,是我的甘苦。虽然,我离“讲得好”还很远,很远。

我的《讲演录》第一卷就要出版了。我不能不在此谢谢那些与我的讲演永远扯不开干系的朋友们,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因为我无讲稿,所以,我的“讲演录”都是朋友们听打出来以后,再由我校对/修改或补充的。《透视中国》独立摄制组的听打朋友,台湾那些与我还无缘谋面的听打者,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博士,对他们,我实在不能不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我难以言述的感激之心。

我还要好好感谢的,就是《透视中国》独立制片人林丹女士,纽约的摄影师阿彪兄弟,芝加哥的摄影者林占同先生,旧金山的摄影者徐政博士,英国的摄影者罗元教授,好莱坞的外景摄影师——我的好友“老夏”等许多朋友,他们不仅是一次一次日以继夜地赶制着的我的讲演视频,而且他们还常常要顶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坚持将我的讲演搬上屏幕。我倾慕他们的精神,钦佩他们的意志,欣赏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是没有他们,国人纵使“翻墙”,也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讲演的。

我绝对不能忘却的,还有欧洲/美洲/大洋洲许多为了举办我的讲演会而默默无闻地奉献了太多辛劳的卓越侨领,学者,和黄花岗杂志的副主编李刚博士,副社长孙云先生,义工编辑年轻人逸非,英国的李桂华博士,澳大利亚的蒋希莉硕士等太多朋友。他们总是将工作撂在一遍,家事放在脑后,在三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讲演中,他们或是为我做现场的同步翻译,或是为了保障我外出的安全,或是为了能够及时写出有水平的报导,或是为讲演会的会务耗费了他们太多的精力,时间,甚至是钱财。我若不借此《讲演录》出版之际,对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感激,我又如何能够称作他们的朋友或战友?

最后,我还要感谢的,就是眼下在台湾还是一家小小出版社的《博大》出版公司,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在台湾为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最后的侮辱》。现在,他们又要为我出版这部《讲演录》,并且就在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心要“不请自去”地扣响“民国台湾”的大门时,他们要让我的这部《讲演录》问世在台北我的讲演会上。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但他们的那一股凌然正气,岂止让我感动,而且让我钦佩。我们来路不同,但去路一致,就是“自由”,并且是为我们大陆的人民去争取种种的自由,自然包括出版的自由。这样的出版社,别看它今日不大,但它一定会比两岸那些蝇营狗苟的出版商们对我们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要大得多。因为它才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是伴随着我们痛苦的人民正在追随的世界民主潮流向前走的。就此而言,非但无大小之分,而且又焉知它不会大起来,不会成为未来华文出版界的一方“既博且大的巨子”?

总之,我的《讲演录》,是集体智慧和集体劳作的成果。它绝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

是为序。一位普通讲演人的自序。

2015年8月2日于美国旧金山佛瑞蒙欧龙山下庐人居

注释:

1/一九九一年,我被相关部门批准为第一批“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本单位只有一老一少两人。当安徽省文联的党组办公室主任亲自来我家请我填表时,我即写了一张条子请他捎给党组,条子上说:“我是个写小说的,靠卖文吃饭,没有特殊贡献,谁想要就给谁吧。”结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培新便认定我“不像过于老实,而是心有异志”。我默然。

2/请参阅大陆“光明日报网站学术交流中心”栏目和“毛泽东思想网站”等。

3/摘自我的“讲演录”。

读者若需购买实体书籍,可联系博大出版社:http://www.broadpressinc.com/buynow/

◇ 一键分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文分享: . . .. . . . . . . . .. . . . . .

这里是你留言评论的地方

10 + 10 =
Copyright © 2007 - 2018 , Design by 真相网. 本站资料可以免费自由转载. 若有版权问题请留言通知本站管理员.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