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是大非面前 孰可中立? ——对邪恶沉默等同于同谋,为正义发声才能守护良知

真相网2020.8.22】【文: 华剑】美国波士顿大屠杀纪念馆外的石碑上镌刻着一首著名的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对付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首诗之所以被放置在城市中心、众目之下,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人们:“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应该为正义发声,没有中立可言。

大是大非面前 孰可中立? <span>——对邪恶沉默等同于同谋,为正义发声才能守护良知</span>

“中立”的代价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康熙朝实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康熙六年,年满十四岁的康熙帝开始亲政。当时的朝政仍被横行霸道、结党营私的鳌拜把持。鳌拜不仅矫诏杀了二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甚至还欲禁止言官上奏,其党羽遍布朝廷,作威作福,众官员敢怒不敢言。

当时的朝廷中,开国大臣遏必隆的地位可与鳌拜抗衡。康熙先帝顺治安排遏必隆为辅政大臣,其地位名列于鳌拜之前,目的就是为了制衡鳌拜。康熙皇帝亲政后,更特封遏必隆为一等公,加太师职务,遏必隆位极人臣。皇恩浩荡下,遏必隆却在皇上与鳌拜之间处处保持“中立”,对鳌拜的恶逆姑息养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曾上奏弹劾,也不加劝阻告诫,甚至还不失时机的附和鳌拜。

康熙八年,少年有为的康熙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党羽。康熙认为遏必隆受两朝皇帝恩宠,看到鳌拜擅杀多位大臣,势逼皇帝天子,却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在善恶正邪面前默不作声,无疑是助纣为虐。康熙将其抓捕。一年后,遏必隆病逝。鳌拜也在狱中病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立”看似安全,明哲保身,实际上是将自己处于各方的抛弃之中,是在最危险之中。

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说过,“中立”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等国纷纷宣布中立,极力避免被卷入战争,但是纳粹德国却并不买账,很快用铁蹄踏破了他们“中立”的幻想。瑞士虽已宣称中立,但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二战期间,瑞士向纳粹德国购买犹太人的黄金,拒绝接受犹太人难民,至今仍备受世界争议。太平洋战场,美利坚实力最为雄厚,开始却保持中立原则,收获的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立刻宣战,一改中间立场。

平庸之恶:服从性“中立”

著名的犹太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的概念。她认为极权体制下的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即: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甚或直接参与。

1962年6月1日,纳粹高官艾希曼被处以绞刑。在审判时,他一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

艾希曼的辩护引发了她的思考。“平庸的恶”是对强权与体制不加思考,只是服从或保持服从性的“中立”。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反道德行为,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的宣教和认可来给自己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罪错感。但杀人偿命是天理,无论艾希曼如何为自己辩护,仍不能逃脱正义的惩罚。

中共治下,平庸之恶随处可见,文革便是典型的案例。传统文化被破坏后,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良心与道统,普通民众也甘做帮凶。如今,五毛、小粉红、告密的学生、朝阳大妈等等,人们以满足各种私利为动机,比如糊口饭吃、积极上进、推荐就业等,半推半就或积极主动的服从附庸党的意志,而全然不顾自己是否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

人心在“中立”中沉沦,社会在服从下败坏,假恶斗泛滥,人心冷漠,这样做,非但不能自保,结果是人人互害。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一辆公交车坠落长江,造成司机和乘客在内十五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为自己发现过站未下车,要求司机停车,但由于该处无公车站,司机拒绝停车,双方暴发激烈口角争执,并演变成双方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从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乘客与司机发生冲突的五分钟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来干预和制止,对毁灭性的破坏举动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充当看客。这五分钟里,但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劝说,都不会导致这样的恶果。

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就是要为正义发声,不能选择“服从性中立”。在中共残酷统治下敢于发声尤为可贵,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化名)经过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场武汉疫情彻底改变了他按照当局者意愿做个顺民的想法,他要为死者发声。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瑞士不再中立,对中共是核弹式打击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善良无所作为。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给全世界带来的是饥荒、杀戮与极权专制。中共百年红潮将中华文化破坏殆尽。时至今日,活摘人体器官,掩盖武汉肺炎疫情,破坏港人自治,偷窃西方社会,赤化、拉拢、腐蚀西方政商大亨,可谓无恶不作。对中共中立意味着什么?那些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是对中共持“中立”,“一分为二”态度的结果。

在大是大非面前,正义与邪恶较量中,没有中立与中间立场。天灭中共,孰可中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连出重拳,美国制裁中港官员,冻结其海外资产,引发骨牌效应。一向“中立”的瑞士也发出正式通告,定于11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禁止包括瑞士银行在内的瑞士企业与侵犯人权的国家做生意,剑指中共。公投结果如果禁止与侵犯人权的国家做生意,那将会对中共造成核弹式的打击。

2019年8月,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转发了一则消息,指2019年4月17日,以保密著称的瑞银公布有100位左右的中国人,在瑞银的存款达到了7.8万亿元人民币。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如果公投通过,中共权贵5000个账户、不知多少万亿的资金将被冻结。有评论说,这比美国的制裁更令中共权贵心惊胆寒,中共的沉船计划就要泡汤,万亿资产或打水漂。

1950年9月14日,中共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今已有将近70年建交史。2019年,中瑞双边贸易额318亿美元,主要是一面倒地从瑞士进口机电产品、化工医药产品、光学仪器、医疗设备和钟表,进口额占双边贸易额的85.7%。在利益面前,瑞士选择了良知。2020年8月2日,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接受Sonntagsblick采访时表示,“中共滥用人权和对香港的严厉镇压将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对,中共国已经偏离了开放的道路,希望瑞士能够对中共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如果中共坚持自己的路线,西方世界将做出更加果断的回应。”

瑞士的转变可能是对中共核弹式的打击,不仅中共高官的海外财产面临危险,而且瑞士由亲共转向唾共,由中立导向弃共,这意味着正邪的天平上,中共已经完全失衡失控,一边倒地往天灭中共的方向上奔赴。

天灭中共,无人能置身事外。顺天而行,做出正义的选择才能守护世界的未来。

转载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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