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

真相网】(RFA独家)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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