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作者:退党是唯一选择

真相网2012年9月14日】据大纪元记者唐玉华盛顿DC报导: 9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召开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异议人士器官”的听证会。作为证人,前资深调查记者和“保卫民主基金会”兼职研究员伊森-葛特曼(Mr. Ethan Gutmann) 出席会议,提供了12位证人的证词,并强调正在发生的“退出中共”这个运动的意义。

葛特曼先生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以及《亚洲华尔街日报》、《投资者商业时报》、《每周标准》和《国际事务杂志》撰稿人。也是“保卫民主基金会”兼职研究员。

以下是葛特曼在听证会上的部分发言。

为了解中国政治犯是如何被大量活摘器官的,我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的医疗人员、强制执法人员和50多位来自中国劳教所的难民进行了广泛和大量的采访。根据我的调查,中共的活摘器官现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疆。到2001年,这种行为扩大到全中国,而法轮功修炼者被迫成为了中共“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而且这些供体在被活摘器官时经常被匿名处理。

中共从罪犯身上进行活摘器官的行为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到1990年,这项活动已经系统化,其中包括中共建立了“器官移植”同意书和在刑场设立活摘器官手术车(死刑车)。器官供体是罪犯。无论这些犯人是否被迫签署了“器官移植”同意书,他们都是被中共法律判为死刑的人。

我的第一位证人叫Nijat Abdureyimu,乌鲁木齐公安局第一分局的警官。他对我上述的中共活摘器官现象没有任何怀疑。他特别注意到1994年的时候,实施器官活摘的医生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公开化。那时他的一位同事听到从器官活摘手术车内传出“地狱般”的惨叫。两年后,监狱的医务主任对Nijiati坦白说,对活人进行器官摘除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我的第二位证人是Enver Tohti博士,乌鲁木齐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回忆了在1995年发生在刑场外的一幕:一个罪犯的胸部中弹,不是为将他致死,而是将他的身体带入深层休克状态,减少身体的蠕动和收缩,这样做可以减少活摘器官手术中出现的问题。在他上司的不可被违抗的指导下,Enver对这名犯人实施了活体摘除其肝脏和肾脏的手术。那个刑场通常是给政治犯准备的刑场,所以那个犯人不像其他犯人那样被剃光了头。

我的第三位证人是一位在中国伊宁市一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她说这家医院已经不能再被称作是医院:敢于为维吾尔族抗议者治疗的医生会被捕,维吾尔族医护人员被隔离、汉族医生对不幸成为第二胎的维吾尔婴儿注射死亡针。她说,伊宁事件结束6个月后,一位21岁的维吾尔族抗议者在一家军队医院被活摘了肾脏。这个时间与我下面的第四位证人提供的时间信息吻合。

第四位证人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当时按照六名正在寻找健康器官的中共高官的指示,乌鲁木齐一家监狱命令几个犯人做验血。这名医生在监狱西区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为犯人验血。由于这些政治犯不在死刑犯的名单上,他们对验血感到非常恐惧。监管强制他们接受了验血。这位年轻的医生在违背自己良心的情况下,边抽血边安慰犯人说:“这只是为了你的健康好。”六个月过后,监狱里又新来了6个中共干部,上面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

下面的8位证人(姓名全部是音译)邱阳耀 、王文宜、王晓华、荆天、戴颖、方思宜、于新华和刘贵福都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关押他们的不同的劳教所有着彼此极为不同的环境和设施条件。但有两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而且他们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身体检查。医生,通常是军医,都给他们做了大量的血液化验,然后做X光胸透,然后是尿检和腹部检查。很多时候,医生还给他们做详细的眼角膜检查。医生没有对他们进行眼睛追光的检查和视野检查。仅仅是针对角膜的检查。也没有任何脑功能方面的检查、或用小锤敲打膝盖的检查、淋巴结检查、耳朵、口腔或生殖器表面的检查都没有做 – 医生只对可以用于零售的器官做了检查。

我对中共政府为这种检查以医疗检查为由给自己辩护表示强烈抗议。为什么这些检查被实施在上千名法轮功男女修炼者身上,特别是对女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在给法轮功修炼者做大量血液化验后,把他们用特殊安排好的车辆运走;或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之光”基督徒(Eastern Lightning)或西藏抗议者也被实施同样的身体检查。

我无法提供中国家庭基督教会成员、维吾尔族人和藏民的死亡人数。但我估计在2000至2008年期间,有6万5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因活摘他们的器官在中国被谋杀。对于这一数字是如何考证的,我在《国家器官》一书中有详细地说明。考虑到我在听证会上发言的时间有限,我请你们将我在《国家器官》一书中发表的内容以及“恐怖的中国器官活摘”和“新疆程序”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一并收入今天的听证记录中。

任何人在阅读了这些材料后都会抓住一个明显的事实 – 对政治犯的活摘器官是受命于腐朽的中共干部。中国是一个被中共监视的国家,他们的党员和军队成员是重点被监视的对象。王立军自己就曾获得器官活摘方面的医学创新奖。所以“中共中央”知晓这个事。这件事是由政府操控的。由此,每位读者都能很快地明白为什么正在发生的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叫“退出中共”,而不是“改革中共”。

葛特曼多年致力于调查和研究中共对国民在网络上的监控、劳改系统以及西方商人与中共维护自身安全的矛盾交接。他的研究在过去的10对年中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团体的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他曾经被邀请在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日内瓦国际人权组织和欧洲各国议会、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出席会议并提供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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