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二)

真相网2012年5月16日】接前: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一) - 真相网

政法委成为中国最大黑社会

中共前公安部长曾语出惊人:“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九三年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曾扬言“黑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当中有些人也是爱国爱港的”,此言一出,令港澳台黑帮极为振奋。六四屠城后,北京设立了一个从事海外统战的超国界机构,居然聘请香港的黑社会头子担任要职。这一切,对于全力打击黑社会的香港警方,无异当头一棒。其实陶驷驹是讲述他在美加的亲身感受。这句话曾经使香港安份守己的小民百姓大吃一惊。

中共特别重视收买拉拢黑社会为党所用,人们知道中共建政初期大肆捕杀大陆上的黑社会成员,但镇反运动和清匪反霸并未伤害中国大陆最大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这是因为帮会头子曾经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甚至留下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这样的公安名言,当然这里的“爱国”是指爱党国,而非爱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已经成了气候,官匪一家,天经地义。有些省市的公检法机关已被黑社会头头掌控,老百姓祗能忍气吞声。北京民间关注爱滋病志愿者胡佳表示:“政法委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其维稳系统就是国家犯罪,它不是以公正的方式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压制本身权利就受到侵害的人,使矛盾加深扩大化,把社会积累的愤懑如坐在火药桶上,最终有一天会爆发。”

2010年8月,青岛市建国以来最大涉嫌黑社会犯罪性质犯罪组织首犯聂磊,在北京某小区被侦破此案的青岛警方在其租住的房内抓获。近十几年来青岛的命案及重大案件都与聂磊有关。这次跟聂磊有关的打黑行动把青岛公安机关的头头们一锅端。青岛李沧区公安局长冯越欣、市北区公安局长于国铭、市南区刑警大队长、崂山政法委书记被抓。市南区公安局长在逃,原市公安局局长王永利也被双规。

聂磊在青岛胶州信用社骗贷后,用金钱铺路贿赂政府官员,滋养打手刀枪开路,介入了青岛的房地产业,控制了青岛的黄、赌、毒。2000年《焦点访谈》曝光此事,那时青岛90%以上的赌场都是聂磊开的。2006年聂磊为了抢占新艺城夜总会的经营地方,派手下震慑省房老总张森时将公安经侦科长王衍生开枪击伤,聂磊当天晚上给了王10万人民币,第二天给了70万,然后又给了一套房子!此时正是公安竞争上岗,王衍生又提出竞争上岗不理想!聂磊问他想干什么?王说想当所长,聂磊对他说放心吧,过后王果真当上了黄台路派出所所长。

聂磊在监狱里放话:“我要死大家(保护伞)一起死。”聂磊经营了近二十年的保护伞群起而动。他的保护伞上到市政要人下到普通警察,公检法最多,违法乱纪的能量无限,在青岛有很多政法干部都是聂磊花钱通过关系提拔重用的,聂磊在政法口上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与一般黑社会仅仅用金钱开道不同,聂磊打入公安系统内部的制胜法宝是人事安排,即:利用关系提升公安系统的人,收买为自己的铁杆。据青岛当地人士介绍,近年,有两次青岛警界的“竞争上岗”中,聂磊活动频繁,并由此得到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的称号。连政法委书记升迁也得靠黑老大,吕明江因聂磊案被查。吕此前为青岛下辖胶南市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据传其升迁过程中,聂磊亦功不可没。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青岛某警员曾经由科级晋升到处级的价码是30万元,这笔钱全部由聂磊“埋单”。该警员得以顺利晋升,因其辖区内有众多夜总会、酒吧,不到一年,聂磊的这笔“投入”即可全部收回。

中共政法系统与黑社会互相渗透,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由来已久。黑社会向草民和民企收保护费,政法系统又向黑社会收保护费。中国那么多公安局长,没有和黑社会称兄道弟,酒桌上推杯换盏的能有几个?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黑社会只是在前台行恶的“马仔”,中共的政法系统才是在幕后操纵的“大哥”。如今是红道与黑道共存共荣,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共生体。

这个由中共耗费巨资用来“维稳”的政法系统与黑社会所形成的共生体,就是广义的黑社会,这就是中国这些年来黑社会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它就是中国社会一切不稳定的根源。这个广义的黑社会共生体,由于中共历年来不遗余力地加持与纵容之下,在长年累月残酷迫害善良无辜民众的过程之中不断变异,在这种罪恶的体制的作用下,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肌体上最畸形,最恶性,最致命的毒瘤,聚集了中共党内,乃至社会上最腐败,最凶残,最邪恶,最没有人性的份子,而周永康、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些人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敢于谋反,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他们脚踩红黑两道,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招数远远超出一般体制内的官员。

周永康控制的司法系统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同时被外界称为“第二中央”,由于这个“第二中央”负责中共的维稳工作,又被“血债派”牢牢的控制着,在实际的“维稳”中“第二中央”只听命于周永康,而中共内部的“非血债派”对它并没有实际的领导权与控制权。

“周永康式”的维稳,以“维稳”之名对民众施行暴力镇压,从而激化矛盾引来更大的反弹。周永康在维稳中又不断制造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再从打压中制造更大的不稳定、更加混乱的局面,这不但打乱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是民众更清晰的认识中共的邪恶,从而加速中共的解体。

当中国连一台安全的校车都不肯买的时候,花在政法委系统维稳的钱却超过了军费开支,高达七千多亿元,这让国人情何以堪,而每年高额的维稳经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拖累。周永康在挟维稳之名,向中共中央伸手要钱的时候,也给中共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在经济上难以维持。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最多时就已经动用了四分之一国家财政收入,这笔巨额费用基本是被政法委系统消耗吃空。政法委在继续镇压法轮功和民众抗暴中,耗掉的维稳经费又远超过军费。政法委犹如巨大的血管毒瘤,吸血噬髓,使国家在剧痛折磨中奄奄一息。

政法委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它通过对全社会的“维稳”绑架国家机器,对民众实施打压迫害,又以维稳之名每年向政府索取巨额资金。政法委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周永康等“血债派”对政法委系统的控制,导致中国司法系统成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周永康通过维稳,从政治层面上让中共更依赖于“周永康式”的维稳,周又通过维稳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经费。政法委从政治与经济层面双双绑架了中共,造成一种乱政的局面。

中国古代有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中共用政法委这把凶器迫害中国人,殊不知玩火者必自焚。政法委这把凶器强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反噬其主,现在的政法委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也已经成了对中共最大的威胁。中共用政法委维持统治的时候,却没料到结束其统治,从内部杀死中共的也是政法委。

四、政法委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历史极其悠久,过去都是历代单传。1992年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给了人类。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尽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大法弘传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

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不分男女老少,从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自传出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时间内法轮功传遍中国和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七百多项褒奖与支持,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炼者人数超过一亿。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泽民由于个人的妒嫉,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权力,胁迫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无辜地迫害,十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以千计的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自愿信仰和追随真善忍的人们,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无情毁灭。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驱使政法系统积极地实施迫害,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样指挥政法系统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中共政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又打着法律的幌子欺骗各界民众。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政法委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

二零零九年二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律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从罪行法定原则出发,分析后认为:“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早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法轮功问题提起的民事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对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销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审查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上面的,不限于广东,是全国性的。

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对法轮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径。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可以对法轮功任意胡来、无法无天,但是不准法轮功告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侵权与违法行为。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当时六十八岁),因为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挠,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二零一零年九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中共根本没打算对法轮功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它是绑架、抄家、抢劫、杀戮、判刑在先,在十二年的迫害中一直是在表面利用现存法律和司法体系,实质上是在系统的迫害正信、打击善良、欺骗人民、维持迫害。为了做足利用法律的表面文章,它不仅利用现有法律,还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补充新律、做司法解释,中共所做的一切动作,意在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体系,用所谓的程序和法律陷害法轮功,都是为了企图堂而皇之的迫害法轮功,并通过走法律的过场欺骗全国人民。

1999年7月19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这是中共试图控制组织内部成员的通知,不是法律,也不具法律效力。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公安大肆非法抓捕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学员,迫害开始公开化。中共公开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初始;也是一次中共大面积实施的非法的“司法”行动。

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法轮大法研究会于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此后中共当局阻挠研究会申请成立社团,1997年末研究会成员向民政部、公安部表示不申请成立社团。民政部违宪发布的决定,是取缔本来就没有申请成立的社团,非常荒谬;公安部的通告也具违宪性质;两者都不是法律或法规,不可作为法律依据。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机构、舆论造势的所为。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意欲利用合法程序和法律手段加罪法轮功。但是该决定只是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并无对法轮功的认定。无论该邪教认定标准如何,都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既不违法,也不犯罪,完全是自发性、群众性、遵循“真善忍”法理的修心养性的修炼群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9年10月30日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取缔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提到法轮功。这个《决定》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和法轮功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向善,修炼者普遍道德回升,是社会中最善良的民众,这是被公认的事实。

这个俗称为“反邪教决定”的文件被公检法广泛盗用于迫害法轮功,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指明哪些宗教是邪教,更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所以这个“决定”不能作为给法轮功修炼人定罪的依据。另外,这个决定不但违反宪法“信仰自由”精神,而且非常粗糙,根本不能与正规的法律相提并论。

《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很多人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邪教”决定当作是针对法轮功的,从而把它当作是认定法轮功“违法”的最高法律依据,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名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1999年10月30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生效施行。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制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前提是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而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其加以诠释和说明。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对案件当事人及其与案件有关的人具有约束力。然而该司法解释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因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中共意图用现存法律和合法程序加害法轮功。

两高关于打击邪教犯罪的“司法解释”(一)(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与法轮功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是有益身心、造福社会的功法,根本与邪教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认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并不是针对法轮功的。至于很多法官运用这个解释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那是迫于上面的压力。

《宪法》六十七条和《立法法》四十二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也没有立法权,因此,它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它们本身也是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理依据。

因此,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两高”带头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出现“法轮功是×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何况它们都是违宪的。所以,把这个内部通知作为法律依据,利用处理“邪教”的《刑法》第三百条和“两高”司法解释来判定法轮功学员犯“破坏法律实施罪”是完全错误的,都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非法裁判。

二零零九年初,海外媒体曝光了山东青岛和辽宁沈阳两地“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加强打压法轮功的秘密文件。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还暴露出中共被迫调整的司法新底线: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这种见不得人的秘密文件,再一次暴露出中共以内部文件代替法律继续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的司法黑暗。

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地方上一般由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担任这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名政法委副书记担任“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而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六一零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是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和省、市级“610办公室”是相应级党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迫害法轮功的具体职能部门。在所谓的处理法轮功事务上,610办公室完全是一个超级机构,其权力在一般政府部门和公检法之上。“610办公室”成立的本身避开了中国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610办公室”属中共重点保密单位,是非法秘密机构,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直接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中央“610办公室”的成立,未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江泽民以权代法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实际负责打压法轮功。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六一零的头子从中央到县一级一般都由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担任,因为政法委可以有效的干预公、检、法、司,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从县局一级到基层一般是一把手主抓,保卫科具体实施指挥局二级机构,二级机构再落实到具体人,乡、镇办事处也是如此,街道居委会、工厂、企业都有六一零专职人员对口,农村甚至落实到组(过去叫生产队)。因为六一零的目标就是迫害法轮功,自上而下的自成体系直线领导,基层形成网络,胁迫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参与、全方位监控打压法轮功,因此是政府性、全国范围的领导、组织和实施迫害法轮功行动的庞大犯罪系统。

六一零的人员是由公检法司及政府各部门抽调的人组成,六一零属于党务组织,现在对外挂牌是“防范惩治邪教办公室”,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实际上它是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的,内部还是称六一零。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政法委网站列出了大庆市六一零办公室(“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隶属于大庆市政法委,并且列出六一零办公室有八名行政编制人员,二名事业编制人员。另外,大庆市政法委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六一零办公室挂“市政府防范和处理×教问题办公室”牌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原北京大学一法学博士曾在2003年到江苏做过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把政法委员会制度称为是一种隐性司法制度,他在调查报告中说,在县一级的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四家关系中,由于公安部门实力最强,而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高(一般说来,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比法院、检察院长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书记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级别,就机构本身来讲,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政法委员会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取决于这几个部门的权力博弈。

但是,在中共发动的从上到下的整人政治运动中,政法委却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关键部门。作者说,他去调查的那天下午,正赶上县委组织部来通知,宣布政法委员会的四个干部退居“二线”,其中包括三个政法委副书记全部下台,但保留了主管六一零办公室的一个兼职的副书记。可见,迫害法轮功是中共邪党政法委的重要职能。

六一零的权力极大,在迫害法轮功中所有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都要听从它,服从它。它拿出的意见、下达的指令其他机构必须执行。六一零在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指挥部署中很少行文,绝大多数是电话通知、开会安排或亲临现场下达命令,不仅如此,各地六一零互相配合,可以跨地区指挥。

六一零名义上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可它并不是隶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干的是非法限定人身自由、劫持关押公民、指挥公安、安全局监听、监控、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干涉法律公正、强制洗脑、实施暴力、非法入侵民宅、策划恐怖行为、制造谎言、任意胡作非为、自立土政策,执有生杀大权。它既不隶政,建树政绩,甘当“人民公仆”,它又超越宪法,取代法律,害民害国,一党之下,万政之上。

六一零要求各单位控制、软禁法轮功人员,单位按六一零的部署要求把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软禁在单位或家中,24小时派人轮班严密监控看守,陪吃陪睡不准外出,扬言谁没看住人就开除工作。这种非法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被六一零认为是骨干的法轮功人员被六一零指示公安逮捕诬陷判刑,指使安全局人员介入,直接找法轮功学员表态、收集信息。六一零带着公安到各单位伙同单位保卫科(单位六一零人员)行恶,让单位保卫科把法轮功学员叫过来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进行表态,如果说还炼,六一零当场就指令公安抓捕送劳教所劳教。99年至今,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拘留、被抓判刑、被抓送进劳教所。

六一零指使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学员。六一零下属网络人员发现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后立即汇报、提供信息,六一零命令公安政保大队行动,对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六一零要参加意见,检察院、法院都要按六一零的意见行事,如: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六一零拿出意见,法院进行判决后,光判决书就要送六一零五份,实际上法院只是傀儡,是六一零在操控一切。被送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也是当地六一零暗箱操控,监狱里有监狱六一零系统,直接负责接收、安排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监区或其它监区进行迫害,进行转化(劳教所更是如此),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里受到精神摧残、肉体摧残(包括电击、上刑、毒药毒害)、奴役劳工等方面的迫害是监狱(劳教所)六一零系统部署、下达指令,而后由监区、恶警执行,或指使犯人作恶行凶,法轮功学员所在地的六一零与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密切联系,把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情况提供给狱方,以便狱方(劳教所)攻心、恐吓、株连,指使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寻找对策迫害,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到期,当地六一零不来接,监狱(劳教所)就拒不放人,直到当地的六一零来了,把法轮功学员交还给当地的六一零。六一零把人带走后把坚定修炼的学员又直接送到洗脑班关押迫害。不仅如此,根据六一零指使,司法部在全国监狱、劳教所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进行强制转化,如二零零四年三月所谓的“春雷行动”,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施以酷刑强迫转化。同时司法部配合六一零制造谎言构陷法轮功,对外进行舆论蒙骗。

六一零不定期的办洗脑班,被劫持去的法轮功学员被长期的非法关押,据洗脑班附近的人说,经常可以听到他(她)们被打的惨叫声。六一零打人的手段是狠毒的,不准睡觉法轮功学员是常事,还强迫法轮功学员自己拿钱付食宿费,一般都要几千元。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或辖区也要出资,单位、辖区拿不出钱也要拿,否则就辞职别当官。

六一零为了达到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就范,强迫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只发给法轮功学员极少的一点退休金或是完全不发。对于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回来后,单位即使不开除,六一零也通知财政停发工资。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六一零把工资卡拿走,它们取出自己花。法轮功学员为了生存,去找工作,它都去威胁其单位不让录用。六一零想方设法从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使其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公安国保大队也通过罚款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六一零还指使公安、单位、辖区、办事处等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或上门恐吓、抓人,致使法轮功学员无任何人身保障。无法在本地生存下去的法轮功学员,在只有流落他乡非常痛苦的生活时,六一零还不放过,指使公安、国安用先进的侦测手段定位到外地把人抓回来迫害。

六一零还要求各单位经常搞什么社区宣传,以所谓的“反对邪教”为借口,用蒙骗百姓、奖金奖励等方式引诱不明真相的人来诬陷好人犯罪,用所谓的“和谐社会、社会稳定、打造平安社区”的谎言把善良的法轮功诬陷成“不稳定的因素”、“恐怖分子”进行严打和迫害。还印制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发放毒害群众,到法轮功学员的家中挑拨是非,使家中不炼功的人施压家人,制造矛盾。利用所谓“转化”人员四处活动,加入它们的作恶行列。安排线人假冒法轮功,四处收集法轮功学员名单,引导国安抓捕陷害。

六一零血债累累,在抓法轮功学员时入室抢劫法轮功学员家中的财物,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它下达抓捕的命令中,被公安政保大队抓去在酷刑逼供中受尽了折磨,在痛苦中失去了生命,在六一零的指令下,法轮功学员被送到监狱(劳教所)里在监狱(劳教所)被残酷的迫害致伤致残,被药物迫害的精神失常成了废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使得多少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政法委利用非法劳教制度迫害法轮功

除了打着法律的幌子,走所谓的司法程序实施迫害之外,中共完全连司法程序都不讲,用和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的劳教制度实施迫害。劳教是中共绕过司法程序大规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

政法委、六一零通过公安任意抓人(主要是国保)、劳教(公安法制部门),绕过司法程序可以把人非法关押四年之久。非法的劳教制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极大方便,从而成为中共大规模非法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这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公安权力急剧膨胀和败坏的重要原因。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共从前苏联引进的,是严重违法的。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面对国际压力,本想取消劳教制度,却因为镇压法轮功才又得以延续。近年来,中共的劳教制度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现行的劳教制度和现行法律是矛盾的,是非法的。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中共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长达4年之久。这说明,国务院和公安部门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直接违反宪法。

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按照法律的级别来说,《立法法》是除了《宪法》以外的层级最高的法律。如果层级较低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和层级高的法律冲突的话,那么层级低的很显然是无效的。《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而“劳动教养”是什么?它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得由来法律规定,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才能设定,而不能由国务院和公安部来制定。

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之后,公安部还于2002年和2005年越权颁布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部门规章,这主要是针对法轮功的。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机关知法犯法,制定直接违反法律的部门规定。这个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部门规定成了劳教制度的“依据”,即劳教法轮功学员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的。

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劳教直接绕过司法程序,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这为中共当权者迫害法轮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政法委、610可以任意把法轮功学员绑架送去劳教。劳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手段,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动教养所(院)遭受折磨、精神摧残,百余种酷刑触目惊心。

杨苏红(女)是一个身高仅有1.2米、体重23公斤的肢体残疾人,家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办事处积善社区。杨苏红从小命运坎坷,八岁开始就病魔缠身,先后患上“结核性腹膜炎”、“白血病”等症,一九九八年更是雪上加霜,被昆明肿瘤医院确诊为“骨癌晚期”,并说她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了。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杨苏红于一九九八年二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炼自己,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的她身上的各种病症消失了,她丢掉了十多年的药罐子,摆脱了病魔,重获生活乐趣与生命真意。曾为她诊断过的医生再见到杨苏红时,惊叹道:“想不到你还活着!”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杨苏红被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欺骗绑架至大板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杨苏红坚决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坚决拒绝所谓的什么“转化”。在劳教所半年的时间内,杨苏红被迫参加与正常人一样的超强的体力劳动。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于二零零五年五月被送回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含冤去世。年仅二十四岁。

政法委利用司法系统配合军队大规模活摘器官

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

政法委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法委,六一零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

设在沈阳的中共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该中心2003年使用的网页以及后来2005年更新后又在苏家屯惨案被揭露后迅速删除的中文网页如此写道: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官立医院仅肾移植手术已经完成3万5千余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隶属于司法系统,其真正的指挥者就是中共政法委。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一直呈上升状态,尤其在2003年至2006年间,器官移植成倍增加,移植数量像蘑菇云一样爆炸式膨胀。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在经历了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从2003-2006年的每年一万两千例到两万例,下跌到不足一万例。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提供的官方数字显示,迫害法轮功开始前的97、98年,中国没有成功的肝移植案例,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到2005年达到高潮,2006年活摘器官案曝光后,肝移植数量急剧下降,2007年的数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到了2009年,肝移植数量回落到迫害法轮功初期2001-2002年的水平。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有这样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在中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空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中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法轮功学员就成为了这个暴利行业免费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王立军任主任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曾获得过“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光华创新奖”,获奖成果是他研究注射用死亡液的配方,让死刑犯尽快的无痛苦的死去,为的是得到最鲜活的器官。其性质比二战时期日寇的七三一部队还恶劣!王自曝“两年中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可据统计,中国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者几乎等于零,而全国死刑犯一年才几千,一个小小的锦州市,是谁提供数千个器官呢?

2009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当时就在王立军手下当警察。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的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他回忆说:“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而不是……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胸口已经拉开了,那个女人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就继续割血管……先摘的是心脏,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一阵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详见: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录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2年4月30日公布最新“关于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部份录音”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追查国际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此外,追查国际还保留有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对周永康的调查录音片段,因为和此事相关,也一起公布。

追查国际公布的这些录音证据揭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是知情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调查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象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安部门、政法委、“六一零”的许多人都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或权力、利益的诱使下,被当作工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在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中,使世风日下,很多体制内的人利用权力为所欲为,为自己酿下祸根而遭恶报。

北京消息人士近日披露,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患肝癌、刘京患喉癌、周永康患膀胱癌。此前就有消息称,江泽民其实已经是植物人,只是用药物拖延。对于两个月来全球高度聚焦的中共内讧,江已经无法起作用。

中共高层的盖世太保机构头子,“610办公室”主任刘京癌症在身,成了活死人。而挑起天津事件,引发“四·二五”大规模上访的天津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了;协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调动国库四分之一资金维系镇压的黄菊患癌症死了。

古语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江泽民、周永康等镇压法轮功的恶首在国外以“群体灭绝”等罪名到处遭到起诉,邪党内部份崩离析,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权斗中惨败被囚禁。江氏集团及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之流迫害良善恶贯满盈,迫害法轮功人神共愤,其相继在内斗中或被剔除或遭报,政法委失势,面临清算,就是因为他们参与迫害了法轮功。

五、 现政法委的头目是江系中的首恶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

江泽民掌权时代起,政法委书记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一直延续至今。江知道政法委对其的重要性,所以用权位来拉拢政法委头目,政法委的头目也自然是江看得中,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江系的人。江泽民何其人也,有大量的事实评述,本文暂不细说。

那么这些政法委的头目都是怎样的人呢?那就是罗干、周永康,再到江看中,准备接周永康的班的薄熙来。

阴险毒辣的第一帮凶罗干

1998年-2007年,政法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罗干兼任。

罗干是个极其阴险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由于罗干在中国大陆一直干着臭名昭著的前苏联克格勃的勾当,因此,这个刽子手的其人其事许多鲜为人知。 江泽民当政时,罗长期操纵着公安系统的另一套核心小组,这核心是两套运作系统,既独立又归属公安部管辖,权力很大,包括监视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行踪和言论。

罗干是中共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曾在前苏联受教育,后来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革命组织的上层领导人,这个组织专门进行谋杀活动。文革后,罗混入中共政法部门,并且青云直上。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事件,他亲自策划了所谓的“暴徒焚烧坦克和军车的录相”,编造镇压学生的证据,使军队对学生的镇压合法化。1998年4月,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使其具有了掌管政法委的权力。一个月之后,他又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使他拥有了掌管国家安全部的权限。

在江当权时,罗是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罗干为了能爬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位,一直在寻找机会讨好江泽民。当罗干觉察到江泽民容不下法轮功“真善忍”时,他马上认定这是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大好机会,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就不断的挑起迫害法轮功的事端,当他发现符合江泽民的胃口时,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直至挑起“四二五事件”。

据中共国务院机关的老人反映,罗干实在是无德无能,两面三刀,心狠手辣的无耻之辈。罗干有一个年轻的情妇,前些年罗干为了这个情妇曾经与结发妻子闹离婚,妻子不同意,后有中间人从中调解,把个做官的道理分析与他,这种事情一旦公开毕竟对名誉有损无益,为了个好看的面子,最终没有离婚,但夫妻双方达成协议,妻子不得干涉罗干与情妇之间的幽会,罗干也不得再提离婚之事。罗干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加流氓,可官运却是亨通,这也是江泽民政府腐败的使然。

前胡耀邦秘书林牧揭露:“罗干很会见风使舵,玩弄权术。以前跟着李鹏,后来背叛李鹏跟着江泽民。89年赵紫阳和温家宝去看望绝食的学生,罗干也跟去了,不知是何居心。64后他表示和赵紫阳划清界限,对赵紫阳反击。

这个人坏透了!根本不够人的资格,豺狼虎豹!多次派出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我、骚扰我。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是2000年的时候,罗干到西安发号施令,布置如何镇压群众。他跟陕西省主要领导谈到如何对付我时说:对付这个人,你们不要去抓他的政治问题,如果抓他的政治问题,国际上就要造反,你们就抓他的经济问题,制造男女关系的绯闻。

对付一个70多岁的老人,用这种手段,可见这个人低劣到何种程度!是怎样一个品质恶劣、无耻下流的东西!真是无耻至极!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就用经济问题或者男女关系问题把你搞臭。他们的特务工作就是这么干的!实在可耻!罗干就是最卑劣的特务头子、反动头子、法西斯反动头子!”

罗干不但监控中共官员,为了谋取其政治资本和权力,还一直处心积虑对法轮功发起政治运动镇压,挑起矛盾,从而使政法系统渔翁得利,自己升官进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时代,罗干就在背地里另搞一套,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极左势力与中央改革开放路线对着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几经曲折斗争,与罗干操纵的这班核心班子有着密切关系,当时中央对气功有明确的“三不”政策,对群众的各项气功活动较为宽松,但罗干对群众的各项活动仍是极为严密地控制着,派大批特工混入群众中,经常向中央呈送“阶级斗争动向”的报告,背地里怂恿中共宣传部有关部门、在舆论上批判“伪气功”。早些时候,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类气功,94年开始有较多的文章批判法轮功。

江泽民至少在1996年之前就已经知道法轮功,在罗干阴谋构陷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过程中,江作为罗干的上司,一直默许他这样做,而且,在1999年“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后,江马上重用罗干担当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干将。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由于报告中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令江泽民大为不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把报告推给罗干。罗干心领神会,以“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为由,不断制造事端,嫁祸法轮功。此事再次表明江泽民早已存心要镇压法轮功。

由于碍着中央的“三不”政策,对气功不便明目张胆地下手。罗干就让他的连襟何祚庥来写文章,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到99年天津事件时矛盾激烈程度达到公开化了。

据中共公安系统人士、全国人大某代表提供的消息,1999年下半年镇压之初,江泽民与罗干就“法轮功问题”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随后不久,2000年,罗干到新疆等地巡回时,对镇压法轮功进行指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此后,罗干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香港《开放杂志》在2001年4月报道,“然而‘自焚’的余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部自己承认:“天安门自焚事件”从策划酝酿阶段开始都是国安部根据罗干的指示安排的,自焚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国安部操纵监控之下。国安部对事情的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包括自焚后灭火的时间,救护车的准备,新闻报道的措辞和发布的时间都是多次秘密开会精心布置的。幕后操纵者是江泽民、罗干。参与策划“自焚事件”的一些国安人员,他们也知道法轮功会有平反的一天,他们知道江泽民、罗干心狠手辣会杀人灭口,已经把事件的过程写成报告和录音磁带交给亲戚保管,以备万一。

1999年7月20日后,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从1999年到2002年,他直接参与制定了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罗在出席的多次会议上和讲话中直接要求全国的政法机关等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而且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督阵、“蹲点”。从2001年到2003年期间,罗干至少七次公开讲话,要求全国的政法系统,将法轮功列为第一位打击对象。自2000年9月起,罗干分别前往山东潍坊、武汉、江西南昌、吉林长春、安徽、辽宁、河南焦作、沈阳、黑龙江鸡西兴凯湖等地视察镇压情况,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骤增。

罗干利用政法委书记的职务和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的绝对权力,胁迫利诱全国党政机关 、公安政法系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表彰”迫害凶犯,表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对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镇压,并高额奖励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在中国准备高层领导大换班的“十六大”前期,罗干为了得到江泽民的赏识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2002年罗干作为最后一名入选者进入由惯例7人增加至9人的政治局常委。美国CNN电视台资深中国事务评论员Willy Wo-Lap Lam对此评论说,“这位由东德训练的保守派由于他对法轮功和其他‘地下’组织的严厉打压得到了江的支持”。

心狠手毒的第一打手刘京

刘京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从1999年开始兼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是江泽民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延伸到世界各国的最主要的策划和执行者。刘京长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日常“工作”,一切迫害的具体行动都经过刘京之手,所以刘京是实际执行江罗迫害政策的第一人,是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因此,虽然刘京职位不高,却成了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之一。

如果深查一下刘京的文革表现,善良的人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位六十岁左右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文革中便是煽动所谓的“阶级仇恨”,把数百名无辜的师生打成“右派”、“游鱼”的心狠手毒的有中共高干背景的青年法西斯。在刘京的主持下,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辩论会上大肆吹捧“对联”,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实行“阶级斗争,”“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谭力夫的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提倡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来用。 其严重后果是:全国各地至少上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仅首都一地,在红八月中便被活活打死1772人之多!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刘京的手上在文革中便是血迹斑斑的。

更有甚者,刘京和“血统论”的主要倡导者谭力夫一起,公开贴出大字报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写进中共的党章法律。1966年文革开始,刘京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仗着高干子弟的背景,他很早便被工大党委发展成为学生党员。然而,刘京和他同样有高干背景的同系同学谭力夫一样,在政治上都早已经是野心勃勃的了。1966年8月12日,刘、谭两人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换句话说,要把“血统论”写进党章和法律中。

刘京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曾任昆明市市长,也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京和江泽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早在刘京担任昆明市市长时,曾庆红就请他利用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时和邓朴方的关系找邓朴方谈话协助倒杨。因此,刘京是参与江泽民搞倒杨尚昆、杨白冰行动的重要人物。在江泽民和曾庆红整倒“杨家将”(杨尚昆、杨白冰)的“战役”中,向邓朴方传递谣言,大谈“杨家将”的危险,从而影响邓小平,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刘京后来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期间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京,被江泽民、曾庆红选中送入中共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并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四大元凶之一。

在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连续几年的时间中,刘京一方面直接推广并执行江泽民、罗干的迫害命令,指挥全国迫害,包括:下达开枪令,大规模抓捕、虐杀法轮功学员,推动、教唆给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等方式等。另一方面在国际人权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散播对法轮功的污蔑等不实之词,为迫害法轮功辩解,将广泛存在的人权迫害进行粉饰。

经调查,刘京作为“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几年中不断亲自到各地指挥迫害,下达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刘京每到一处,迫害都会升级,死亡案例也不断上升。例如,2002年2月中国新年前夕,刘京亲自到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会议部署迫害法轮功,下达了对法轮功“彻底铲除”、“可以开枪打死”等命令,随后,长春市、黑龙江省密山市及辽宁省鞍山市相继出现枪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八个频道播出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江泽民下达“杀无赦”的密令,刘京亲赴长春蹲点,指挥长春地区出动6千余名警察,绑架5千余名法轮功学员,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

刘京参与直接部署和指挥省一级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集中转化,曾多次往返国际上恶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指挥修建造价1千万元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马三家劳教所曾用精神和肉体酷刑折磨,仅至2004年底,就使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七名精神失常,四名残废,两名被迫害成了植物人。马三家劳教所还曾经把18名法轮功女学员脱光衣服,扔到男牢房里。

刘京因其在打压法轮功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后,刘不但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而且升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刘京本人因作恶多端,造谣众多,现已患喉癌晚期。

邪恶贪婪的第一元凶周永康

周永康, 生于1942年12月,江苏省无锡人。历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中国公安部部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中共政治局常委等职。 海外媒体揭露,周永康的升迁主要是靠早期的行贿和后期江泽民的提拔。

周永康一直和前妻的关系不好,他常在太太面前表现自己“忘我工作”,实际上却在实业宾馆多次奸污女工作人员,一次在四川省人代会期间,周永康在酒店公开召妓。后来前妻在一场离奇车祸中死亡(知情人士透露说是周永康谋杀),不久后周永康便娶了江泽民的侄女。

周永康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人都称他是个大流氓,他常常自我吹嘘是江泽民的亲戚,“中央派我来的”、“我是江主席身边的人”。 追查国际资料显示,周永康于1999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永康被川人私下叫“人权杀手”。他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他不但多次在四川省重大场合强调加强对法轮功的打击和诽谤宣传,还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安部门与个人进行奖励,并曾直接参与实施某些单位的具体迫害。

周永康授权、监督和批准使用诸如谋杀、酷刑和失踪等手段恐吓和消除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叫嚣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 周永康凭着迫害法轮功,用鲜血为自己铺平了升官之路。

周永康在具体推行和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上可谓尽心竭力。周永康的趋炎附势、冷血、贪婪、好色和心狠手辣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拍即合。2003年3月,周被任命为国务委员,继续兼任公安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香港《争鸣》曾报导,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明确反对周永康任公安部长一职,指出,公安工作有其特殊性,周永康是难以胜任。但江泽民却力挺周永康,说周永康在大企业、中央部委工作过,担任公安部长不会有压力,可以放开工作,带进新思维。

周永康无任何公安工作背景,但因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于2002年12月被破格提升为中国公安部部长,并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由于中共各级政府中镇压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挂靠在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周永康的新职位使其具有了利用公检法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权力。

从2003年5月到2004年2月间的七个月中,周永康以公安部长身份十二次在各种场合、会议的讲话中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强调防范、镇压法轮功。

2003年12月刚刚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在中国公安部部属各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继续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说“严厉打击法轮功仍是中国公安工作的重点”。

正是从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急剧倒退,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严重刑事案率居高不下,黑恶势力横行,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海外媒体报道:十七大内斗焦点是周永康,十八大内斗焦点是薄熙来。十七大中共高层权力更替,最激烈内斗焦点是周永康。2007年10月,周被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面掌控中共政法工作。江泽民安排周永康接了罗干的班。 周永康是江泽民的死党,在黄菊死亡,曾庆红、罗干退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后,江家帮一下子失去了好几个席位,恐惧被清算的江泽民通过激烈内斗来维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心腹人数,所以江要拼死将周永康这个心腹塞进17大常委,以图和李长春、贾庆林联手抗衡胡温。中共内部经过激烈内斗、剿杀,江泽民将周永康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那时中国的刑事案件每年以17%至22%的幅度上升,公安部门成了百姓公认的最腐败、最黑暗的衙门。网上有言:“黑帮大佬周永康任中共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在主管迫害法轮功运动的过程中,使政法委的邪恶势力不断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文革”之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乔石等,原本努力要建立一套法制系统,实行“依法治国”,并一度取消了政法委。但“六四”的枪声中断了这一进程,在1990年,江泽民重建了政法委。尽管如此,中国的法律还不能说是一纸空文,至少在部份时候、部份地方、部份案件中还是有效的。

然而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上亿,这些人又都是守法良民,要迫害法轮功,就必须把现有司法体制彻底砸烂。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社会正义的国家,对法轮功的镇压才能有效进行。

因此江泽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并通过政法委作为“610办公室”的重要执行机构,举凡公、检、法、司、国安、外交、财政、卫生等各个部门都听命于“610”,一切为镇压开路。政法委的职权无限膨胀,十六大政法委书记罗干成为政治局常委,并延续至周永康。

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止指挥各级迫害法轮功的系统,而且流窜到全国各地,直接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一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加重迫害或办洗脑班精神摧残,那里的民众就被毒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与周永康亮相“辟谣”的同时,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百度网站上有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文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就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就直接参与此事。在沈阳陆军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周永康曾到沈阳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

为了迫害能够持续下去,江氏、周永康集团耗资巨大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的国力用于迫害。据国家计委一位官员透露,为迫害法轮功,江把中共财力都整垮了,很多官员趁机挪用公款,甚至为维持一些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能配合中共,国家也因此耗费了巨资。他说:“若对法轮功镇压政策不变,谁做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的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周永康使政法委势力迅猛膨胀。中共每年“维稳”超过7000亿人民币,增速和预算都超过军队。这些钱都是政法委掌管下的公安、武警等所花掉的。难怪有评论说:政法委的势力都要超过军队了。

正是因为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势力膨胀,他才敢于与薄熙来“谋反”,阴谋扶植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接管政法委,然后伺机搞掉习近平,夺取中共总书记之位。

周永康目前患膀胱癌,海内外“拿下周永康”,“康师傅下架”已成为民众普遍的心愿。

*********************

从罗干借助政法委开始迫害法轮功,刘京不遗余力推动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周永康因维持迫害而使政法委急剧膨胀之时,也是中国社会法制全面倒退、道德全面败坏之时,也是中国犯罪率飙升之时。也就是中共政法委祸乱中华、危害人类最严重之时。

“天要让其亡,必先令其狂。”政法委权倾朝野,周永康与薄熙来联手谋反,介入中共内斗,注定了政法委要因其罪恶而被清算,政法委也正在从内部解体中共。

------

六、政法委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中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十年前,二十年前,面对道德的下滑,中共给了人们一个托辞,就是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但是,从上面的两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这一切的发生,与政法委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拖入了道德深渊。 江泽民祭起无神论的大棒,打击人们对神的信仰,扼杀民间自发的道德觉醒。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而政法委又不讲法律,用司法系统作工具迫害做好事的人,在中国社会,行恶有赏,为善有罚,是非完全颠倒。政法委把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建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造成司法大倒退。

而政法委的头目又都是江系中的邪恶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土匪当公安,黑老大上公堂。一方面没有了来自神的和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没有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约束,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怎么能够维护呢?

利用权力破坏道德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普遍现象,其根源必在社会的上层或社会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是礼乐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当制定者维护者的上层率先破坏或废弃“礼乐”,那这种“礼乐”的坍塌就会似多米诺骨牌向社会的中下层蔓延,直至底层的全线崩溃。

这种由“礼崩乐坏”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和法律失序,也必然促动社会的丛林化。

小悦悦事件使中国网民一片哗然,普遍认为中国的道德水平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不挽救其后果不堪设想,挽救道德势在必行!应该怎样挽救道德呢?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2011年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社科院等十多个部门,针对小悦悦事件,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那么,政法委能恢复道德吗?

广东佛山小悦悦刚刚离世,增城与东莞近日又发生两宗三岁幼童被辗毙的惨剧。香港《太阳报》10月26日刊发题为《可怜幼童连遭辗 幸福广东犹自夸》的评论文章指出,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惨剧发生在号称“幸福”的广东,无异是对当局的绝妙讽刺。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全省报纸不要曝光见死不救的新闻,只能刊登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一纸禁令,虽然能营造纸上的和谐,但怎能遮掩得了丑恶的社会现实?

广东“幸福”的只是那些贪官和权贵,无论是许宗衡,还是陈绍基、王华元,个个道德败坏,贪污成性。广东省委副书记陈绍基、纪委书记王华元和深圳市长许宗衡先后倒台,涉案金额个个数亿元,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和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作为警界高层却贪赃枉法,为不法商人提供保护,换取黑金收入,连如此高层的警官都腐败。有“南霸天”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前日在重庆一审宣判,法庭认定陈绍基受贿近三千万元人民币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公个人全部财产。 官方新华社报道,法院判决书指陈绍基在一九九二年二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索取及收受财物,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九万五千多元。 中纪委作出通报:“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陈绍基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广东省第十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陈绍基是九二年二月即刚任省公安厅厅长不久已开始贪腐,却在六年后的九八年升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掌握全省公检法大权,将贪腐分子委以一省执法大权,等同派只硕鼠看管粮仓。

陈绍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陈绍基长年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曾直接领导广东省“六一零”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迫害和打击,对中共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道德败坏之徒可以依靠政法委权力迫害道德高尚的好人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又会走向何方呢?

利用司法打击道德

政法委不止是漠视见死不救,对道德不作为,而且运用法律打击见义勇为者,用司法系统直接打击道德。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 据徐寿兰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据目击证人陈二春先生称,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徐老太神志清醒,还借了电话给她儿子和侄女打了电话,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但在第三次庭审上,陈二春先生的话被徐寿兰坚决否定。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判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

事件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一审法院的判定书,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并不符合社会认识。一审判决书所用常理:“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由于法官所用之“常理”具有法律效力,将强制性的修正社会原来的常理认知。相关政府法律部门,也没有公开宣传一审“常理”不符合审理规则,表明杜绝此类“常理”。 彭宇案使社会认知到,做好事可能遭遇被一审“常理”甚至被二审终审“常理”的巨大威胁。 自此,一审法官所用之“常理”在逐步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风气剧烈滑坡。

为彭宇作证的陈先生在得知结果后激动地说“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果然,彭宇案发生后,全国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路人目击了人倒地后,大家除了打120和110之外,没人敢碰一下倒地者。

2012年1月16日,《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彭宇承认与老太碰撞 “彭宇案”不该被误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徐寿兰(徐老太)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

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是在提供真相吗?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是:“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只不过是用谎言掩盖政法委导致的道德滑坡而已。

除了党有组织的干预,政府、人大、政协和官员个人对司法的干预现象更是泛滥成灾。大陆的政府、人大、政协都设有专管司法的副市长、副主任、副主席,这些人都有权对法院审判指手画脚,打个电话、批个条子都能让法院院长立马到他的衙门来汇报。这些对法律一窍不通的领导们的任何“指示”都会使法院审判“翻云覆雨”。所以,在中国大陆,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摊上官司,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法官们哀叹:案件一进法院门,原告被告都找人,律师法官靠边站,院长也得等等看。

即使法院院长也不敢轻易拍板,原因是谁也不敢说当事人会最终找来哪路神仙。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院长宝座,他就只能把案子压一压,“等等看”。

在这种情况下,案子超审限{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被告人被超期羁押,变成了大陆司法司空见惯的现象和无法克服的顽症。 破坏司法独立的最大的后果是法院判决公正性的丧失。据最保守的估计,大陆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80%,刑事案件的50%都会遭到当事人上诉, 二审法院案件堆积如山。虽然有改判的指标限制(多么荒唐),改判率也高达30%。 有一位二审法官说,如果严格的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恐怕90%的案件都要改判或发回重审!

这种司法不公正造就的社会不公,加剧了道德滑坡的速度,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

当今不公正的制度表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而这一切,往往是制度和司法的不公平造成的!

政法委用法律杜绝了中国人见义勇为,逼着人们见死不救。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政法委鼓励的是谋财害命,花钱买命!

近年来媒体(包括中共地方小报)多次报导,中国劳教所很多被中共处死的死囚犯不是真正死囚犯本人而是替身,目前被处死囚犯中有相当数量的替身。这种情况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中是公开秘密。中国各省市黑道和白道的人大多都知道此事。

一位被中国劳教所关押约五年的劳教者透露,在中国花大概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就可收买劳教所警察,找其他犯人替死。他说,那些替死的人大多是从社会上抓来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民工,其中相当部份是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他说,打死法轮功学员上头不追究,致使很多罪恶从中产生,现在中国各劳教所中最容易被当作替死者就是法轮功学员。事实上,12年来,江泽民、罗干和周永康通过中央镇压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机构给全国各地主管公安局的政法委系统下令:打死法轮功学员不追究。这是中共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和政法委作为执法机构带头破坏法律,加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在贩卖器官巨大利益利诱下,发生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剧。

********************

结语:正如李和平律师所说:“法轮功的苦难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近几年来,政法委把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模式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如对异见人士、信仰团体、维权律师和上访百姓任意抓捕、监控、抄家、没收财产等。警方控制下的“躲猫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非正常死亡也蔓延全国。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以党代法”的政法委就是肆意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只要它存在一天,“依法治国”永远是一句空话。

政法委的存在,对中国社会和道德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政法委的滔天罪恶注定了它将被历史清算,让政法委从中国消失,造福的是每一个中国人。

(全文完)

◇ 一键分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文分享: . . .. . . . . . . . .. . . . . .

这里是你留言评论的地方

9 + 7 =
Copyright © 2007 - 2018 , Design by 真相网. 本站资料可以免费自由转载. 若有版权问题请留言通知本站管理员.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