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坐共产党牢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愿回忆它

真相网2014.9.21】人老了总愿意回忆;就是坐监狱的往事也令我神驰。我行年七十有七,有幸64年中都是在共产党治下生活的。像党报常说的:在“伟光正”党领导下,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期间22年的青壮年时期是在劳改监狱中渡过的。坐共产党的监狱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愿意回忆它。

1957年共产党以本党整风之名,用“阳谋”的方法在知识分子中抓人,这一次给这批要抓的人起名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当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因为犯了“右派言论罪”,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共产党和政府(下简称:党府)“宽大为怀”,对“敌矛”右派,按“内矛”处理(注2)。我于1958年2月14日被抓进北京市第一监狱。从此,我在各个监狱辗转关押劳改了22年,到1979年8月23日才把我放出来。26岁抓进去,48岁放出来。用小流氓的话说,是“劳改油子”了。于是我成了劳教右派中“迎来送往”的人——迎后进监狱的,送先出监狱的。

党府对“右派言论犯罪”的劳改系列分为五个级别:劳动察看、监督劳动、强制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从强制劳动那一级开始,动用警察看管之。比如稍后几年创立的北京天堂河农场,就是强劳农场,它的管理方式较劳动教养宽松一点。在北京,就是将你“解除劳教”了,也是“二劳改”(注3),在所谓“就业”队劳动,并不允许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在党府意识中还是“社会危险分子”。

据我的经历所了解的,从关入监狱的级别看,对右派分子大部分是劳动教养一级,少数直接投入劳改(经法院判刑),或由劳教升级为判刑劳改。

从关入监狱的时间看,北京市市政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高校中专学生、教育界、文艺界、工矿企业的右派们,凡是需要抓到监狱看管的,抓入时间,第一个高峰,大多数是在1958年2到5月之间,少数在5月份以后。经历的路线大体是三条:从机关学校抓到第一监狱(北京半步桥),再分别转押到①茶淀农场,或者②兴凯湖农场,或者③洮河农场。从人数上看,以转押到茶淀农场的占多数。北京市关入监狱劳改工厂农场的右派总数有多少,党府档案未公开,无从知晓。仅我所在的茶淀农场,在1958年9月右派集中到三分厂后,共编成了四个大队,约500余人。散落在其他分场未被集中的,估计不少于300人,总数800人。其他两地农场,各以400人估算,则北京市被抓入监狱的右派,应在1600人到1800人之间。

在北京,抓右派进监狱,不限于1958年初整风结束时期。第二个抓进监狱的高峰,是在1960年。那时发生了中华史上空前的人祸,和平时期三年中饿死了三千多万城乡居民。这一次抓进的右派,大多数是按原处分,如劳动察看再升级为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据我所知,北京在挨饿时期升级抓进来的右派,他们的分配路线基本上不到农场了,大部分是到北苑、良乡等劳改局所属工厂。为什么?因为那时(1960年)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也没有警察进大院里来“晚点”了(注4),没有电灯没有人声,一片漆黑,是一个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把新关进来的右派再送进此地。

升级关押改造的右派分子有多少,也不能期望党府能够公开。但也有一点追寻的线索:到1962年5月至8月之间,北京市公安局将各地各监狱(工厂、农场)关押的右派,都集中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这时,像我这样1958年抓进来的,在集中的140多人中也就剩下三分之一了,约50人。其余90人左右,都是1958年后升级进来的。

由1958年5月,估计关押的1600多右派罪犯,到四年后的1962年5月,就剩下50名左右的“精华”了;那些没有集中到团河农场的,去向有二:第一,饿死了。还有自杀的。比如:我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四人两名饿死(三局卢苇、汽车局何德一)一名自杀(汽车局徐某),就剩我一个。第二,解除劳教就业,少量回原籍了。茶淀农场饿死的右派有多少,同样是党府的机密,千古之迷也——我估计不会少于300人,他们长眠在“五八六”(注5)荒野里。

下面我叙述一下全过程和最后结局。

劳动教养的关押时间:

北京市对劳教右派关押时间的处理,可能是全国没有先例的。

(1)1958年2—5月抓进监狱,一律不定期限(这比判刑劳改尤甚之)。一直关押到1961年5月24日,对大多数右派,此时已经关押了3到3年半。

(2)1961年5月24日茶淀农场各分场集中一起开大会,会上由一个转业大兵宣布每名抓进来的右派劳动教养定期。有1年、2年、3年的(我被定期3年)。

(3)但是这个定期,从宣布之日算起!那么以前关押的3年多算什么呢?党府从来不做答复和解释——我的理解是:用警察手段将你与世隔绝,因为“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

(4)宣判定期三年者当然继续关押了,到1964年5月23日应该放人了。没有那回事!党府连对这些劳教人员都再一次失信!实在匪夷所思。不知世界司法史上有无先例——“伟光正”者此之谓也!

(5)那么,关押到何时呢?我们问党府的管教队长,答曰:不知道。继续劳改,又过了六年,到了1969年10月。这时,“伟光正”党的头号消灭了原2号,新2号发布了“清除令”。于是共和国前主席和他当年命名次序为第五的右派,被一起清除了北京;殊途同归,同国家主席一起押送“离京”对后者也算“荣幸之至”!

(6)1969年10月以后,“伟光正”党“九大”新的权力分配告一段落了。有了林氏的清除令,北京市党府不能不处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于是,这一批已经关押11年多的150多名右派,有了以下去向:

①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有家者,解除劳教,不论摘帽与否,一律发配到晋东南长治地区王庄煤矿“苦役的干活”,约90多人;

②家在其他城市的,属于解除劳教者,不论摘帽与否,一律遣返,由原籍党府公安局处理,或关押或自谋出路,据了解大部分仍送去“二劳改”,如四川省就是。约20多人。

③家在三大城市,既不解除劳教也不摘帽的“死顽固分子”,约30余人,押送河北省公安厅管辖的沙河农场(地处邯郸地区沙河县)继续关押改造,其中有我(后来又升级到8年劳改)。其他人在1970年以“社会危险分子”的名称,交“冀鲁豫老解放区”进行群众专政、管制。当局认为那里的“革命”群众觉悟高,会管好这些右派。此时有个别的人“原始罪行”不是右派,例如文化名人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女队),就和我们关在一个农场里。

以上,是我经历的北京市劳教右派的全过程,作为历史陈迹,记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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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in “《往事微痕》坐共产党牢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愿回忆它”
  1. 王晨 says:

    “反右”,反的全是中国的社会精英,非死即伤,惨不忍睹。精英们死光了,剩下的都是人渣,结果,人渣统治下的中国乌烟瘴气,人民苦不堪言。老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红朝还能撑多久?快快完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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